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罗摩诗力说

浅析鲁迅《摩罗诗力说》

鲁迅“摩罗诗力”的基本主题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所“反抗”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封建腐朽的政治文化，抱残守缺的传统陋习；所采取的主要“动作”，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行动，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革命行动，以及旨在改造国民性的文艺启蒙行动。这些是就其合目的性而言的。若从学理的角度和文化建构的意义上讲，“摩罗诗力”也意在破旧立新，即在打破以瞒与骗为特征的旧的文艺传统、内容形式、方法结构与审美观念的同时，树立新的文化观，新的文艺观，新的美学风格和新的文论范式和开辟新的文艺启蒙领域。这些都属于合规律性的范畴。鲁迅的“摩罗”精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及人性思想的解放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摩罗诗力浪漫主义

“摩罗诗力”是鲁迅在留学日本时期思想的一个关键词，这个思想的形成受到了西方浪漫派文学诗潮的重要影响。

所谓“摩罗诗力”，译成汉语就是“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摩罗”一词，是梵语音译。梵语，是印度欧罗巴语系中最古老的一支。“摩罗”也有译作“魔罗”，或简化为“魔”。

魔字，在先秦诸子及两汉以前的论著中，并无此字。魔字最早出现是在后魏武定六年，也就是公元548年。据《说文新附考》卷四载《正字通》引《译经论》中云：“魔，古从石作磨，梁武帝改从鬼。”《众经音义》卷二十一云：“魔，书无此字，译人义作，则不始自梁武。钮氏云后魏武定六年，造像颂云：‘群魔稽首’，时已有魔字。”可见“魔”字最早是出现在石刻造像上。

“摩罗”为佛教用语，是梵文“Māra”的音译，亦作“魔罗”，简称“魔”，与基督教所谓的“魔鬼撒旦”(Satan)之义接近。就像鲁迅所言：“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摩罗”可以意译为“扰乱”、“破坏”、“障碍”等。佛教认为摩罗能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印度古代神话传说欲界最高境界第六重天之主波旬(Pāpīyas)为魔界之王，经常率领魔众从事破坏善事的活动，喜欢控制别人屈从于他的邪恶意志。佛教采用其说，把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视为魔。《大智度论》卷五载：“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1]据说，佛教中的摩罗法力通天，智慧无边，诱惑力大。在佛祖释迦牟尼(Shakyamuni)即将修成正果之时，也曾使用女色引诱对方，以期达到扰乱身心、破环定力、阻碍成佛的目的，但却以失败告终。

“摩罗诗力”的文学思想在鲁迅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鲁迅所说的“摩罗”有多重含义，首先是指以浪漫派诗人的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派”。在西方，摩罗诗派的正式名称应是Romantics或Romantic Movement。“romantic”一词源于古法语的“romant”，原指用拉丁语方言罗曼斯语写的传奇故事，因其内容主要是中世纪骑士的空想和冒险经历，故用来表示新奇惊异之意。在现代法语中，源自“romant”一词的有“roman”、“romance”与“romanticisme”等词，分别表示传奇小说或长篇小说，抒情歌曲或浪漫曲，浪漫主义等等。文艺史上，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被认定为浪漫主义时期,但其

影响在整个十九世纪持续不衰。在英国，浪漫诗派发端于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 以他们俩人在1798年共同出版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为标志。后起之秀中有拜伦、雪莱、济慈等人。

鲁迅笔下的“摩罗诗派”，是以拜伦为代表的一群富有反叛精神或爱国热情的诗人。青年鲁迅认为：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谙，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之于无己。合而言之，凡立意在反抗动作，具有抱诚守真，刚健质朴之风格，不媚时俗，以振起人心，谋求国民新生为旨归的十个效力，就是“摩罗诗力”。凡具有这种精神气质的诗人就是“摩罗诗人”。即是“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鲁迅认为这群摩罗诗人的力量足以振奋人心，语言思想比较深刻，能发出最雄壮伟大的声音。

其次，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摩罗也意味一种“天才”，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性解”。摩罗诗人是民众的代言人。对于民众的苦难与生活之烦恼，他们的感受更深切，反应更敏锐，抒写更真实。所以，他们是触动人们心灵的人。他们所作的诗，不为自己独有，属人们心中之诗。只是人们心中有诗，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2] 再者，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看，摩罗也象征着鲁迅所呼吁的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在鲁迅看来，只有通过这类战士的不懈努力，才会“破中国之萧条”，才能推动“第二维新”。这样的战士，无疑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自由民主战士。具体说来，也就是鲁迅所论的“个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一方面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与个人尊严，另一方面是出于民主自由理想所呼唤的“先觉战斗之士”。鲁迅认为，“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他认为个人的人格品性非同一般，他们“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起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3]

同时，鲁迅所提倡的”摩罗诗力”还具有破旧立新的思想。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拿来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一篇专论拿来主义的文章中，不仅阐述了三种不同的拿来态度，而且断言：“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4]而《摩罗诗力说》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先声，其中“别求新声于异邦”就是早期的宣言，引介浪漫主义诗派就是具体的明证。拿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立新，即立新人格与新文艺；在立新的同时，必然要破旧，即破旧人格与旧文艺。《摩罗诗力说》的破旧立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摩罗诗力说》具有新的文化观。它开宗明义的引用了尼采的一句名言：“求古源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鲁迅依他特有的方式点明了文章“别求新生”的主题，暗示了他对中国旧人格旧文艺的失望，以及对新人格，新文艺的向往。在文章中，鲁迅直面中国的社会现实，将诗歌与文化的兴盛看作是立民兴国的决定因素，如果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文化诗歌就会衰落，民族的命运就会完结，国家就会沦为历史的陈迹。在文中鲁迅讥笑那些已经中落家荒的飘零子弟，因为尊贵显赫的虚荣，死抱着思旧怀古之风不放，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祖宗辉煌往昔等滑稽作法；同时抨击那些胡乱夸耀，自寻安慰，盲目乐观，妄自尊大，张嘴唱军歌，随意作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