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对近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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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近 代 通 俗 文 学 是 指 以 清 末 民 初 大 都 市 工 商 经 济 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 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 核心的, 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 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 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 娱 乐性、知 识性与 可读性, 但 也顾及‘寓 教于乐 ’惩恶劝 善 效 应; 基于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 形成以广大市民为主的读 者群, 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 也必然反映他们 社 会 价 值 观 的 商 品 性 文 学 ”[1](P18)。这 种 对 中 国 近 现 代 通 俗 文 学的界定, 看似很繁复, 但它较清楚地表述了其本质的规 定 性 。它 揭 示 了 中 国 近 现 代 通 俗 小 说 发 展 繁 荣 的 背 景 以 及 在内容、形式、功能及审美趣味上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并且 特别指出了它以市民阶层为读者对象和商品化的特征。
关键词: 张爱玲; 商品性; 存真性; 雅俗共赏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07) 02—0141—04
作为一个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现代作家, 张爱玲的创作已备受学术界的关注, 相关的研究论著也已 蔚 为 大 观 。不 少 学 者 已 经 注 意 到 她 的 小 说 表 现 出 的 雅 俗 共 赏的特点, 也对她与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 做了一些论述。但是, 他们的论述大都局限在寻求两者的 相同之处, 忽略了她在创作上表现出的创新和突破。本文 将着重从作家创作主体的角度阐述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对 近现代通俗小说的借鉴与超越, 探讨这种超越的意义及对 当代作家创作的启示。
一
范伯群先生曾郑重指出我们以往的现代文学史是不 完整的, 只是“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1](P1), 这 使我们清 醒地 意识到我们的文坛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忽视。现代阶段, 小说在我国文坛上一跃而为正宗, 与此同时, 文坛上也出 现了明显的雅俗对峙的局面, 即新文学作家与现代通俗作 家的对立。两者在当时的文坛显然并不处于同等地位, 新 文学作家是主流, 而通俗作家偏居文坛一隅。1917 ̄1937 年, 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基本是对峙发展, 而 1937 年后由于 抗 日 局 势 的 变 化 逐 步 出 现 了 雅 俗 融 合 的 大 趋 势 。张 爱 玲 的 创 作 广 泛 借 鉴 了 新 文 学 、近 现 代 通 俗 文 学 和 现 代 西 方 文 学 的特点, 实现了 古今、中 外、雅俗的 相融相通 , 达到了 雅俗 共赏的境界。
收稿日期: 2007- 01- 16 作者简介: 朱智秀( 1973~) , 女, 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41
化参与意识也不断提高。20 世纪初, 近代造纸业、印刷业 发展起来, 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这些报 刊杂志主要以市民阶层为消费者, 发行者往往为获得稿件 付给作品的作者相应的稿酬, 使作品具有了商品性。当时 不论是纯文学期刊还是通俗文学期刊都付给作者相应的 稿酬, 虽然多为同人刊物的纯文学期刊, 主要发表新文学 作家 的作品 , 他们将文 学视作 “于 人生很 切要的 一 种 工 作”, “终 身的事 业”[3], 不愿公 然接受文 学作品 商 品 化 的 观 念。当时通俗作家的作品多发表在通俗文学刊物上, 这些 作家大都明确地接受文学作品的商品性, 认为文学商品化 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多以作品换取稿酬, 甚至以创作为 职业, 养家糊口。张恨水就说过“流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的话, 意指以创作作为谋生的手段; 而著名鸳鸯蝴蝶派作 家周瘦鹃也风趣地把自己称为“文字劳工”, 提倡作品以质 论价, 凭发行量抽取版税。
