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

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

内容提要：施坚雅的市场理论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然而，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差距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本文顺着施坚雅的思路，采用同样的规则，对施坚雅的市场空间模型、密集循环过程、市场社区理论等，设想出了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探讨了理论抽象与实证研究的差异。不是解读、不是批评、不是质疑也不是商榷，只能说是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施坚雅市场理论密集循环时空变幻

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市场理论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几乎到了凡研究中国市镇史、集市史者都无法回避的程度，然而，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差距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因而形成了一个怪圈：研究市镇、集市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人全盘接受施坚雅的观点，甚至可以说，不少人以为，如果不对施氏理论批评上几句，就不够水平。但另一方面，这些批评实际上又没能摆脱施坚雅的影响，多多少少顺着施氏理论的模式走，其中一些批评对施氏理论缺乏真正的理解。

我尽管是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的译者之一，又多年从事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但在研究近代中国市镇问题时，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想要绕开施氏理论，就是因为自知无法解释这种理论抽象与实证研究的差异。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王庆成先生写了一篇《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运用丰富的华北地区史料，对近代华北地区农村集市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同时对施坚雅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就笔者看到的中国内地学者对

施氏理论的批评而言，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极少数能够站在同等高度与施坚雅对话的论文之一。承王先生看重，把文章寄给笔者征求意见，我没能给这篇文章提出多少建议，反而是在阅读文章并反复重读施坚雅著作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启发，对施氏理论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不是解读、不是批评，也谈不到质疑或商榷，只能说是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一

施氏理论最受中国学者诟病的要数他的六边形市场区域理论。的确，在现实中我们很难找到正六边形的市场区域，而一个市场区域平均有18个村庄的说法更是大受非议。不少人认为，这一理论是施坚雅根据他对中国，特别是成都平原的研究推论出来的，有些人认为这个推理本身发生了错误，也有人认为，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成都平原，施坚雅却要把它推广到全中国，因而产生了错误。还有一些人认为，施坚雅是把欧洲的模型移植到了中国。

我以为，这些看法或多或少都误解了施氏理论。施坚雅的这个六边形社区包含18个村庄的模型，并不是根据中国的史料推理出来的，甚至不是根据欧洲的情况推理出来的。它是一个抽象的纯粹数学模型。施坚雅实际上认为，理想的、规范的市场区域应该是圆形，但在一个地区布满了市场区域后，它们彼此挤压，既无重叠又无空隙时，就变成了蜂窝状，每一个市场区域被挤成了六边形。[1]这样的一个市场区域，其村庄分布按几何学的原则，应该

呈六角形排列，以集市为中心，第一个外环有6个村庄，第二环有12个村庄，以后每增加一个外环，都比前一个多6个村庄。从理论上讲，一个市场区域可以有一个外环，6个村庄；两个外环，18个村庄；三个外环，36个村庄；四个外环，60个村庄……而中国的经验数据证明，中国的情况是两环18个村庄。[2]

也就是说，施坚雅首先建立了一个几何学意义上的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说是一个先验的模型，施坚雅自己认为，它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无论是几何学还是经济学都不特别具有中国性。（第21页）以此类推，它们应该也不具有欧洲性或美国性。这个模型对一个市场区域内的村庄数字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施坚雅认为他所见到的中国的数据最符合于其中两环18个村庄的这一种。

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出，施坚雅所谓“村庄与基层的或较高层次的市场之比，在中国任何相当大的区域内，其平均值都接近于18”（第22-23页），并不仅仅是指中国各地的市场区域下属村庄数大都在15到20个之间，因而平均值接近于18（虽然施坚雅也确有这种意思），它还有一层进一步的意思，即，与一个市场区域包含6个或36个村庄的模型相比，这些平均值更接近于18个村庄的模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比率的变化可以通过从一种每市场18个村庄的均衡状态向另一种状态发展的模型来得到满意的解释——但不能通过设定每市场6个或36个村庄的稳定均衡模型来解释。”（第23页）

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二部分中，施坚雅描述了市场的密集循环过程：开始时村庄与市场之比比较低，逐渐增长到18，然后达到24-30之间，又发展到30-36之间，这时开始出现小市，随着新的基层市场建立，村庄与市场之比下降，会降到18以下，然而随着村庄的密集，再逐渐上升到均衡模型的平均值。如果假定新一轮基层市场中的第一个要在每个潜在区域都有了12个村庄时才会建立，那么，模型A（代表山区）的临界点是54个村庄，模型B（代表平原）是42个。（第85页及118页注14）这里，“新一轮基层市场中的第一个要在每个潜在区域都有了12个村庄时才会建立”，只是一种假设，如果村庄与市场之比在30左右时新的基层市场即开始建立，这一轮新市场开始时，每个新市场下属的村庄就可能只有五六个甚至更少。

所以，对于施氏理论来说，一个市场区域包含四五个村庄到五六十个村庄的种种情形，都可以用一个市场含18个村庄的模型的密集循环过程来解释，而无法用一个市场含6个村庄或36个村庄的模型来解释。公正地说，村庄与市场之比从5到54，几乎已涵盖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仅从这一点来说，施氏理论似乎是可以被认为适用于全中国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个模型看起来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毕竟，中国很少能看到正六边形的市场区域，而在村庄与市场之比问题上，施坚雅只知道一个村庄与市场之比超过50的实例（第118页注14），王庆成先生的文章中，则举出了数例包含90余个村庄的集市和为数更多的一村集。

其他地区说不定还会有更多有待发掘的史料，表现出与施氏理论差距甚大的情形。

然而，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抽象的模型方法研究历史到底有没有合理性。我们可以否认建立这类模型的必要性，毕竟，实证分析才是最可靠、最能说明问题的。也可以否认建立这类模型的可能性，因为中国现存史料中可供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数学分析的数据不够多。但如果持这类观点，与施坚雅之间就根本不存在对话的基础，彼此的游戏规则不同，完全没有必要去进行任何争论。

如果我们承认数学模型、数理统计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数学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假定市场区域是圆形，无疑要比假定它是方形、三角形、菱形、平行四边形或别的什么形状更为合理。事实上，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的市场区域基本上是圆形的。而当多个圆形挤在一起，互不重叠亦无空隙时，它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正六边形。既要建立数学模型，又纠缠于市场区域应该有几条边或几个角，事实上并无多大意义。一个一个地描述具体的市场区域的形状，对个案研究十分重要，但以此对施氏理论模型提出批评，在我看来，同样没有多大意义。

那么，这些工具到底有什么用途呢，一般说来可以认为，研究现实经济时使用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工具都可以用来研究经济史，研究当代社会时使用的一切工具都可以用来研究社会史。其间的区别在于，为现实经济建立数学模型，往往是利用大量的已知资料和数据模拟或预测一种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