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的辞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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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的辞采美
——《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与表达》之七
陈友冰
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诗人内在的气质、秉性,外在的生活环境、美学趣味,诗歌的构思、意境、语言等。
但在众多的因素中,语言诗歌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无论是内在的气质、秉性,还是外在的美学趣味和追求,抑或是诗歌的构思和意境,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表现、来实现。
所以古人判断的诗作最高境界是“意新语工”或“语意两工”(谢榛《四溟诗话》),如果只有好的立意而无好的语言,“有意无辞,锦袄子上披蓑衣也”(吴乔《围炉诗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风格美就是辞采美。
当然中国古典诗人各有自己的文学风格,有的奇巧,如李贺、韩愈;有的古拙,如汉乐府;有的浓艳,如齐梁宫体、李商隐诗;有的平淡,如张籍、王建;有的刻意求雅,如西昆体;有的着意求俗,如白居易乐府诗;有的刚劲,如苏辛词风;有的柔美,如秦观、柳词。
但是,所有这些风格上的差异主要都是通过辞采表现出来的。
所谓“春兰秋菊,皆一时之秀”,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扬此而抑彼。
中国古典诗歌的辞采,呈现以下几种主要类别。
为了便于区别,以对举比较方法列出:
一、浓与淡
1、浓即浓艳,是指语言华美,镂金错彩、色彩艳丽,声韵协调,给人造成极为强烈的视觉印象。
过去一直有种误解,认为浓艳不如简淡,并举花间词和宫体诗为例,认为即是浓艳为患。
其实,花间词和宫体诗自有其优长,随着学术研究中社会学批判和形而上学观念的逐渐消退,对花间词和宫体诗肯定者越来越多,其中语言的浓艳也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因为诗词语言的浓艳与简淡,就像春兰秋菊,各有所长,人们亦各有所好。
清末同光体代表作家陈衍说:“诗贵淡荡,然能浓至,则又浓胜矣”(《石遗室诗话》)。
他并且举杜甫《即事》中的“雷声或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合香”为例,认为就是“浓至”的佳句。
中国古典诗词中,花间词代表作家温庭筠特别善于用镂金错彩的语言来描景和抒情,如其代表作《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此词描绘一位妇女早期梳妆的情形,从结句“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的暗示来看,这是位独居的妇女,正在思念不在身边的丈夫,这也就是她“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的原因所在。
温庭筠作为花间派的代表作家,非常善于描绘妇女的发饰、容貌、体态、心理以及闺中摆设,而且是工笔重彩、精雕细刻。
这在此词中多有表现,如用“雪”拟面,用“云”
拟发,以“欲渡”状鬓发之态,将这位妇女两颊低垂、轻柔、蓬松的头发形容得穷形尽相;再如,用“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来暗示独居中的思念,夜不能寐;用“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个细节反衬丈夫不在身边、形只影单等,都体现了语言的富艳精工。
初唐诗人骆宾王的《昭君怨》用词也极为浓艳,颇类宫体:
敛容辞豹尾,缄恨度龙鳞。
金钿明汉月,玉箸染胡尘。
古镜菱花暗,愁眉柳叶颦。
唯有清笳曲,时闻芳树春。
此诗用词极为华美。
八句诗中共用了豹尾、龙鳞、金钿、汉月、玉箸、古镜、菱花、愁眉、柳叶、清笳、芳树等十二个丽语。
其中豹尾、龙鳞点出宫阙的壮丽,胡尘、清笳突出塞外典型特征,月光下的美女,清笳中的离人,胡尘中的泪光,古镜中的愁容,声光色泽,无不写到。
用了这样的浓笔,却不给人繁缛之感,这是很不易的。
纪晓岚说:“丽语难于超妙”,但骆宾王做到了。
