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罗摩诗力说

浅析鲁迅《摩罗诗力说》
鲁迅“摩罗诗力”的基本主题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所“反抗”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封建腐朽的政治文化，抱残守缺的传统陋习；所采取的主要“动作”，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行动，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革命行动，以及旨在改造国民性的文艺启蒙行动。

这些是就其合目的性而言的。

若从学理的角度和文化建构的意义上讲，“摩罗诗力”也意在破旧立新，即在打破以瞒与骗为特征的旧的文艺传统、内容形式、方法结构与审美观念的同时，树立新的文化观，新的文艺观，新的美学风格和新的文论范式和开辟新的文艺启蒙领域。

这些都属于合规律性的范畴。

鲁迅的“摩罗”精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及人性思想的解放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摩罗诗力浪漫主义
“摩罗诗力”是鲁迅在留学日本时期思想的一个关键词，这个思想的形成受到了西方浪漫派文学诗潮的重要影响。

所谓“摩罗诗力”，译成汉语就是“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

“摩罗”一词，是梵语音译。

梵语，是印度欧罗巴语系中最古老的一支。

“摩罗”也有译作“魔罗”，或简化为“魔”。

魔字，在先秦诸子及两汉以前的论著中，并无此字。

魔字最早出现是在后魏武定六年，也就是公元548年。

据《说文新附考》卷四载《正字通》引《译经论》中云：“魔，古从石作磨，梁武帝改从鬼。

”《众经音义》卷二十一云：“魔，书无此字，译人义作，则不始自梁武。

钮氏云后魏武定六年，造像颂云：‘群魔稽首’，时已有魔字。

”可见“魔”字最早是出现在石刻造像上。

“摩罗”为佛教用语，是梵文“Māra”的音译，亦作“魔罗”，简称“魔”，与基督教所谓的“魔鬼撒旦”(Satan)之义接近。

就像鲁迅所言：“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

”“摩罗”可以意译为“扰乱”、“破坏”、“障碍”等。

佛教认为摩罗能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

印度古代神话传说欲界最高境界第六重天之主波旬(Pāpīyas)为魔界之王，经常率领魔众从事破坏善事的活动，喜欢控制别人屈从于他的邪恶意志。

佛教采用其说，把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视为魔。

《大智度论》卷五载：“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

”[1]据说，佛教中的摩罗法力通天，智慧无边，诱惑力大。

在佛祖释迦牟尼(Shakyamuni)即将修成正果之时，也曾使用女色引诱对方，以期达到扰乱身心、破环定力、阻碍成佛的目的，但却以失败告终。

“摩罗诗力”的文学思想在鲁迅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鲁迅所说的“摩罗”有多重含义，首先是指以浪漫派诗人的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派”。

在西方，摩罗诗派的正式名称应是Romantics或Romantic Movement。

“romantic”一词源于古法语的“romant”，原指用拉丁语方言罗曼斯语写的传奇故事，因其内容主要是中世纪骑士的空想和冒险经历，故用来表示新奇惊异之意。

在现代法语中，源自“romant”一词的有“roman”、“romance”与“romanticisme”等词，分别表示传奇小说或长篇小说，抒情歌曲或浪漫曲，浪漫主义等等。

文艺史上，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被认定为浪漫主义时期,但其
影响在整个十九世纪持续不衰。

在英国，浪漫诗派发端于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 以他们俩人在1798年共同出版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为标志。

后起之秀中有拜伦、雪莱、济慈等人。

鲁迅笔下的“摩罗诗派”，是以拜伦为代表的一群富有反叛精神或爱国热情的诗人。

青年鲁迅认为：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谙，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之于无己。

合而言之，凡立意在反抗动作，具有抱诚守真，刚健质朴之风格，不媚时俗，以振起人心，谋求国民新生为旨归的十个效力，就是“摩罗诗力”。

凡具有这种精神气质的诗人就是“摩罗诗人”。

即是“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鲁迅认为这群摩罗诗人的力量足以振奋人心，语言思想比较深刻，能发出最雄壮伟大的声音。

