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约瑟难题

浅析李约瑟难题

作者：唐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摘要:“所有这些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答案，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生产力。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历史；中国文化；科学

引言：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于是，很耐人寻味地，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并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

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正文：

众所周知，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

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分析其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首先，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其次，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农户来讲，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归纳起来，当这种封建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时候，即使少数人有兴趣进行科学研究，也成不了气候。

反之，市场经济就不同了：第一，产品要通过市场销售，这就需要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测；第二，生产要素是通过市场方式配置的，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会

计核算；第三，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动机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经济的主角是厂商，厂商有足够的资金与实力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并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各种科学研究成果；第五，由于厂商经营规模很大，一项新技术的采纳，即使产量仅仅增加1%，也会带来相当丰厚的利润。总之，科学化是市场化的伴随产物，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科学化。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这的确可能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正确的解释。但是对于为什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的疑问，只是说“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西方也曾经有过小农经济，那么中国的小农经济何以比西方更成功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呢？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所以小农经济传统上比西方的发达，以此导致了其后的一系列结果。

这其中一部分原因，还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

另一原因则源自元朝。宋的灭亡是中国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完全覆灭。在元朝的统治下，汉民彻底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汉族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但是遭到了蒙元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元朝初期，甚至执行过对汉族的“四姓屠杀”，对汉姓中前四名的汉人实施灭族性的屠杀，在这种空前残酷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科技传承都断绝了，汉人平民的识字率也达到了中国汉朝以后的最低水平。以上种种，导致明初的科技发展条件远不如宋初。再如前面所说，当满清再次摧毁了汉人的骄傲和社会地位，并在蒙元屠杀汉人的基础上实施了强力的愚民政策，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萌芽也就彻底地被摧毁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李约瑟是一个科技史学家，李约瑟难题一开始是关于科技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非科学的东西也会进来，例如，为什么宋朝商品经济这么发达，最后资本主义却是在西方兴起的等等。

可能科技和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一起讨论的。例如黄仁宇就是从制度上分析李约瑟难题，这和诺斯从制度上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个思路，并且在很多人眼里，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是挂钩的。

但是事实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从生产经验中偶然获得，然后加以推广的，而我们理解的科技，是像牛顿之后的科学那样，依靠科学理论和实验改进生产。这种分别正是林毅夫所用来解决李约瑟难题的思路。

具体来说，我们不谈非科学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忽然科技的产量不足了？一种思路是，科技的供给不足了，没有能力生产那么多科技发明；一种思路是，科技的需求不足了，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科技发明。

林毅夫显然是科技供给不足的支持者。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发明是经验性的，而西方现代发明是科学性的。经验科学靠的是偶然性，生产越多，偶然性出现的越多，人口越多，偶然性出现的也越多。因此一个人口多的国家和一个人口少的国家相比，经验性的发明当然是前者多（这叫规模效应），这就是古代中国领先于西方的理由。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的停滞，发明自然也停滞，而现代科学则不同，它是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不断往前的，这就是西方最终超过我们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科学没有发生在我们中国，这里给出一种解释：应用与经济的发明有两种，一种是节约劳动力的，一种是节约土地的。从农业生产上看，拖拉机是节约劳动力的，化肥是节约土地的。究竟采取哪一种发明，就要看你是土地稀缺还是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当然要用节约土地的发明、而中国恰好是土地稀缺的国家，所以发明都是节约土地的。中国正是在这种发明之下才能够不断供养更多的人口。

但是我们知道，人口积累是符合马尔萨斯法则的，也就是人口增长的太快了，快过科技发明所能够供养的多出来的人，所以人均的产出最终又会回落下来，更多的发明带来更多的人口，却没有带来更多的人均财富，自然也就没有积累去进行工业生产，进行科技创新。这就是古代发明很多，而近代却没有了的原因。造成这个现象的前提是人多地少，而西方则是人少地多，资本收益大于土地收益，导致资本积累，而土地是规模报酬递减的，资本生产或许会有规模报酬不变或者递增，以至于植根于工业生产的发明最终超过农业生产的发明。

此外，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并不能成为科学和工业革命出现在某地某时发生的充分条件。实际上科学的产生及其思维方式根源于其所属文化（主要是受希腊思想影响的地区包括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及社会背景，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也未能在同时代独立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工业革命与社会生产和时代需要的关系更大，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难孕育产生机器化大生产的需要。“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绝大多数在蒙古入侵之前；之后国家覆亡（元灭宋），文化重构（明清思想控制），治理形式和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很大不同，社会的思想文化和商业环境已与之前大不相同。能否用前面朝代的贡献作为后面朝代能够达到某种更高水平的预测，这是有疑问的，因为国家社会本身已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即使是曾经奠定西方科学文化基石的希腊也一度陷于落后而没有产生进一步的科学乃至工业革命，可见两者不具必然联系。

甚至从古代形而上学的思想中，我们也能找到原因：

根据中国古老的哲学理论，事物都是循环往复发展变化的。没有永远兴盛的，也没有永远衰败的。事物总是从兴到衰，从衰到兴，从兴到衰。只是周期有长有短，人在一天晨兴夜寐，一年四季循环更替，直到有形宇宙的成住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