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

7、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

7、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的社会批判思想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异常尖锐的动荡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更新变革的重要时期。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迭,目睹了“天崩地解”的社会剧变,清代初期大批先进的思想家,在对亡国覆家的沉痛反思中,在对明朝灭亡的理性总结中,指出了封建专制体制的弊端,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形成了具有民主启蒙特点的社会批判思想。其中,黄宗羲、顾炎武、唐甄三人,是这一时期社会批判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1)黄宗羲的社会批判思想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著

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

黄宗羲少时师从大儒刘宗周受学,博览群书,精通经史,于经史之著、百家九流

之学、天文历算之法、佛道典籍之书,无不究心精研,与弟宗炎、宗会并负才识,时有“浙东三黄”之名。其父尊素是明末著名的东林名士,官至御史,天启间为阉党所害,冤死诏狱。崇祯帝即位后,19岁的黄宗羲袖铁锥入京讼父冤,锥刺阉党,声震朝野。后又与顾杲、杨廷枢等领导复社,继续展开对阉党的斗争。明朝灭亡,清兵南下,黄宗羲在家乡招募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起兵浙东,抗击清军。在其后8年多的抗清斗争中,黄宗羲见明朝复兴无望,乃返回故里,专心著述。以后,清政府屡次征召,他坚辞不就。黄宗羲的著作较多,其政治著作主要有《明夷待访录》等,哲学著作主要有《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等,史学著作主要有

《行朝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此外尚有《南雷文集》等。

黄宗羲亲身经历了明朝由腐败黑暗走向覆灭的沉痛历史,他在对明亡教训的反

思中,深刻认识到了君主专制的社会弊端。因此,为了救治封建社会弊端,穷探古今

治乱之源,黄宗羲猛烈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提出了改革社会的理想方案。他的社会政治批判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黄宗羲的社会批判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上。

他认为封建社会的一切祸患弊害,源于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造成天下最大祸害的人,就是君主。由此,他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思想。

黄宗羲认为,国家社会的主体原一是天下民众,君主的政治活动目的在于维护天下民众的利益。而后世的封建专制君主却自立为国家的主宰,因而导致了天下的动乱。他揭露说:“古代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主,君主为客。而现在的社会却是以君主为主,而以天下为客,凡是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都是为了君主。所以,君主未得天下之时,则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搏取其一人之产业利益,这实在是很惨烈的事情!然而,君主却说:‘我这是为了子孙创业。’君主既得到了天下,则不惜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满足其一人之淫乐,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并

说:‘这是我的产业的花息。’所以,造成天下最大祸害的人,就是君主。”[ 《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获得和巩固,是通过残害天下万民的疯狂屠杀和野蛮掠夺而攫取的。封建君主为了满足一人一姓之淫乐,屠戮天下万民,无视万民的忧乐,将天下视为自己的莫大的产业,以为天下的利害之权皆出于自己。所以,封建君主是造成天下最大祸害的人。黄宗羲指出,君主将天下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为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对广大民众残酷压迫和剥削,以致现今天下民众怨恨君主,视其为不共戴

天的强盗寇仇,称其为残害众生的独夫民贼。因此,黄宗羲大声疾呼:“难道天

下之大,在亿万众生万家姓氏之中,独独私爱这一家一姓吗”,“天下的治乱,不在于这一姓的兴亡,而在于万民的忧乐。”在此,黄宗羲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君主的凶残本性,直接否定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基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黄宗羲指出了君主应当担负的社会的职责和义务。他说,君主的权力和义务在于,知道天

下不可缺少衣服,要为民众授地以种植桑麻;知道天下不可缺少教化,要为民众兴立学校以进行教育,设立婚姻礼制以防止淫乱,设立赋税以防止动乱。君主应当以天下万民之事为事,辛勤劳作而不享其利,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爱戴,天下才能实现平治。

黄宗羲的社会批判思想,还表现在他对于君臣关系的认识上。他认为,君主专制体现下的封建官吏,无条件地服从于君主,就都是君主的爪牙和帮凶。他说:“世上臣吏之人,认为臣吏是为君主而设立的,君主分给我天下而后让我去治理,君主授予我民众而后让去管理。他们认为,天下和民众都是君主囊中的私有财物。如果各地的情况非常混乱,民众的生活极端憔悴,达到了危害到君主的地位安危的程度,则他们就不得不讲求治理管理民众的方法。如果没有达到危害到国家社稷安危存亡的程度,则他们对于各地的混乱,民生的憔悴,即使是有忠诚的臣吏,也认为这不过是纤芥之疾而不加以重视。”[ 《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指出,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他们的所思所忧,只是如何压迫剥削天下的民众,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由于他们视天下和民众为君主的私有财物,因此只要君主的统治得以巩固,他们便无视天下民众的困苦危难。而只求自身能够持禄保宠。即使他们讲求治民牧民之术,也不过是在于免君之危,并不是为了康济时艰。对于这群君主专制的爪牙帮凶,黄宗羲对他们是极其痛恨和仇视的。黄宗羲认为,君主

与臣吏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都应为天下民众的利益而各尽职守。他说,君主与臣吏,名异而实同,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天下的治理之所以需要臣吏,在于天下的事情,不是君主一个人所能独自治理的,需要君主与臣吏共同来治理。所以,臣吏的“出仕任职,是为了天下的治理,而不是为了君主一人;是为了救治万民,而不是为了君主一姓”[ 《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指出,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天下事务应以民众为中心,而不应以君主为中心,臣吏在治理天下时,应当以天下万民为重,以合乎道义为行为的原则。

黄宗羲的社会批判思想,还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社会的法律制度。他

指出,法律的制定,应是为了维护天下人的利益,但封建专制下的法律,却是为了维护统专制统治者的利益,这样的法律实质上是君主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的公法。他指出,三代以上的法律,是“无法之法”,它的起源在于保证天下的人都能得到养育,天下的人都能得到教化,目的在于维护民众的利益,所以这种法非常简单,法律虽少但社会却不乱。而封建专制的法律,其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利益和极权统治,因而它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这样,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制定很多的法律,其结果却是法律愈密,而祸患积累得也就愈深。这样,本来是治乱的法律反而成了兴乱之因。所以,一家之法的结果,必然是导致专制统治者最终走向灭亡。

黄宗羲在批判了封建君主的专制法律弊端之后,指出只有具有了维护天下民众

利益的公法,才能取消君主一家之法的社会危害。为此,他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实行分权众治,并提出了学校议政的办法。他认为,治理天下的方法,应当皆出于学校,设置学校以监督朝政,对于君主的政策和行为,应当是“公其是非于学校”,通过学校来加以评判,这样君主就不敢独断专行。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力,他希望恢复宰相制度,并赋予宰相很大的权力,使其与君主一起商议国家大事。同时,宰

相下面再分设吏、礼、兵、刑等部门,分管政务。

黄宗羲的社会批判思想,还表现在他十分重视民众的生存问题。他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社会的治乱应以是否能够满足民众的需求为标准。由此,他通过区分“治”、“乱”两个概念,认为“确定天下是‘治’还是‘乱’的标准,并不在于一家王朝的兴衰,而在于万民的忧乐”[ ? 黄宗羲:《原臣》。]?。民众是天下的主体,民众生存得到了保证,那就是社会得到了治理;如果民众身陷痛苦之中,那就是社会处于混乱。他为了解救民众的贫困,他提出了计口授田的方法,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平均土地,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授田于民,减少苛捐杂税。减轻民众负担,保证民众的衣食之需。同时,随着整个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黄宗羲认识到工商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