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约瑟难题

浅析李约瑟难题
作者：唐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摘要:“所有这些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答案，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

”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生产力。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历史；中国文化；科学
引言：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于是，很耐人寻味地，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并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
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正文：
众所周知，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

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

分析其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首先，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其次，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农户来讲，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归纳起来，当这种封建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时候，即使少数人有兴趣进行科学研究，也成不了气候。

反之，市场经济就不同了：第一，产品要通过市场销售，这就需要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测；第二，生产要素是通过市场方式配置的，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会
计核算；第三，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动机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经济的主角是厂商，厂商有足够的资金与实力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并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各种科学研究成果；第五，由于厂商经营规模很大，一项新技术的采纳，即使产量仅仅增加1%，也会带来相当丰厚的利润。

总之，科学化是市场化的伴随产物，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科学化。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这的确可能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正确的解释。

但是对于为什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的疑问，只是说“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

西方也曾经有过小农经济，那么中国的小农经济何以比西方更成功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呢？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所以小农经济传统上比西方的发达，以此导致了其后的一系列结果。

这其中一部分原因，还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

另一原因则源自元朝。

宋的灭亡是中国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完全覆灭。

在元朝的统治下，汉民彻底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汉族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但是遭到了蒙元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元朝初期，甚至执行过对汉族的“四姓屠杀”，对汉姓中前四名的汉人实施灭族性的屠杀，在这种空前残酷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科技传承都断绝了，汉人平民的识字率也达到了中国汉朝以后的最低水平。

以上种种，导致明初的科技发展条件远不如宋初。

再如前面所说，当满清再次摧毁了汉人的骄傲和社会地位，并在蒙元屠杀汉人的基础上实施了强力的愚民政策，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萌芽也就彻底地被摧毁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李约瑟是一个科技史学家，李约瑟难题一开始是关于科技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非科学的东西也会进来，例如，为什么宋朝商品经济这么发达，最后资本主义却是在西方兴起的等等。

可能科技和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一起讨论的。

例如黄仁宇就是从制度上分析李约瑟难题，这和诺斯从制度上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个思路，并且在很多人眼里，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是挂钩的。

但是事实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从生产经验中偶然获得，然后加以推广的，而我们理解的科技，是像牛顿之后的科学那样，依靠科学理论和实验改进生产。

这种分别正是林毅夫所用来解决李约瑟难题的思路。

具体来说，我们不谈非科学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忽然科技的产量不足了？一种思路是，科技的供给不足了，没有能力生产那么多科技发明；一种思路是，科技的需求不足了，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科技发明。

林毅夫显然是科技供给不足的支持者。

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发明是经验性的，而西方现代发明是科学性的。

经验科学靠的是偶然性，生产越多，偶然性出现的越多，人口越多，偶然性出现的也越多。

因此一个人口多的国家和一个人口少的国家相比，经验性的发明当然是前者多（这叫规模效应），这就是古代中国领先于西方的理由。

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的停滞，发明自然也停滞，而现代科学则不同，它是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不断往前的，这就是西方最终超过我们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科学没有发生在我们中国，这里给出一种解释：应用与经济的发明有两种，一种是节约劳动力的，一种是节约土地的。

从农业生产上看，拖拉机是节约劳动力的，化肥是节约土地的。

究竟采取哪一种发明，就要看你是土地稀缺还是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当然要用节约土地的发明、而中国恰好是土地稀缺的国家，所以发明都是节约土地的。

中国正是在这种发明之下才能够不断供养更多的人口。

但是我们知道，人口积累是符合马尔萨斯法则的，也就是人口增长的太快了，快过科技发明所能够供养的多出来的人，所以人均的产出最终又会回落下来，更多的发明带来更多的人口，却没有带来更多的人均财富，自然也就没有积累去进行工业生产，进行科技创新。

这就是古代发明很多，而近代却没有了的原因。

造成这个现象的前提是人多地少，而西方则是人少地多，资本收益大于土地收益，导致资本积累，而土地是规模报酬递减的，资本生产或许会有规模报酬不变或者递增，以至于植根于工业生产的发明最终超过农业生产的发明。

此外，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并不能成为科学和工业革命出现在某地某时发生的充分条件。

实际上科学的产生及其思维方式根源于其所属文化（主要是受希腊思想影响的地区包括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及社会背景，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也未能在同时代独立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而工业革命与社会生产和时代需要的关系更大，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难孕育产生机器化大生产的需要。

“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绝大多数在蒙古入侵之前；之后国家覆亡（元灭宋），文化重构（明清思想控制），治理形式和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很大不同，社会的思想文化和商业环境已与之前大不相同。