它是用写大赋《帝京篇》的铺张扬厉来铺排《昭君怨》的。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作以疏淡清雅著称,但也有用语浓重之作,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诗中造句堂皇,藻饰浓艳,音节宏亮,与庙堂气象极为协调。
其中“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更用夸张手法渲染了唐帝国的声威。
在诸多的中国古典诗人中,唐代诗人李贺特别讲求语言色彩的浓重,刻意给人留下强烈的视觉印象,像《雁门太守行》、《罗浮山人与葛篇》、《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等皆是如此。
在《雁门太守行》中,诗人将“黑云”、“金鳞”、“燕脂”、“夜紫”、“红旗”、“重霜”六种浓重的色调组合在一起,构成秾艳斑驳的奇特画面,给人强烈的视觉感受。
以此来象征情势的危急、战斗的艰苦,藉以抒发自己慷慨报国之志。
正如陆游所云:“贺词如百家锦纳,五色眩耀,光彩夺目”。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贺在搜寻和捕捉这些浓烈的色彩、锻造其幽怨的诗句时,常常不顾这些色彩习惯的情感表征和本来面目,完全是按自己的情感需求加以改铸:在常人的眼中,红色代表热烈,绿色象征生命,花朵意味着美好,听歌意味着愉悦,但在李贺的眼中,红是愁红:“愁红独自垂”;绿是寒绿:“寒绿幽风生短丝”;花正在死去:“竹黄池冷芙蓉死”;美妙的歌声也让人心悸:“花楼玉凤声娇狞”。
有时在这充满苦
冷寒意的主观感受之中又添上怪诞、死亡的幻觉:一块端砚上美丽的青眼会变成苌弘的冷血(《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朋友赠送一匹雪白葛纱,他却从中听到毒蛇长叹,石床鬼哭(《罗浮山人与葛篇》);夏夜的流萤,他能幻化出如漆的鬼灯(《南山田中行》);一阵旋风,他又仿佛感觉到怨鬼的纠缠(《长平箭头歌》)。
在那首著名的《大堤曲》中,红纱、金桂、红莲、白菖蒲和丹枫,构成了十分明艳抢眼的色调,诗人只管由此造成的主观感受,已无视其习惯的情感表征和本来面目,完全是按自己的情感需求加以改铸了。
另外,由于李贺的心态更为脆弱,作为一种补就和矫正,他喜用“刮、轧、割、断、挝、焚、斩、截”等狠重的动词,也喜用“金、铜、铅、石”等坚硬沉重的物体为喻,在其240多首诗作中,“断”用了40次,“截”用了6次,“金”用了34次,“铜”用了22次,“铅”用了5次,“石”用了53次。
有时上述词汇在一首诗中就用了两次,如《李凭箜篌引》:“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帝子歌》:“九节菖蒲石上死”,“沙浦走鱼白石郎”;《南山田中行》:“云根台藓山上石,石脉水流泉沙滴”;《感讽五首》:“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长歌续短歌》:“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寻”;有时甚至出现在一句诗中:“谁最苦兮谁最苦”(《白虎行》)。
有些词汇在一首诗中出现三次、四次,如“石”在《南园》中就出现三次:“鱼拥香钩近石矶”(其八),“白履藤鞋收石蜜”(其十一),“沙头敲石火”(其十三);甚至在一首诗中出现四次,如《昌谷诗》:“石钱差复籍”、“石矶引钓饵”、“石根缘绿藓”、“乱筱迸石岭”;有的词汇居然在同一首诗中重复出现七次:如《荣华乐》中的“金”字:“新诏垂金曳紫光煌煌”、“龙裘金袂杂花光”、“玉堂调笑金楼子”、“黄金百镒赐家臣”、“金铺缀日杂红光”、“金蟾呀呀兰烛香”、“能叫刻石平紫金”。
这些浓重狠重词汇的选择和不断重复使用,也反映了李贺诗歌的情感特征和“师心”的倾向。
只不过由于锻炼太过,太注重语言技巧,也有失天真之趣。
正如李东阳所言:“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故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
(《麓堂诗话》)。
2、所谓淡是指色调淡雅,语言平淡。
但这种境界并不比浓艳来得容易,甚至比绚烂的境界更高,宋代诗论家葛立方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他并且细论了这个到达平淡之境的过程:“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
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韵语阳秋》)。
如果不从精丽入手,陶冶铅华,一味为平淡而平淡,那就成了浅显或枯涩。
唐代诗人孟浩然是位追求平淡诗风的高手,他的《过故人庄》就被闻一多评为“淡到看不见诗”的极品(《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说它是诗,更像一则日记。