重要的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 原名向恺然) 起初 是以《留东外 史》这部谴 责黑幕 味道很浓 的作品引 起文坛 关注的, 而他“从写社会小说改为写武侠小说, 是应出版商 之 请 ”[2](P113)。包 天 笑 在 《钏 影 楼 回 忆 录 》中 记 叙 了 有 关 情 况 , 原来世界书局的老板沈子方给向恺然丰厚的稿酬让他写 剑仙侠士之类的传奇小说, 完全是出于一种生意经的打 算。因为那时候, 上海市民对所谓言情、恋爱小说已经看得 腻了, 需要给他们换换口味。这一换便换出了一位武侠小 说大家 , 因而, 市场促其成功的因素不可小视。40 年代的 言情小说作家王子逸为满足小报对写色情小说的大量需 求, “写些媚俗趋时的长篇说部。于是甲报写了 , 乙报也要 这样写, 丙 报、丁报都 有同样 的要求, 最 多的时候 , 他担任 了十家小型报写同类型的长篇小说。但类型雷同, 而机杼 各具, 花样翻新”[1](P212)。这种做法纯属一种在市场诱惑下进 行 的 商 业 性 文 化 操 作 。如 此 种 种 还 是 有 所 记 载 的 名 人 身 上
通俗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商品性特点, 使作家的创作受 市场影响较大, 这种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 市场需求 ( 市民读者的期待视野) 的快速反馈能使作家迅速了解自 己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反应, 及时调整自己的创作而走向成 功; 另一方面, 市场也使得许多作家急功近利地赶潮流、抢 市场, 读者喜欢什么写什么, 什么好卖就写什么, 粗制滥造 了不少文字垃圾。通俗文学有重流通、重时效的优点, 但它 的成功也 不能违背 创作规 律。著名小 说家孙犁 曾说: “通 俗, 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本质, 不可缺少的属性, ”而“通 俗文学, 不应该是文学作品自贬身价的口实”[4](P245)。他的意 思是小说作品本就该通俗, 但不能只求通俗而不顾作品的 艺术性, 他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商品化对现代通俗 小 说 的 影 响 。中 国 现 代 通 俗 小 说 的 缺 陷 在 于 过 多 地 被 市 场 所 牵 制 而 忽 视 了 艺 术 的 更 高 追 求 。以 下 几 个 事 实 可 以 反 映 市场对通俗文学创作的这种双重效应。
《云南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No.2
张爱玲对近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
朱智秀
(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与近现代通俗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她对之又有全面的超越。她超越了近现代通俗小说 的过度商品性、内容的存真性, 并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她的成功对当代市场经济下的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但从总体 上说, 现代 通俗小 说的 商 品 性 、描 绘 内 容 的 存真性及艺术表现的传统性是其最大特点, 张爱玲的小说 创作在继承借鉴其优点的同时克服了其缺点, 实现了对现 代通俗小说创作的超越, 提高了其品位。
二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对现代通俗小说商品化的借鉴及 超越。
近 现 代 通 俗 文 学 是 随 着 上 海 、北 京 这 些 大 都 市 的 发 展 而 逐 渐 兴 盛 起 来 的 。大 都 市 中 的 市 民 阶 层 受 到 西 方 现 代 生 活的影响 , 对信息、娱 乐、休闲 的文化需 求与日俱 增, 其 文