其次，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摩罗也意味一种“天才”，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性解”。

摩罗诗人是民众的代言人。

对于民众的苦难与生活之烦恼，他们的感受更深切，反应更敏锐，抒写更真实。

所以，他们是触动人们心灵的人。

他们所作的诗，不为自己独有，属人们心中之诗。

只是人们心中有诗，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

平和之破，人道蒸也。

”[2] 再者，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看，摩罗也象征着鲁迅所呼吁的中国“精神界之战士”。

在鲁迅看来，只有通过这类战士的不懈努力，才会“破中国之萧条”，才能推动“第二维新”。

这样的战士，无疑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自由民主战士。

具体说来，也就是鲁迅所论的“个人”。

这里所说的“个人”，一方面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与个人尊严，另一方面是出于民主自由理想所呼唤的“先觉战斗之士”。

鲁迅认为，“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

”他认为个人的人格品性非同一般，他们“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起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

”[3]
同时，鲁迅所提倡的”摩罗诗力”还具有破旧立新的思想。

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拿来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他在一篇专论拿来主义的文章中，不仅阐述了三种不同的拿来态度，而且断言：“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

”[4]而《摩罗诗力说》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先声，其中“别求新声于异邦”就是早期的宣言，引介浪漫主义诗派就是具体的明证。

拿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立新，即立新人格与新文艺；在立新的同时，必然要破旧，即破旧人格与旧文艺。

《摩罗诗力说》的破旧立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摩罗诗力说》具有新的文化观。

它开宗明义的引用了尼采的一句名言：“求古源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

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

”鲁迅依他特有的方式点明了文章“别求新生”的主题，暗示了他对中国旧人格旧文艺的失望，以及对新人格，新文艺的向往。

在文章中，鲁迅直面中国的社会现实，将诗歌与文化的兴盛看作是立民兴国的决定因素，如果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文化诗歌就会衰落，民族的命运就会完结，国家就会沦为历史的陈迹。

在文中鲁迅讥笑那些已经中落家荒的飘零子弟，因为尊贵显赫的虚荣，死抱着思旧怀古之风不放，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祖宗辉煌往昔等滑稽作法；同时抨击那些胡乱夸耀，自寻安慰，盲目乐观，妄自尊大，张嘴唱军歌，随意作军歌，
痛斥印度、波兰奴性的“洋务派”人士及其肤浅的行为。

鲁迅新文化观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科学进化论，早在鲁迅南京求学之际，进化论的观点就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其影响最大。

他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进化发展是硬道理。

同时还认为进化论不仅可以促进文化更新与艺术创新，还可以延长种族与壮大生命力，乃至推动社会进步。

鲁迅为了达到破旧立新的目的，对进化论进行了利用和改造，强化了其中发展的观点，以此来促进新文化的建构和新社会的改革。

其次，《摩罗诗力说》还具有新的文艺观。

在文章中，鲁迅介绍并称颂了拜伦、雪莱、普希金等浪漫主义诗人的生平、作品及创作思想等。

他对摩罗诗派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十分赞赏，这也与他批判中国的黑暗现实以及国民劣根性十分相符。

鲁迅所倡导的文艺观是以浪漫主义为导向，并且蕴藏着改变文学观念的火种。

鲁迅认为诗人是具有革新精神立法者，如同“摩罗诗派”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

正如雪莱所说：“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是不可领会的灵感之祭司；是反映出‘未来’投射到‘现在’上的巨影之明镜；……是能动而不被动之力量。

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同时，鲁迅同大多数浪漫派诗人一样，承认天才对于艺术创作和思想革命的重要意义。

他既推崇天才（“性解”）的诗人，也称颂天才的个性。

天才的个性，主要表现在思进取、抗旧俗、争自由、求解放、讲真实、多新创的实际行动和不屈不饶的精神之中。

鲁迅热切地期盼着天才的出现，也呼吁社会尊重天才的作用。

再次，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还具有新的美学形态。

鲁迅希望通过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以及“摩罗诗派”的示范作用来唤起民众，孕育出更多的“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破中国之萧条”的“精神界之战士”。

