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中的主观情节

纪实摄影中的主观情节
纪实摄影是当今社会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需要。

回顾摄影170年历程，其实纪实摄影才应该真正是摄影的主流。

纪实性可以说是摄影的天然属性。

对纪实摄影的定义，国内目前尚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的概念。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由老一辈著名摄影理论家夏放、司苏实和丁遵新首次提出了比较具有权威性的意见，也就是关于中国纪实摄影的四大特征：1.以社会生活为拍摄题材，并鲜明地表达摄影者对拍摄对象的认识和评价；2.纪实摄影采取现场直接抓拍的拍摄手法，不做任何加工和修改；3.纪实摄影作品要具有艺术性，要求至少准确完整地使用摄影语言；4.纪实摄影作品的主题表达要具有概括性。

此四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顾铮在谈到纪实摄影时说：“纪实摄影是一个复杂的范畴。

广义地说，只要是见证了历史事件、风俗、文物、世态百相的摄影，都可归入纪实摄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旅行摄影、新闻摄影、街头摄影、司法摄影、医学摄影、科学摄影乃至风光摄影等，都有可能因为照片中的历史文化内容与经过时间的过滤作用而具备了‘纪实’的特质。

”林路告诉我们：“好的纪实摄影作品是作者对历史和人类文明的积极审视，作者强烈的历史使命、庄重的情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一定能够力透纸背，给观赏作品的人们以视觉的冲击并造成心灵的震撼，这时作品就产生了艺术感染力。

”摄影家威廉，克莱因(WilliamKlein)有句箴言:“摄影不是绘画。

绘画是构图、修饰、改变。

该减的减，该加的加，而摄影就是一下，有或没有就是一下，死了或活着就‘砰’的一声”。

好一个“砰”的一声，一字道破摄影的要害。

当纪实摄影家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一张胶卷里包含着的不仅是从某一历史时间中抽出的定格，同时也带了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家独特的思考。

在优秀的纪实摄影作品中，主观的形式表现与客观的内容选取，是相互作用而并不相冲突的，是创作主体与表现客体的交融结果。

卡蒂埃·布勒松所说：“照相机是记录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眼睛。

我们是拍摄事物的“发现者”而不是“发明者”。

但是他也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当我的右眼向外张望时，我的左眼就向内心回视。

我所拍的图像，是我的内在和外在两个世界交融的结果”。

纪实摄影虽然有着非常独特的客观性，但相机是人来操作的，画面是人来选择的，人的因素无法回避地包容在每一幅照片之中，没有主观内容的照片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所追求的客观，只是真诚的、老实的、准确的转达而已，因为现实根本就不可能在影像中被全息地再现。

冯牧有句名言：“照相机是最客观的，摄影家是最不客观的”。

卢广也在一次被采访时说：“在纪实摄影中，我追求的是真实事件，而非真实瞬间。

”纪实的价值在于镜头影像还原
的真实性，但纪实的风格和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纪实摄影要求摄影家应怀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对事业的无限热忱和献身精神，以及高深的摄影文化素养。

他们关心人类的生存状态，并为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做出种种努力。

他们在记录事件表层的同时，更注重反映时代意义。

他们用摄影画面去影响他的观看者，以此让欣赏者了解真相，以摄影促进社会进步，从而体现出纪实摄影的社会价值。

上世纪80年代，解海龙花费近10年时间深入全国各地贫困地区，拍摄了反映失学儿童和边缘教育状况的《希望工程》系列，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大量真实的图片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在全国开展了“希望工程”活动，以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失学儿童重返课堂。

摄影师卢广保持鲜明的底层立场，拍摄了《镜头不会撒谎》、《关注中国污染》纪实专题。

这些都是他利用摄影这一利器为人类自身利益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典范。

王福春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他用自己的感受记录了20世纪中国铁路这段无法忘怀的历史。

将人们带入了对中国铁路领域的深层次思考。

史密斯为揭露日本水俣病被工厂主雇佣的打手吊打致重伤仍不屈不挠，这些都足以为后世楷模。

纪实摄影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体现非常明显。

真实性是纪实摄影的基本要求，摄影图像的认识功能就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反映。

纪实摄影作品要到达影响人、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必先感染人的情绪，打动人的心灵，陶醉人的精神。

这些纪实作品，都在一再证明着纪实摄影在当今的社会价值。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一幅幅纪实的画面进一步了解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态，进一步认知和反思人类自身存在的“真善美”和“假恶丑”。

我们不难看出，优秀的纪实摄影作品除去其自身的记录真实的特性以外，它还同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摄影的纪实性与艺术性往往是相互统一存在的。

当然，如果纪实摄影的表现形式妨害了其客观的真实性，那么纪实摄影就可能嬗变为另一种艺术形态了，所谓的“纪实”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艺术家皮特·亚当斯所说：“对于伟大的摄影作品，重要的是情深，而不是景深。

”另外王瑶创作的的京剧摄影作品集《看不见的京剧》以全新的视角、独特的语言、细腻的情感，深入挖掘了京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力求将京剧最原汁原味的东西以及京剧演员们的生存状态真实呈现给观众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人文展示给世人。

要拍出真正优秀的作品，纪实摄影者需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不同的创作与表现方法，将再现与表现巧妙地结合起来。

一般来讲有如下几种主要的表现途径。

首先是找寻并塑造典型的形象。

艺术形象是从众多生活形象中抽取的可以反映生活本质和时代发展趋势的形象。

它不再是任意的生活侧面，而是经过处理加工的、典型化的生活形象。

纪实摄影
从广泛、庞杂的现实世界中发现具有特色的形象，发掘普遍共性和深刻必然性，以鲜明的个性展现整体，以偶然的瞬间反映必然，形成窥一斑而见全豹的表现力。

典型形象的塑造体现了摄影创作的本质，体现了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强化了摄影文化、传媒的作用。