张爱玲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的清醒, 她既不脱离读者, 又 不 完 全 拘 泥 于 读 者 所 需 。读 者 大 众 习 惯 于 看 有 头 有 尾 的 故事, 而这样的故事在她的作品中只是个较明晰的框架, 其内里早已被作者融进了无数新的内容、技巧、方法, 成了 改造过的适应习惯又别有新意的东西。读者喜欢猎奇, 好 读 奇闻轶事 , 而她就 从自己周 围生活、家 族旧事 中 寻 觅 可 以引起阅读兴趣的材料来写作。题材上重在言情, 这是中 国通俗小说的传统题材, 而她的故事确也离奇古怪颇吸引 人 。但 在 这 种 普 通 题 材 的 写 作 中 作 者 却 又 能 直 指 人 性 的 深 处, 力图表现永恒的人类主题, 即对人类自身生存的关注。 谈到自己的写作时, 她很清楚地说, “要迎合读者的心理, 办法不外这两条: ( 一) 说人家所要说的, ( 二) 说人家所要 听的”( 张爱玲《论写作》) 。但是她又说如果这样便认同了 他们的低级趣味, 也不妥, 正确的应当是“从里面打出来”, 即“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 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 要什么, 就 给他们 什 么 , 此 外 再 多 给 他 们 一 点 别 的— ——作 者有什么可以给的, 就拿出来”。作者尽量给他们所能给 的, 读者尽量拿他们所能拿的, 要像《红楼梦》那样“要一奉 十”( 张爱玲《论写作》) 。由她这些对创作的自我反思中, 我 们发现她主观上具有克服市场和读者需求对作家创作的 消 极 影 响 的 自 觉 意 识 。张 爱 玲 对 读 者 或 评 论 者 批 评 的 态 度 也与众不同。虽然“报纸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 她都剪 存, 还有人 冒昧地写 信来崇 拜她, 她亦 收存”, 显 然 十 分 关 注 , 但 她 “也 不 听 , 也 不 答 , 也 不 做 参 考 ”[5](P38), 照 样 我 行 我 素。由此可见她创作方面的独立意识。事实上, 张爱玲的创 作向来严谨, 她不轻易写自己不太熟悉的东西。有一次她 得了两篇小说的材料, 故事与人物的轮廓、对白都已齐备, 但她却由于背景在内地, 自己不太了解而暂时搁笔( 张爱 玲《写什么》) 。她相信写作需要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 老 老实实地活着, 总会把想到的一切写出来。1943 到 19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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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间, 她虽然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作品, 但她的写作仍基 本保持了高质量。
三
张爱玲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实现了对现代通俗小说的 超越。
从思想内容上来看, 现代通俗作家虽然描写的是现代 大 都 市 中 的 生 活 及 现 代 人 在 社 会 时 局 中 的 悲 欢 离 合 、世 事 经历, 但他们对这些生活的认识仍是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 心的, 反映的多是市民视角中的社会现实。他们不像新文 学作品中对传统文化采取居高临下的批判态度而不作细 致描绘, 他们主要对中国市民阶层的社会心态进行淋漓尽 致的“平视”。也就是说“作者是站在这些市民之中, 以他们 的喜怒哀 乐去表现 他们自 己, 不加修 饰地摹写 所谓‘低 层 次’的真 实, 但是这 种当时 老百姓的 社会价值 取向与 价值 观念, 对我们今天来说, 就是一种研究的真实客体, 另有其 很 高 的 学 术 意 义 ”[1](P20)。通 俗 文 学 作 家 的 创 作 多 不 具 有 超 前 意识, 他们的视野与俗众往往保持同步性, 他们的作品真 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外在真实, 即以都市市民的目光和 心态, 对都市生活进行描摹的那种摄像式的真实。这种真 实有益于人们去把握和认识现代社会市民的生活样态, 具 有研 究资料 价值, 有学 者称之为 “存真性 ”[1](P8), 即 “生 活 的 真实”。若从描绘生活的广度和丰富多彩方面来说, 通俗作 家 的 创 作 是 琳 琅 满 目 、颇 为 引 人 注 目 的 。 但 若 从 反 映 的 深 度和艺术性来说, 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表现出来的弊端, 而无数的不入流的创作者如何借这些小 报 谋 利 则 更 难 以 意 料 。作 家 的 创 作 被 市 场 左 右 是 十 分 可 悲 的, 即使在今天, 我们的艺术家也仍值得引以为鉴。
张爱玲是一个职业作家, 她也要靠卖文为生。但她却 能在赢得市场的同时兼顾自己高度的艺术追求, 这是其难 能可贵之处。张爱玲自称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而她 的职 业就是写 作, 她说 : “虽然苦一 点, 但我 喜 欢 我 的 职 业。”( 张爱玲《童言无忌》) 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从前的 文人不同之处在于, 他们是靠统治阶级吃饭, 而她的衣食 父母则是“买杂志的大众”, 即都市的市民。从她的话中我 们可以看出, 她写作的读者对象定位是与现代通俗作家们 是一致的。正是由于深深了解都市市民, 特别是上海市民, 她 才 写 出 了 适 合 于 他 们 趣 味 与 爱 好 的 小 说 作 品 。但 张 爱 玲 若是一味偏袒读者的需求, 那她也许只能如当时的某些通 俗作家一样写出许多媚俗的作品。
