调查显示57%女大学生经历过性骚扰

调查显示57%女大学生经历过性骚扰

如何斩断校园性骚扰之手

“发生这些事，你还有脸来学校!”

“是不是你去勾引李老师的?”

当面的质疑，背后的议论，还有手机上发来的短信，白白不知该如何去回应，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她蜷缩在床边，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里。

这是台湾影片《不能说的夏天》里的片段。影片根据发生在台湾的一起大学校园性侵案改编。女主角白白在被自己的教授性侵后心理崩溃，自杀、逃避、绝望充斥着她的生活。

尽管电影最后，案件胜诉，施暴者李教授受到惩罚，导演也给白白安排了一个得到新生的结局。但影片之外，现实中的校园性骚扰事件却并未停止上演。如何才能斩断大学校园性骚扰之手?

说不出的痛

很长一段时间，刘朵(化名)都害怕接到导师的电话。

这名正在南方某高校读研的女孩儿说，自己的导师是院领导，平时应酬多。有时，自己也会被叫出去喝酒应酬。尽管很反感，但刘朵始终不敢说出拒绝的话。

“你可以找理由拒绝一次两次，但没办法次次都拒绝吧。”刘朵害怕，如果跟导师撕破脸，自己毕不了业怎么办?

无奈之下，刘朵选择了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一次应酬中，席上某领导竟然对她动手动脚，不但乱摸，还强吻了她。

“我不敢告诉爸妈，怕他们担心。我就觉得屈辱，无比屈辱。”刘朵带着哭腔说，自己明明是来做研究的，但感觉跟陪酒小姐一样。

李思磐也没想到，自己认识的人当中，也有不少遭遇过校园性骚扰的。今年10月下旬，这位广州性别平等倡导机构“新媒体女性网络”的召集人，曾在自己微博上发起过一个召集活动：以保护隐私为前提，征集自己或身边经历过校园性骚扰的大学生，讲讲自己的经历。

“最后我联系了7个网友，吃惊的是，其中有4个我都认识。但之前，从来没听她们提过有这样的经历。”李思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实，校园里的性骚扰甚至是性侵并不罕见，但当事人往往只会把这样的遭遇“咽到肚子里”。

《中国妇女报》11月4日的一则报道曾援引过这样一组数据：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

另一项调查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对1200名女大学生调查发现，其中有531名女性(占总数44.3%)表示曾遭遇性骚扰，而且不少受害者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的性骚扰。该调查还发现：23%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女大学生认为“情况严重”。

“老师对学生的性骚扰或者是性侵案，有很明显的特点。”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律师张伟伟曾接手过多起相关案件。她说，老师通常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

学生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

“这种骚扰往往还具有持续性，受害学生也多会出现强烈的创伤后应激性反应，比如抑郁、自杀、封闭等。”张伟伟说。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负责人、律师李莹曾接触过一位被侵害者。事发后，女孩儿不断强迫自己洗澡、洗手。而且每次洗澡要两三个小时，一天还要洗手20多次。不但无法跟人交流，更无法正常学习。

“性骚扰或者性侵，给受害者带来的伤痛是一生的，对个人生活和发展都会有影响。”李莹说道。

无力的维权

然而，遗憾的是，校园性侵案的调查和取证面临重重困难。

“因为高校是一个封闭的利益圈，不管是在取证还是定罪上，都会有很大难度。”李莹说，大多数受害者没有证据意识。如果施暴者死不承认，又缺少直接证据，仅凭被害人的陈述，很难定罪。

此外，校园性骚扰在罪名的认定上也存在空白。

李莹说，《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首次规定禁止性骚扰，但对性骚扰却缺少进一步的法律解释。在李莹看来，是否自愿，无法从被害人有没有激烈反抗来断定。

“就像有的案子，以当时是女生去开的房为证据，咬定她是自愿的。但其实，有可能是背后的权力关系，让这个女生不得不这么做。”李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师掌握着学生的未来。能获得怎样的成绩，能不能顺利毕业，老师的评价很重要，反抗起来就很难。

让张伟伟还感到痛心的是，受害一方站出来维权，往往还会遭受一些流言的中伤。

“比如有人会说其实是学生勾引的老师，或者是勾引未遂在栽赃。”张伟伟说，受害者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也因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防止校园性骚扰的发生，还是得依靠校方加强管理和教育。

让张伟伟印象深刻的，是她曾经接触过的一个发生在研究机构的性侵案。施暴者是位博士生导师，在业内还很有名气，他会趁着带学生出差的机会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

“如果学生反抗的话，他就会通过限制论文、科研项目等进行报复。”张伟伟说，也因为这样，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直到有个女孩儿开始出现抑郁、自杀等不正常现象，才被该机构的领导注意到，但最终还是因为缺乏直接证据而没有起诉。后来，该研究机构在内部开展了整顿行动，开除了涉事导师的党籍和所有任职，并在师生中开展了批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