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身而立,直道而行——“四书通讲”之正直之道(下)

上海 刘强

正身而立,直道而行

——“四书通讲”之正直之道（下）

好恶必察，报怨以直

上文已说，“直心”难养，“直道”难行，与人们执迷于世俗的“毁誉”有关。下面要说的是，因为现实利益的需要，人们还会“隐匿”自己真实的“好恶”，从而也为“直心”“直道”的养成，带来很大的困难。如果说“毁誉”的计较是外在的，那么“好恶”的隐匿就是内在的，唯其如此，反而更难察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

耻之。”

（《论语·公冶长》）这里虽然并未说到“直”，事实上却是从反面来论证“直道”。“巧言令色足恭”，是从外在行为逢迎讨好于他人，是“行迹”上的“不直”；“匿怨而友其人”则是掩饰真实的“好恶”，则是“心迹”上的“不直”。这两种状态，都是主张“直道而行”的孔子所“耻之”的。正因如此，孔子对于一般人的“好恶”充满怀疑：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论语·卫灵公》）孔子说：“众人都讨厌某人，一定要去考察一下；众人都喜欢某人，也一定要去考察一

下。”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孔子的另外两句话来解读。一句是：“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句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为惑也。”（《论语·颜渊》）“众恶之”，或许出于“放于利而行”；“众好之”，或许正是好恶无节，反而易为人所“惑”！

至于怎么“察”？且看孔子和子贡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论语·子路》）这里的“乡人皆好之”，即“众好之”；“乡人皆恶之”，也即“众恶之”；孔子皆以为“不可”，就是“必察焉”之意。怎么“察”呢？孔子的回答出人意料，不是要“察”那个被“好

《名作欣赏》2019年第10期

恶”的对象，而是要对“乡人”先行“勘察”，对其“善者”与“不善者”进行“分流”，然后得出结论：“皆好之”“皆恶之”都“未可也”（未必值得称许），能让“善者好”“不善者恶”的人，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

孔子这种精微高妙的“察人”之法也为孟子所继承。孟子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窃以为，孔孟这一对民众或乡人好恶的“怀疑论倾向”，对矫正“民粹主义”思潮，营造理性的舆论空间，避免造成“多数人的暴政”，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大众“好恶”的不可靠责任并不全在“乡人”身上，民众之所以被“惑”不过缺乏“智”，以至于利令智昏。而迷惑民众的人却是放逐了“直心”，背叛了“直道”，故孔子对他们的批评尤其严厉：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论语·先进》）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论语·阳货》）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对“乡原”之流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

（万章）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孟子）曰：“……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

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

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

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上》）

为什么孔孟都把“众好之”的“乡原”斥为“德

之贼”？关键在于“直心为德”，而“乡原”们恰恰背离了“直心”和“直道”！故孔子才要说：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为什么唯有仁者才能“好人”“恶人”呢？盖因仁者不唯有仁心，亦且有“直心”，因为“直”，故能秉公去私，明辨是非，不隐不匿，故其所好，必可好之人，所恶，亦必可恶之徒。不仁者则往往以利害定好恶，只贪财利，不辨是非，故其所好，未必可好之人，所恶亦未必可恶之徒。黄宗羲《宋元学案》云：

“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这里的“道”，乃“直道”与“公道”也。

那么，仁者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别人的“好恶”或“怨”呢？《论语·宪问》篇如是说：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此章可谓“德怨之辨”。或人所谓“以德报怨”，大有佛、老二氏意趣。《老子》三十六章说：“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四十九章又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分明便是“以德报怨”“以善待恶”“以信报不信”。佛教《四十二章经》亦云：“人愚，以吾为不善，吾以四等慈（慈悲喜舍）护济之。重以恶来者，重以善往。”这里的“恶来善往”，好比俗话所谓“人家打你左脸，你再伸右脸”，或者如“唾面自干”，逆来顺受。

然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看来，“以德报怨”看似宽容厚道，实则文过饰非，泯灭善恶，不仅有违“直道”，而且容易姑息养奸，败义丧德！故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才是恩怨分明，爱憎由衷的君子之道！“以直报怨者，其实则犹以仁道报怨也，以人与人相处之公道报怨也。”a要言之，在儒学视野中，“以直报怨”是君子，“以怨报怨”是小人，“以德报怨”是乡愿，“以怨报德”是禽兽。君子，德之直也；小人，德之绞也；乡愿，德之贼也；禽兽，德之弃也！b

如果说，

“罔”“枉”“隐”“匿”是“直”的“反面”，那么，“直”还有一张似是而非的“假面”，常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