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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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神学化新儒家思想的再认识
巫水野风工作室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搜集多篇历史文章进行整理,对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对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影响及历史地位作一简单阐述,供同学们参考。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促进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汉政权的逐渐巩固,出现了新问题。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二、董仲舒应对时代变化的举措
1,面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董仲舒重新提出了“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既可以解决国内封国格局下经济政治不统一的局面,又可以使得汉武帝可以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对抗匈奴的政治动员,即所谓“尊王攘夷”。
2,为了确立汉武帝的政治合法性,他提出了君权神授的“天人交感”说,认为汉室政权由天帝授予,这对其他汉朝皇姓成员对汉武帝执政合法性的质疑无疑是重大的理论否定。
3,在对待汉朝思想派别流杂的问题上,他公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策略,进一步控制人民思想,使得他的大一统经济政治策略得以有效实施。
三、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候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而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候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好在秦朝的统治并不长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击败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
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儒学的一个新时代。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董仲舒所推广的儒学是经过他精心改造的,与传统的儒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董仲舒是广川人,学习春秋公羊学,“大一统”思想对他影响很大,董仲舒一生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著作。由于汉初黄老之学和阴阳方术之学的影响,他公然放弃儒家不谈鬼神仙道的治学传统,提出了“天人交感”学说;又由于法家的影响,他运用法家的政治手段来建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他给中国传统的世俗儒家思想体系蒙上了一层类似宗教的外衣,使得儒学变成一种“准宗教”。
他深入研究西汉前期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集中国儒学之大成。他利用与汉武帝对策,阐述大一统的思想,说服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提出了“君权神授”的“天人合一”说、“天人感应”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天的权威受到质疑,但是诸子百家学说当中,对天的概念还是多有提及。儒家的“天”在孔子那里是敬而远之的,在孟子那里则是“顺天命,尽人事”侧重于人的作用,而到了荀子那里,则进一步变成“制天命而用之”了。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没有顺着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思路发展,而是从墨家学说里面寻找源泉。墨家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有德性的,无处不在的最高主宰。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避凶趋福,事实上人的作用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董仲舒的“天”进一步总结发展了前人对“天”的认识。在董仲舒之前天与人是有明确的界限的,人与天的互动在于人是否符合天的意志,而董仲舒则给天添上了人的色彩。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能感动天。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上天,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限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专制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利之源。他试图用儒道两家的思想,通过皇帝的人格修养来端正或化解这种极欲的权利之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把它纳入“天”的哲学之中,利用“天意”威严,对皇权进行约束。他说,天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对人民有好处,就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天就要削夺他的皇位。这种学说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皇权。
人与天不再是单向联系和不可知的,而是可以与之建立起沟通的渠道的。不单只是人必须服从天意,天还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人以警示。天成为一个人性化的神,有喜怒哀乐,是人间最高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董仲舒的“天”具有明显的神化特征,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性。
天的这种地位有三种作用,一在于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权力来源,天子以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而相应的人民则应该服从天通过天子在人间的统治。第二方面则在于对天子的制约,由于天子的统治权在于其道德符合天意,如果天子出现不符合“天”的意志的行为,人民则可以根据天所作的警示来选择一个新的统治者。第三个方面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天就想一个无处无时不在的监督者,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调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天成为人民道德自律的一个监督者和动力。
(二)“大一统“思想与“三纲五常”理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
“君王”介于天地间,民要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君。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这就是“君权天授”的政治哲学思想。董仲舒把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