“Leabharlann Baidu俗, 是小说的艺术生命, 具有必然性, 这是中国小 说最根本的一种传统”[1](P14)。这里的“通俗”, 是指通晓世俗 人生, 即对所描绘的社会现实及人生的了解和把握。中国 近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环节,
也继承了这种优良传统。中国社会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发 生的巨大变化在通俗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使现代通俗 小说具有了某些不同于传统的时代特点, 使它在表现内容 和表现形式上具有了现代的意味。
关键词: 张爱玲; 商品性; 存真性; 雅俗共赏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07) 02—0141—04
作为一个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现代作家, 张爱玲的创作已备受学术界的关注, 相关的研究论著也已 蔚 为 大 观 。不 少 学 者 已 经 注 意 到 她 的 小 说 表 现 出 的 雅 俗 共 赏的特点, 也对她与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 做了一些论述。但是, 他们的论述大都局限在寻求两者的 相同之处, 忽略了她在创作上表现出的创新和突破。本文 将着重从作家创作主体的角度阐述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对 近现代通俗小说的借鉴与超越, 探讨这种超越的意义及对 当代作家创作的启示。
一
范伯群先生曾郑重指出我们以往的现代文学史是不 完整的, 只是“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1](P1), 这 使我们清 醒地 意识到我们的文坛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忽视。现代阶段, 小说在我国文坛上一跃而为正宗, 与此同时, 文坛上也出 现了明显的雅俗对峙的局面, 即新文学作家与现代通俗作 家的对立。两者在当时的文坛显然并不处于同等地位, 新 文学作家是主流, 而通俗作家偏居文坛一隅。1917 ̄1937 年, 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基本是对峙发展, 而 1937 年后由于 抗 日 局 势 的 变 化 逐 步 出 现 了 雅 俗 融 合 的 大 趋 势 。张 爱 玲 的 创 作 广 泛 借 鉴 了 新 文 学 、近 现 代 通 俗 文 学 和 现 代 西 方 文 学 的特点, 实现了 古今、中 外、雅俗的 相融相通 , 达到了 雅俗 共赏的境界。
收稿日期: 2007- 01- 16 作者简介: 朱智秀( 1973~) , 女, 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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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参与意识也不断提高。20 世纪初, 近代造纸业、印刷业 发展起来, 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这些报 刊杂志主要以市民阶层为消费者, 发行者往往为获得稿件 付给作品的作者相应的稿酬, 使作品具有了商品性。当时 不论是纯文学期刊还是通俗文学期刊都付给作者相应的 稿酬, 虽然多为同人刊物的纯文学期刊, 主要发表新文学 作家 的作品 , 他们将文 学视作 “于 人生很 切要的 一 种 工 作”, “终 身的事 业”[3], 不愿公 然接受文 学作品 商 品 化 的 观 念。当时通俗作家的作品多发表在通俗文学刊物上, 这些 作家大都明确地接受文学作品的商品性, 认为文学商品化 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多以作品换取稿酬, 甚至以创作为 职业, 养家糊口。张恨水就说过“流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的话, 意指以创作作为谋生的手段; 而著名鸳鸯蝴蝶派作 家周瘦鹃也风趣地把自己称为“文字劳工”, 提倡作品以质 论价, 凭发行量抽取版税。
