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政权力干预与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_谢世飞

第31卷第2期2014年4月东　疆　学　刊

Do ng jiang Journal

Vo l.31No.2

Apr.2014

政府行政权力干预与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

谢世飞

[摘　要]中国股市自成立以来,始终没有摆脱政府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可以说,政府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是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直接推手。中国政府之所以要频繁地、直接地干预股市,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股市功能定位的错误。中国政府对股市的功能先后定位在为国企融资、为国企解困、实现国有资产资本化等方面。然而,股市有股市的运行规律,不可能一直按政府的意图运行。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一旦股市的运行状况影响到政府对股市的期待时,政府就会动用各种力量来促使股市向着有利于政府意图的方向运行。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中国股市暴涨暴跌,必须使交易功能回归为中国股市最本质的功能,同时将“三公”原则确立为政府管理股市的目标。

[关键词]股市暴涨暴跌;行政权力干预;股市管理目标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4)02-0052-05 [收稿日期]2014-01-03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构建防范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体制与机制研究——基于完善中国金融市场制度的分析》,项目批准号:10X JY040。

[作者简介]谢世飞,男,重庆行政学院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股票定价、资本市场、会计报表分析等。(重庆400041)

一、政府的政策措施: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直接推手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股票市场是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其建立和成长的初始推动力都不是来自于市场自发力量,或者说不是来自于企业和投资者的自发力量,而是来自政府的行政力量[1](6～7)。可以说,20多年来,政府始终在扶持着股票市场,股票市场也始终渗透着政府的意图,体现着政府的价值取向与宏观经济政策偏好。中国政府对股市的直接干预,一方面使中国股市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股市的“政策市”特征变得非常明显。频繁地、大幅度地暴涨暴跌是中国股市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股市重大制度缺陷的主要原因之一。考察中国股市20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绝大部分股市的暴涨暴跌,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即,每当股市持续上涨时,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官员如坐针毡,担心形成巨大的泡沫,便会出台强硬调控措施打压,抑制股市上涨。譬如,1996年10月,因担心经济泡沫以及为了防范和化解当时的金融风险,监管层连下“十二道金牌”对火爆的股市行情实行强压政策,结果导致股市暴跌。再譬如,1994年7月“三大救市政策”的出台,导致股市暴涨;再譬如,1999年的“5.19行情”引发的股市暴涨,也是政府救市的结果。可以说,20年多来,中国股市始终没有走出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不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股市暴涨和暴跌的“政策驱动型”特征都更为明显。

政府的直接干预是绝大部分中国股市暴涨和暴跌的导火索,其余暴涨周期或暴跌周期从表面上看尽管不是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它们其实大多数是政府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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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遗症。试想,如果没有2007年“5·30”对股市的重创,就不会有6124点的报复性上涨所创下的历史高点;如果没有新股的密集发行与“大小非”的解禁对股市的重创,就不会有2008年的1664点。因此,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不当干预的结果。

此外,王擎(2011)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与美、英、日三国的股市相比,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幅度最大,并且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表现出较强的“政策驱动型”特征,而美、英、日股市的暴涨暴跌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和事件驱动型”特征[3](17～2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政策措施是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直接推手。

二、防范行政权力不当干预:将“三公”原则确立为政府管理股市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政府要频繁地、直接地干预股市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股市功能的错误定位。中国政府对股市的功能先后定位在:为国企融资、为国企解困、为实现国有资产资本化以及恢复股市的投资功能等方面,有的时候还夹杂着维持社会稳定等政治任务以及其他一些宏观经济目标。然而,股市有股市的运行规律,它不可能一直按政府的意图运行。在过去20多年中,一旦股市的运行状况影响到政府对股市的期待,政府就会动用各种力量来促使股市向着有利于政府意图的方向运行。这就是中国政府频繁地、直接地干预股市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自中国股市建立以来,最大的全局性问题就是政府对股市的功能定位。由于不同的股市功能定位会产生不同的政府管理目标。比如,当政府把股市功能定位于支持国民经济发展时,融资就会成为政府的首要考量目标。长期以来,中国股市重发展、轻监管,重规模化发展、轻规范化建设,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府对股市功能的定位有误。[3](204～207)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股市是交易股票的场所,因此,其最本质的功能是交易功能。与之相比,其他功能都是派生的,如融资功能、促进经济发展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价值发现功能等。然而,过去20多年中,中国政府一直是把各种派生功能作为股市的本质功能。其实,对于股市的派生功能,我们可以有所期待,但不能唯此是举,尤其是不能影响到股市的交易功能。因为如果一个股票市场连交易功能都不具备,那么,这样的股票市场终将会消亡,其他功能也终将无从谈起。因此,政府必须首先把股市定位在交易功能上。

不同的功能定位产生不同的管理目标。当政府把交易功能定位为股市最本质的功能后,那么,政府管理股市的目标就应当定位于确保股票市场交易的公正、公平和公开。成熟市场国家和地区都将“三公”原则作为股市管理的最高目标,体现的正是这种思想。如果一个股票市场在交易方面做不到公正、公平和公开,那么,这样的市场就如吴敬琏老先生说的“还不如赌场”,迟早会被投资者唾弃。

当政府将“三公“原则作为股市管理的最高目标后,政府直接干预股市的边界也就确定了,即只要股票交易违背“三公”原则,或股市继续往某一方面发展会危及到“三公”原则的实现,此时政府就应当直接干预股市或重新进行制度设计。

那么,如何保证中国股票交易的公正、公平和公开呢?

三、构建确保中国股票交易公正、公平和公开的股市体制

(一)将政府的监管人角色与经济人角色分开

在中国,政府既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同时又以经济人的身份出现。作为股市中的经济人,当政府携带强大的权力资源与其他市场主体展开竞争时,谁会是其对手呢?谁又有资格充当政府的竞争对手呢?中国政府在股市中的双重角色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而这并非能在短期内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必须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架构下解决这一问题。

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要保证中国股票交易的公正、公平和公开,首先必须将政府的监管人角色和经济人角色分开;其次在两种角色之间建起隔离墙。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尽可能地增强政府内部代表不同利益群体机构的独立性,并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譬如,国资委和中央汇金公司可以改为隶属全国人大;证监会则应成为一个与行政系统有别的“独立机构”。这样一来,各个机构在决策的时候,主要追求自己法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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