它以省净的语言,平淡地叙述了到一个农家友人那里做客的经过。
全诗没有一个夸张的句子,没有一个色彩浓烈的词语,确实是淡到看不见诗。
但是,亦如沈德潜所指出的,孟诗“语淡而味终不薄”(《唐诗别裁》)。
这首表面上极为平淡的诗句实际上诗味极浓:开头两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文字上毫无渲染,显得简单而随便,实际上这正是不拘形迹的至友之间的交往方式,朋友的心迹互相向对方敞开,无须客套和虚礼。
第三联“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似乎在不经意的叙述农家环境和宾主之间的叙谈,实际上以淡雅省净之笔勾勒了田园风光,让我们嗅到了泥土的气息和农家风味。
尾联“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更富情味:主人热情的再次邀约,客人毫不做作的爽快答应,再次印证挚友之间的不拘形迹、无须客套,也可见这次做客的愉快和融洽。
另外,诗人也不是一味地平淡,诗中也有精心构筑的佳句,如颔联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二句。
这两句在构图上经过精心的安排:上句是近景,绿树环抱,自成一统,显得分外清幽;下句是远景,郭外青山依依相伴,使故人庄既不孤独又显得开阔。
从遣词上看,“合”和“斜”特别精致和到位。
它不但赋予静态的青山、树木以动态感,似乎刻意眷顾这座故人庄。
另外透过“合”字,可见故人庄周围绿树环合的清幽景象,“斜”字不仅写出青山的体态,更有客人透过轩窗偏头看山的情形,其田园之美、田园之乐自在其中。
平淡之中蕴藏深厚的情味,浓郁的诗意,使这首“淡到看不见诗”的《过故人庄》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动人的杰作之一。
他的《春晓》似乎更为平淡,因为连像“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样偶然出现的精致对句也没有: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是大陆、港台的小学低年级语文(国文)课本必选的,可能也就是因为它通俗易懂。
但其中确有至味:诗人抓住春眠醒来的片刻感受,表现出春日清晨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寄寓着对美好事物的珍惜之情。
语言虽平淡自然,韵味却醇美深厚。
苏轼概括孟浩然的诗歌风格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篇即可作证。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平淡与浓艳虽是一对矛盾,但也相辅相成,高明的诗人会用“浓”,也会用“淡”,如白居易,既有“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通俗易懂的新乐府,又有精美绝伦、刻意锻造的《长恨歌》和《琵琶行》。
李商隐的《无题》诗深情绵邈、富艳精工,他的《行次西郊一百韵》、《随师东》等政治抒情诗则通俗直率,几乎不作修饰。
有时甚至在一首诗中也往往是浓淡相间、错杂兼用、并行不悖,就连孟浩然的“淡到看不见诗”的《过故人庄》中也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样精致的对句。
再如杜甫《咏怀古迹》(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此诗作于夔州,是杜甫诗风变化最巨的创作时期。
诗中咏歌的是众人皆知的昭君出塞故事。
诗人借昭君远离家国之怨,来寄托自己战乱之中长期漂泊的家国之思。
诗的开头两句为赋体,通俗明白的叙述,可谓平淡;结尾抒昭君之怨,也是未作修饰,清楚明确。
这四句可归为“淡”;中间四句语言精美、色彩纷呈,意象、构思均刻意为之:紫塞、大漠、青冢、黄昏四个不同的意象,四种不同的色调,构成了昭君远离家国、身死异域的无穷哀怨。
遣词上,清人朱翰曾指出:“‘连’字写出塞之景,‘向’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杜诗解意》)确实是精心锻造。
下面“画图”二句分承颔联,进一步写昭君身世和家国之情。
“画图”句紧承第三句,指出是汉元帝的昏庸,才造成昭君的“一去紫台连朔漠”;“佩环”则分承第四句,死后昭君青冢虽留塞外,但魂魄却在月夜返回故乡。
结构上,诗人采取我们上面曾提及的分承法,遣词上则通过想象、比喻,显得哀婉感人!这四句,不着一句议论,完全从形象落笔,让“独留青冢向黄昏”、“环珮空归月夜魂”的昭君悲剧形象在读者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辞采上可谓浓淡结合。
