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翻译整个中国的人

杨宪益翻译整个中国的人
杨宪益（1915～2009），出生于天津。

1934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认识了后来与他相依相伴数十年的妻子，英国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

1940年，杨宪益夫妇回国。

解放后，杨宪益调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一起献身中国的翻译事业，翻译作品遍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各个门类，共计近千万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北京的后海这个季节游人如织。

人称“胡同串子”的人力黄包车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年，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小巷来去自如，谙熟每一个旮旯的看点，更了然高鼻梁绿眼睛们的心思。

他们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讲价，一边用饶舌的京腔向老外们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儿、疙瘩、芥末堆儿……这些发音在老外听来几乎没有区别的名目，让他们眼睛瞪得溜圆，彻底“晕菜”了。

昔日整肃庄严的王府繁华已经改换门庭，投其所好地散发出暧昧的小资气息。

几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据，经过装修，变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馆，而且“侵略”还在向胡同深处蔓延。

胡同深处还有人家，他们的大门常关，回避着游客们好奇的眼光。

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戏说，是眼球经济；
只有他们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传，是家常日子。

老宅子的木门朱漆斑驳，但门口的石狮子告诉你，连低调都是有来历的。

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藏着杨宪益的家。

“小金丝胡同儿”用京腔念出来，流露出一种对富贵的轻狎。

在此之前，他的上一处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万庄”。

对杨宪益来说，富贵只是个虚名罢了，推开门，是极素朴的――虽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

出生在民国4年（1915年）的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得了一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

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

杨宪益的自传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

富贵与杨宪益总有着擦身而过的缘分，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

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必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

但这份丰厚的家
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上也化为乌有。

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的
牛津大学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

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

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

留学7年，很多事情变了。

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弄来的――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沦为贫困了。

不过，去的时候，他是单身，回来赚得美人归――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杨宪益一生中的重大事件都被算命先生言中过，包括他与戴乃迭的相遇。

他年轻时曾去埃及旅行，有一个会算命的向导凭他掌心里的记号作出了预言：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你们尚未相遇，但不久将会见面。

但杨宪益并不信命。

这种不信与他的豁达性格，保护他渡过
了人生中一重重的苦难。

翻译家生涯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时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都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有口皆碑。

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
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

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
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

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他对《离骚》原作也并无尊敬之意，“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
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的淮南王刘安”。

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

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部译作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
似程度一样。

”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6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

杨宪益带上女朋友戴乃迭欣然启程。

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
重庆。

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

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这是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

1940年代在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时期，杨宪益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儒林外史》和《阿Q正传》。

1943年，一位朋友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还只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

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领导一个部门，专门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

他听说杨宪益的兴趣是中国古代史之后，建议他翻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由戴乃迭协助。

他们在那儿一直待到1949年后这个机构被撤销为止。

其间译完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的约36卷。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

当时外文出版社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也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学作品这一工程的开始。

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

在此后半个世纪里，戴乃迭与杨宪益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