能否用前面朝代的贡献作为后面朝代能够达到某种更高水平的预测，这是有疑问的，因为国家社会本身已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即使是曾经奠定西方科学文化基石的希腊也一度陷于落后而没有产生进一步的科学乃至工业革命，可见两者不具必然联系。

甚至从古代形而上学的思想中，我们也能找到原因：
根据中国古老的哲学理论，事物都是循环往复发展变化的。

没有永远兴盛的，也没有永远衰败的。

事物总是从兴到衰，从衰到兴，从兴到衰。

只是周期有长有短，人在一天晨兴夜寐，一年四季循环更替，直到有形宇宙的成住坏空。

当事物逐步兴盛的时候，促使其衰败的力量也在积累，而促进其兴盛的因素在逐渐消失；反之亦然。

具体的原因，就如以上解答所综合处的一些具体的因素。

最后补充一点如下：
西方哲学的演变历程大致是，从中世纪黑暗的宗教束缚中滋生出人文主义（也是物极必反），开始强调人本身的价值；然后演绎出强调人主观经验的实证主义。

其演变方向是趋向分析的、物质的、实用的，为人的福祉（物质生活的改善）服务的。

随之，是经济、政治、教育体系的配合改革（专利保护——鼓励发明；理念通过教育的传播，等等）。

于是，在西方产生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人类物质生产的大发展。

而物质的发展的同时，西方人发现，他们离开精神的家园越来越远。

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预期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出现。

西方哲学界逐渐把目光投向东方哲学思想和他们早期的一些哲学思想。

东方哲学传统强调人和自然地平等统一，强调人节制自己的欲望。

在自然环境严重恶化的今天，这显得多么具有远见。

东方先哲对宇宙真理的认识，是通过内求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西方的外求方式：对事物进行分析、验证（这种方式在有限的时空内、在物质的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把握大时空的现象方面，显得无能为力。

至此，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迟迟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难题便初步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

结论：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分析问题的角度，不难发现，李约瑟的难题基本都已经得到了解：
一、政治、体制、经济角度
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
2 、缺乏持续性发展
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使得古代中国不能保持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使很多的科学技术浪费，失传。

3 、缺乏专利与股份
专利与股份可以成为古代民众技术名的强大动力，同时专利和股份也可以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技术，或者是还未成形只有雏形的简单科学形象和概念，使之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4 、缺乏交流与交通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封建时代的末期，中国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知识很难传递，再加上我们当时国内的交通很不发达，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总是单兵作战，无法协同对科学的发展起协同的作用。

5、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结构的不合理
“所有这些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答案，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
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

”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多侧面、多层次考察科学、揭示科学的本质，特别是他们
开创了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要求自觉应用科学，科学成了一种生产力，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

恩格斯指出，科学要归功于生产的、比生产要归功于科学的要多得多；社会的技术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6 、熵增原理的解释
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熵值总不断增大，即混乱度增大，当著名的熵增原理提出后，有人便试图用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李约瑟问题，认为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近似于封闭的体系，所以国家社会趋于混乱，导致近现代科学的起源不在中国。

二、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

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

这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一个完善。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

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并非是古代政府的有目的的创造，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一个大方向，大多数的发明来自于普通民众，很零散，无法集中利用，统一规划，发明力量无法有力发挥。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我们的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有像沈括那样有空来整理钻研一下科学问题。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

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

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

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台湾周哲水认为，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

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

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

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林鸿伟则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

（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

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

（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

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

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

（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

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

（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

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7、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
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并且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古文对于科学的描述又无法弥补的缺陷，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义和演绎，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系统对于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三、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
1、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两因论”）；
2、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
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

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3、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

4、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钱兆华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

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必然的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因此它迫使我
们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

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设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

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

是一种必然趋势。

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星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

5、数学的不足；
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学科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6、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
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

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时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

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

但是，欧洲近代科学的开始- 尤其实验天文学（望远镜观察）恰好位于丝绸之路的南（意大利）与北（波兰），而且罗吉尔·培根正是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综合中形成了最早的实验方法，弗兰西斯·培根在其基础上总结出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还法国笛卡儿提出了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这两种建立起近代科学的方法论（见，实证主义哲学）恰不同于希腊的形式逻辑，并且，光的波动学说建立用的衍射方法正是中国的小孔成像实验（见，杨氏干涉实验等），物理学场的理论又影响了格式塔心理学，进而导致心理学的系统理论等发展。

人类科技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前仆后继、彼起此落、继往开来的发展历程。

四、内部论和外部论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

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发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

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