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论战”述论

“乡土文学论战”述论

【摘要】发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是一场关于台湾文学的写作方向和路线的探讨。在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之间，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达到了高潮，表面上，这是一场关于文学之本质应否反映台湾现实社会的文坛论争，但是在实质上，这场论战却是台湾战后历史中一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的总检验。“乡土文学论战”不仅对台湾文坛，跟是对整个台湾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关键词】：乡土文学、台湾、论战

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震撼了整个台湾文坛，参战的百数十位作家、学者在几十个刊物上，发表了不下百万字的文章。如今，这场沸沸扬扬的论战已沉寂几十年，然而，文学界对它的研究、反省仍未停止。它是台湾文学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其影响超出了整个文学范畴而波及台湾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因此，对“乡土文学论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这场论战的背景、过程、意义等方面加以描述和评论。

一、论战的背景

“乡土文学论战”的发生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乡土文学的发展。乡土文学在20年代崛起，最初是特指对抗日殖民文化而描写台湾乡村事物，且采用方言土语的文学作品。“由于日治时代台湾和祖国大陆的断绝，当时，伤时忧国之士，乃有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话从事文学写作，以保存中华文学于殖民地，而名之为‘乡土文学’。”①在三、四十年代乡土文学不断发展，许多作家创作出了大量反帝爱国、为民请命的文学作品。此后，台湾乡土文学进入了蛰伏期，60年代中期乡土文学重新出发，并于其后十余年来的迅猛发展和演变。如黄春明、王祯和早期所谓“纯正”的乡土小说和70年代王拓、杨青矗等着重揭露社会阶级矛盾创作的先后出现。

另一方面:70年代初以“现代诗论战”为中心的对于现代主义的普遍反省运动，以及由此确立和带动的“回归传统、关怀现实”的文学思潮，在显示台湾乡土文学迎来了它的又一次高潮并成为70年代台湾文坛的主流。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的主体从原来最早的关怀乡村小人物以及表达城市资本主义冲击下的“田园情结”，到后来扩大到“新殖民主义”批判以及台湾社会广泛存在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社会黑暗面的揭示。这一文学主题的演变，其实就是乡土文学论战发生的直接原因。这些转变引起了各方不同反应，也使它成为各种矛盾汇聚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一场震动台湾社会的“乡土文学论战”于1977年爆发。并持续了两年。

二、论战的经过

第一阶段：对乡土文学性质的讨论

1977年4月份的《仙人掌杂志》上王拓、银正雄、及朱西甯的三篇文章为整个“乡土文学论战”正式揭开了序幕。在王拓题为《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的文章中，他认为乡土文学的兴盛是可喜的现象。至於乡土文学的书写对象，不应该仅包括所谓的农村文学，也还应该包括以描写都市生活为主的社会现实文学，所以他建议以“现实主义文学”这个称谓，来取代“乡土文学”这个标志。

银正雄则大力批评王拓以及其他所谓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有变成表达仇

①陈映真：《乡土文学讨论集》，远景出版社，1978。

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的危机”。①朱西甯则从另一角度批判乡土文学，认为过于强调乡土有可能流于地方主义，而且部分乡土文学论者对台湾意识的过度强调，有分离主义、主张台湾独立的嫌疑。朱西甯虽然赞扬日治时期台湾作家在保存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但他质疑：“在这片曾被日本占据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乡土，其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和精纯度如何？”，并以“气度不够恢弘活泼”评论日本统治遗留于乡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②此说相当程度反映出该作家以中华文化正宗的角度自居，对当代台湾意识及乡土文学“忠诚度和精纯度”的怀疑。

这一第一阶段的气氛较平和，乡土文学作家占有较大的优势，理直气壮地申说着自己的理由，并得到文坛内外广泛的支持。这是乡土文学思潮持续发展走向高潮的必然结果。然而这时出现的“工农兵文艺”的问题，却成为大论战爆发的导火索。高准主编的《诗潮》反惯例地以题材分组排列，如第1期分为《歌颂祖国》、《新民歌》、《乡土的旋律》等9组。当时有人不问其实际内容地从中站出《工人之诗》、《稻穗之歌》、《号角的呼唤》等3组的题目，暗示它有“提倡工农兵文艺”之嫌。尉天骢则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工农兵文学不伤害别人，有什么不好呢。”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应走出象牙之塔，多关心他们的生活。尽管他强调这不等于大陆的“工农兵文学”，仍未能避免成为当时和此后被攻讦的焦点。第二阶段：对台湾社会性质的争论

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是台湾是否属于“殖民经济”的问题。彭歌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中针对王拓的观点称:正当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之时，却被形容为“殖民经济”、“买办经济”，这不仅是对当局的“不公道”，也是对于沤心沥血努力建设的同胞的极大侮辱。王拓立即写了《拥抱健康的大地》一文加以反驳。他引用许士军、胡秋原等以及《中国时报》社论上的资料和论断说明台湾的经济过分依赖外国且被外国所控制，所以是一种“殖民经济”。”④

这论争的又一个焦点，在于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和内部生产关系问题。针对王拓，彭歌等否认台湾已是“被少数寡头资本家垄断了的社会”，也否认台湾社会内部存在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彭歌援引官方资料证明社会所得差距已有很大缩小，“循此渐进，一定会走上民生主义的盛轨”；又称:“以平易的、合理的经济手段”消除特权和剥削，求得均富乃当局努力的目标，而“阶级对立”的想法，则与这一理想根本不相容。

在对对社会的基本评价上，乡土文学作家所强调的揭露社会矛盾和黑暗面的取向，自然为他们所极力贬责和否定。他们强调文学须必须反映普遍人性的。在论战中，乡土作家会被扣上各种帽子。1977年8月，《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在《联合报》上发表《不谈人性，有何文学？》一长文，点名批判王拓、尉天聪及陈映真三人，指责他们“不辨善恶，只讲阶级”，和共产党的阶级理论挂上钩。8月20日，余光中也在《联合报》上发表《狼来了》一文，一口咬定台湾的乡土文学就是中国大陆的“工农兵文学”，其中若干观点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竟似有暗合之处”。余光中的这篇《狼来了》发表以后，“一时之间被喻为…血滴子‟的大帽子在文坛弄得风声鹤唳，弥漫着肃杀的血腥气息”⑤

①银正雄：《坟地里哪来的钟声？》，1977。

②朱西甯：《回归何处？如何回归？》，1977。

③尉天骢：《文学为人民服务》，1977。

④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

⑤陈明成：《陈芳明现象及其国族认同研究》，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