《摩罗诗力说》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激烈、悲壮、雄健、伟岸的美学特征，这是一种崇高的美，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古典式和谐的美。

这种崇高的美学形态，以“摩罗诗派”及其笔下的英雄人物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是一种摩罗式崇高，与神游古境、畏死不争、隐逸逃避的虚幻式和谐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常见的那种“曲终奏雅”式的大团圆主义大异其趣。

这种摩罗式崇高，正是鲁迅手中最为锐利的武器，用来促进和实现中国文艺从古典的或喜剧性的虚幻式和谐，向现代的或悲剧性的冲突式崇高的转型。

就如鲁迅称颂的“善抗，性情率真，刚毅雄大”的拜伦，“性复狷介，反对旧习，更张破坏，毫不妥协的雪莱”，以及摩罗诗人作品中的刚烈勇猛，侠肝义胆，雄强悲壮，命运多舛，为达理想，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物形象，都是鲁迅所期盼出现的“破中国之萧条的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以会通中西的方法，打破“曲终奏雅”式的大团圆主义，独创出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悲剧的《狂人日记》，代表中国贫苦农民之悲剧的《阿Ｑ正传》，代表中国劳动妇女之悲剧的《祝福》，代表中国下层知识分子之悲剧的《孔乙己》和《伤逝》，代表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之悲剧的《药》等作品。

[5]这一幕幕悲剧，震荡着当时的文坛，感染着当时的读者，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旧文艺向新文艺的过渡，推动了古典虚幻式和谐向现代摩罗式崇高的转型。

最后，《摩罗诗力说》还具有新的文论范式与诗教理论。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诗话词话，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文论或文学批评，主要是给行家圈内的人写的，表现为一点即悟式的、不用费笔墨的话语方式。

其论据所出，大多是作者与作品名称的连串罗列与相互排比。

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传统的阅读圈子被打破，而
那种传统的文论或文学批评也已不再适用社会。

在这种情形之下，鲁迅强调文艺“无用之用”的启蒙教育作用，批评传统的“无邪”诗教观，认为那种“持人性情”的作法有悖人意，如同“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

”[6]鲁迅于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发展了新兴的文论范式。

这种范式有引介，有评价，有分析，有归纳；既注重信息传布，也注重实证诠释；相关作者的生平事迹与性格特征，作品人物的思想言行及其相关情节，都在或详或略的叙述评析之列，而且富有真凭实据与真情实感。

其振奋、生动和充满阳刚之气的文笔，无疑对激活当时中国文坛的批评思维方式十分有益。

鲁迅的“摩罗诗力”精神就像鲁迅一直以来对中国人的认识那样，他对中国文化即中国人都进行了抨击，尤其是对中国人的内心萎靡及劣根性的批评，他的摩罗精神还提倡以心力振国，希望有更多的精神战士能够生长起来从而“破中国之萧条”。

鲁迅在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诗人中间，找到了英国被称为摩罗派诗人拜伦的谱系，把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想引入中国，在五四时期解放了思想，树立了人的位置。

鲁迅以《摩罗诗力说》为起点，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他倡导的人道主义文学以及革命浪漫主义都在中国发展了起来，他所呼吁的“精神界之战士”也在他人格魅力的召唤下，壮大了起来。

“摩罗诗力”的精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及人性思想的解放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参阅《辞海》对“摩罗”和“魔”的注释。

[2] 参阅《摩罗诗力说》第二节。

[3] 参阅鲁迅：《文化偏至论》。

[4] 鲁迅《拿来主义》最后一段。

[5] 参阅雪莱：《诗之辩护》，见汪培基等译：《英国作家论文学》（北京：
三联书店，1985年），90-91页。

[6] 参阅《摩罗诗力说》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