突出的例子就是解海龙的《希望工程》，那个小女孩渴望的眼神深深地打动了所有看到照片的人。

也由此而近乎直接推动了希望小学工程的建设。

第二，需要纪实摄影家去下意识地组织鲜活的画面。

生活形象是立体并多面的，而受技术的局限，纪实摄影只能抓到空间时间中的一部分并突出表现，而舍弃另一部分内容，重新组织了事物间的结构。

这种方式的使用加入了摄影家自身的观点与态度，跟随着作者思想而发生表现某种关系及意识。

例如摄影家迈克·亚伯拉罕斯拍摄的作品《朝圣》画面中，一个拄杖赤脚攀爬的朝圣者背后依稀可见很多攀登者，拍摄者通过近距拍摄细腻的刻画了朝圣者努力攀登的状态，描绘了朝圣者模仿圣帕特里克将在风雨交加中经受考验情景，也通过略带俯拍的视角将其它攀登者引入画面，交代了他只是千千万万信徒中的一员，还有很多很多和他一样的虔诚的朝圣者。

画面组织的非常鲜活生动又富有感情。

第三，捕捉瞬间，“决定性瞬间”。

拍摄者在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生活过程中选择一个片段展现出来，呈现出生活中观察不到的视觉效果，引发欣赏者的思维活跃起来，对画面造型之前和之后的场面进行推测和想象，进而在头脑中形成连续的动态画面效果，展现事物运动的过程。

这种对运动造型的捕捉和选择需要依照拍摄者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彰显其对事物运动过程的概括，是纪实摄影中最重要的一种创作方式。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经典之作《倒下的士兵》，表现了被摄事件的紧张和突发性；摄影所能凝结的“决定性瞬间”，是在真实的时间中，是在真实的空间里。

只有在真实的时空中，摄影家才能获得真情实感；才能喷发出创作的火焰；才能发挥他最大的创造力。

第四，饱含情感与思想。

摄影以独特的视觉语言表达着创作者的主观思想，向欣赏者暗示特定的审美趣味。

一幅没有内涵和情感的作品，就像没有灵魂的肉体一样。

拍摄者要擅于将内涵和情感蕴育到作品当中，让作品具备时代的、社会的烙印，认识到摄影在表达创作思维的方式，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媒的作用。

摄影作品的突破点和爆发点在于情感，表达的感情也要真挚。

只有将情凝于人、凝于景、凝于物、凝于理之中，才能引发欣赏者的共鸣，创作出震撼心灵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而长留于人的记忆之中。

例如，摄影家黄翔的作品《十月的螃蟹》从静物摄影的角度只能是一般的作品，但画面对“四人帮”的影射，反映出人民对其灭亡的喜悦和嘲讽，产生强烈的感情色彩，成为一幅动人心魄的摄影名作。

进入21世纪，求新、求异、求怪的摄影，一浪一浪地冲激着传统摄影的堤坝，当代纪实摄影的摄影思维、摄影语言开始向着多元化展示。

这种势头引起众多严肃思考自己摄影走
向的人们的困惑、躁动甚至迷惘。

通过多众多纪实摄影家作品的解读，这些作品中的主观情节较之前更明显。

首先一点是，纪实摄影家的作品中比较明显的存有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创作心态与审美个性。

每一个纪实摄影家在拍摄时，所选取的景别、焦点、视角、瞬间等都不尽相同。

这充分体现出摄影家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摄影家有自己独到的慧眼与灵感，同样的照相机，在优秀的纪实摄影家手中，却能将主题表现的淋漓尽致。

典型的如黄庆军、马宏杰两位摄影家的《家当》系列作品。

静止的画面却能让人内心波澜起伏、思绪万千，不仅仅让人感受到了摄影艺术的魅力，更让人透过这艺术的魅力，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黄庆军、马宏杰为拍摄作品，走访了中国的许多地区，有意识地去选择那些最有代表性、最有中国当下生活特征的居住图像。

《家当》构成的图景不是被动地记录现实，而是体现出艺术家积极介入现实的主体意识。

他们二人的《家当》系列影像作品立足于这样的时代转换，去捕捉我们生活中的物品本身，以物的形态去透射寄寓其中的人的内在属性。

系列的每一个部分组成都是中国当代社会的生活信仰与生存状况的见证，它们见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活方式的变与不变，更昭示了影像作为艺术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功能。

当代，随着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摄影师的价值观、人生观及对世界关照方式的改变，当代纪实摄影无论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自身摄影语言的表现上，都展现了创新的可能性。

摄影家同样都是站在纪实摄影的阵线上，使用多种摄影语言和拍摄手段，重新定义和拓展了摄影的记录功能和影像的真实性。

传统的社会纪实摄影强调眼见为实的客观性，其目的主要是促进社会变革。

而廖建行、格雷汉姆的纪实摄影却相当主观化，他们作品的题材不再是宏大的主题，而是用平视的角度拍摄人物。

他们借用诗歌和文学的叙事手法，用“意识流”的方式编辑作品，利用各种意象使作品具有“诗意”和“象征性”。

还有一些摄影家放弃了传统纪实摄影的眼见为实的观看方式，用拟实的方法进行拍摄。

当代纪实摄影家们有一个共性倾向，就是不再把纪实作为一个独立的思维存在，而是探索它和其它艺术媒介、视觉表达融合的问题，如当代纪实摄影与时尚摄影的融合等。

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使当代纪实摄影的主观化艺术化倾向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