重要的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 原名向恺然) 起初 是以《留东外 史》这部谴 责黑幕 味道很浓 的作品引 起文坛 关注的, 而他“从写社会小说改为写武侠小说, 是应出版商 之 请 ”[2](P113)。包 天 笑 在 《钏 影 楼 回 忆 录 》中 记 叙 了 有 关 情 况 , 原来世界书局的老板沈子方给向恺然丰厚的稿酬让他写 剑仙侠士之类的传奇小说, 完全是出于一种生意经的打 算。因为那时候, 上海市民对所谓言情、恋爱小说已经看得 腻了, 需要给他们换换口味。这一换便换出了一位武侠小 说大家 , 因而, 市场促其成功的因素不可小视。40 年代的 言情小说作家王子逸为满足小报对写色情小说的大量需 求, “写些媚俗趋时的长篇说部。于是甲报写了 , 乙报也要 这样写, 丙 报、丁报都 有同样 的要求, 最 多的时候 , 他担任 了十家小型报写同类型的长篇小说。但类型雷同, 而机杼 各具, 花样翻新”[1](P212)。这种做法纯属一种在市场诱惑下进 行 的 商 业 性 文 化 操 作 。如 此 种 种 还 是 有 所 记 载 的 名 人 身 上
通俗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商品性特点, 使作家的创作受 市场影响较大, 这种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 市场需求 ( 市民读者的期待视野) 的快速反馈能使作家迅速了解自 己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反应, 及时调整自己的创作而走向成 功; 另一方面, 市场也使得许多作家急功近利地赶潮流、抢 市场, 读者喜欢什么写什么, 什么好卖就写什么, 粗制滥造 了不少文字垃圾。通俗文学有重流通、重时效的优点, 但它 的成功也 不能违背 创作规 律。著名小 说家孙犁 曾说: “通 俗, 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本质, 不可缺少的属性, ”而“通 俗文学, 不应该是文学作品自贬身价的口实”[4](P245)。他的意 思是小说作品本就该通俗, 但不能只求通俗而不顾作品的 艺术性, 他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商品化对现代通俗 小 说 的 影 响 。中 国 现 代 通 俗 小 说 的 缺 陷 在 于 过 多 地 被 市 场 所 牵 制 而 忽 视 了 艺 术 的 更 高 追 求 。以 下 几 个 事 实 可 以 反 映 市场对通俗文学创作的这种双重效应。
《云南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No.2
张爱玲对近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
朱智秀
(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与近现代通俗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她对之又有全面的超越。她超越了近现代通俗小说 的过度商品性、内容的存真性, 并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她的成功对当代市场经济下的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但从总体 上说, 现代 通俗小 说的 商 品 性 、描 绘 内 容 的 存真性及艺术表现的传统性是其最大特点, 张爱玲的小说 创作在继承借鉴其优点的同时克服了其缺点, 实现了对现 代通俗小说创作的超越, 提高了其品位。
二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对现代通俗小说商品化的借鉴及 超越。
近 现 代 通 俗 文 学 是 随 着 上 海 、北 京 这 些 大 都 市 的 发 展 而 逐 渐 兴 盛 起 来 的 。大 都 市 中 的 市 民 阶 层 受 到 西 方 现 代 生 活的影响 , 对信息、娱 乐、休闲 的文化需 求与日俱 增, 其 文
张爱玲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的清醒, 她既不脱离读者, 又 不 完 全 拘 泥 于 读 者 所 需 。读 者 大 众 习 惯 于 看 有 头 有 尾 的 故事, 而这样的故事在她的作品中只是个较明晰的框架, 其内里早已被作者融进了无数新的内容、技巧、方法, 成了 改造过的适应习惯又别有新意的东西。读者喜欢猎奇, 好 读 奇闻轶事 , 而她就 从自己周 围生活、家 族旧事 中 寻 觅 可 以引起阅读兴趣的材料来写作。题材上重在言情, 这是中 国通俗小说的传统题材, 而她的故事确也离奇古怪颇吸引 人 。但 在 这 种 普 通 题 材 的 写 作 中 作 者 却 又 能 直 指 人 性 的 深 处, 力图表现永恒的人类主题, 即对人类自身生存的关注。 谈到自己的写作时, 她很清楚地说, “要迎合读者的心理, 办法不外这两条: ( 一) 说人家所要说的, ( 二) 说人家所要 听的”( 张爱玲《论写作》) 。但是她又说如果这样便认同了 他们的低级趣味, 也不妥, 正确的应当是“从里面打出来”, 即“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 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 要什么, 就 给他们 什 么 , 此 外 再 多 给 他 们 一 点 别 的— ——作 者有什么可以给的, 就拿出来”。作者尽量给他们所能给 的, 读者尽量拿他们所能拿的, 要像《红楼梦》那样“要一奉 十”( 张爱玲《论写作》) 。由她这些对创作的自我反思中, 我 们发现她主观上具有克服市场和读者需求对作家创作的 消 极 影 响 的 自 觉 意 识 。张 爱 玲 对 读 者 或 评 论 者 批 评 的 态 度 也与众不同。虽然“报纸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 她都剪 存, 还有人 冒昧地写 信来崇 拜她, 她亦 收存”, 显 然 十 分 关 注 , 但 她 “也 不 听 , 也 不 答 , 也 不 做 参 考 ”[5](P38), 照 样 我 行 我 素。由此可见她创作方面的独立意识。事实上, 张爱玲的创 作向来严谨, 她不轻易写自己不太熟悉的东西。有一次她 得了两篇小说的材料, 故事与人物的轮廓、对白都已齐备, 但她却由于背景在内地, 自己不太了解而暂时搁笔( 张爱 玲《写什么》) 。她相信写作需要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 老 老实实地活着, 总会把想到的一切写出来。1943 到 1944 年
142
两年间, 她虽然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作品, 但她的写作仍基 本保持了高质量。
三
张爱玲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实现了对现代通俗小说的 超越。
从思想内容上来看, 现代通俗作家虽然描写的是现代 大 都 市 中 的 生 活 及 现 代 人 在 社 会 时 局 中 的 悲 欢 离 合 、世 事 经历, 但他们对这些生活的认识仍是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 心的, 反映的多是市民视角中的社会现实。他们不像新文 学作品中对传统文化采取居高临下的批判态度而不作细 致描绘, 他们主要对中国市民阶层的社会心态进行淋漓尽 致的“平视”。也就是说“作者是站在这些市民之中, 以他们 的喜怒哀 乐去表现 他们自 己, 不加修 饰地摹写 所谓‘低 层 次’的真 实, 但是这 种当时 老百姓的 社会价值 取向与 价值 观念, 对我们今天来说, 就是一种研究的真实客体, 另有其 很 高 的 学 术 意 义 ”[1](P20)。通 俗 文 学 作 家 的 创 作 多 不 具 有 超 前 意识, 他们的视野与俗众往往保持同步性, 他们的作品真 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外在真实, 即以都市市民的目光和 心态, 对都市生活进行描摹的那种摄像式的真实。这种真 实有益于人们去把握和认识现代社会市民的生活样态, 具 有研 究资料 价值, 有学 者称之为 “存真性 ”[1](P8), 即 “生 活 的 真实”。若从描绘生活的广度和丰富多彩方面来说, 通俗作 家 的 创 作 是 琳 琅 满 目 、颇 为 引 人 注 目 的 。 但 若 从 反 映 的 深 度和艺术性来说, 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表现出来的弊端, 而无数的不入流的创作者如何借这些小 报 谋 利 则 更 难 以 意 料 。作 家 的 创 作 被 市 场 左 右 是 十 分 可 悲 的, 即使在今天, 我们的艺术家也仍值得引以为鉴。
张爱玲是一个职业作家, 她也要靠卖文为生。但她却 能在赢得市场的同时兼顾自己高度的艺术追求, 这是其难 能可贵之处。张爱玲自称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而她 的职 业就是写 作, 她说 : “虽然苦一 点, 但我 喜 欢 我 的 职 业。”( 张爱玲《童言无忌》) 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从前的 文人不同之处在于, 他们是靠统治阶级吃饭, 而她的衣食 父母则是“买杂志的大众”, 即都市的市民。从她的话中我 们可以看出, 她写作的读者对象定位是与现代通俗作家们 是一致的。正是由于深深了解都市市民, 特别是上海市民, 她 才 写 出 了 适 合 于 他 们 趣 味 与 爱 好 的 小 说 作 品 。但 张 爱 玲 若是一味偏袒读者的需求, 那她也许只能如当时的某些通 俗作家一样写出许多媚俗的作品。
“Leabharlann Baidu俗, 是小说的艺术生命, 具有必然性, 这是中国小 说最根本的一种传统”[1](P14)。这里的“通俗”, 是指通晓世俗 人生, 即对所描绘的社会现实及人生的了解和把握。中国 近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环节,
也继承了这种优良传统。中国社会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发 生的巨大变化在通俗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使现代通俗 小说具有了某些不同于传统的时代特点, 使它在表现内容 和表现形式上具有了现代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