韩愈的《答张十一》在遣词上也是淡、浓相间:
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
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
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
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
诗的首联“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和尾联“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均用赋体,通俗明白,可谓平淡。
颔联“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为描写;颈联“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是抒情,遣词可谓“浓”,与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几乎完全相同。
二、巧与拙
1、巧
语言上的“巧”是指用语新巧、句法精妙;“拙”是指遣词造句呈现一种拙朴的美、古拙的美。
古人论诗,多偏好“拙”而轻视“巧”。
其实,这就像淡与浓一样,只要运用得好,都可以达到至美之境。
从审美爱好来说,也是燕瘦环肥,各有所好。
清代诗论家吴骞在《拜
经堂诗话》中说:“昔人论诗,有用巧不如用拙之语,然诗有用巧而见工,亦有用拙而逾胜者”。
吴骞举了两个诗例,皆是咏歌杨贵妃事。
一是李商隐的“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另一是马君辉的“养子早知能背国,宫中不用洗儿钱”。
前者用词新巧,后者用词拙朴,吴骞认为两者皆佳,前者“巧而见工”,后者“拙而愈胜”。
诗歌中语言新巧的表现方式很多:
第一种是体现在构思上,通过调动词汇来体现其新巧,如薛能《新柳》:“轻轻须重不须轻,众木难成独早成。
柔性定胜刚性立,一枝还引万枝生。
天钟和气原无力,时遇风光别有情。
谁道少逢知己用,将军因此建雄名”。
第一句三个“轻”,第二句两个“成”,第三句两个“性”颔联一虚一实;颈联一有一无,首联突出其“轻”,尾联强调其“重”构思颇为新巧,而这种新巧正是通过词汇叠合、轻重、虚实对应而形成的;
第二种是体现在句式结构上,如杜甫“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所选之物是两种昆虫蜂和蚁,两种枯败的植物落絮和枯梨,而且将蜂和落絮、蚁和枯梨结合到一起,都给人意想不到的新鲜感。
杜甫闲居之中、一人独酌的无聊也就从中表现无遗。
另一首中“芹泥随燕嘴,花粉上蜂须”则更为细密,就像工笔画一样,细入毫芒。
杜诗中这类体物工巧、多生新意的诗句还有“花妥匌捎蝶,溪喧獭趁鱼”等。
杜荀鹤的《途中作》:“枕上事仍多马上,山中心更胜关中”,《隽阳道中》中的“争知百岁不百岁,未合白头今白头”等,造句新颖,每句中皆重出二字,极为工巧。
贾岛《寄钱庶子》:“树荫终日扫,药债隔年还”对偶宽远,一情一景,一巨一细,极为工巧。
他的另一首《答王建秘书》:“白发无心镊,青山去意多”亦是如此。
第三种是词汇本身选择或锻造得不同凡响、新鲜奇特。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恢复道统,反对时文,他提倡创新,在语言上提出“唯陈言之务去”。
诸如“落井下石”、“童头齿豁”、“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不平则鸣”等词汇皆是他创造而成为后来的成语。
在诗歌创作中,他也追求“险语破鬼胆”(《醉赠张秘书》),极力追求造句遣词的新巧。
其《苦寒诗》长达七十二句,从各个方面将苦寒穷形尽相极力加以刻画,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番铺排后,又从受冻的万物中拈出麻雀,写它苦寒中的心理和状态:“啾啾窗间雀,不知已微纤。
举头仰天鸣,所愿晷刻淹。
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燖”,真是越写越见新奇。
另一首《郑群赠簟》也与此仿佛:先遣词极力夸说竹席的珍贵可爱:“携来当昼不得卧,一府传看黄琉璃。
体坚色净又藏节,尽眼凝滑无瑕疵。
”然后渲染自己如何怕热作为铺垫。
最后夸张得到郑群赠簟,睡在上面产生的奇迹:“呼奴扫地铺未了,光彩照耀惊童儿。
青蝇侧翅蚤虱避,肃肃疑有清飙吹。
倒身甘寝百疾愈”。
几乎每一个字都锻造得突兀奇巧!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新巧并不等于奇特,不一定都像韩诗那样“唯陈言之务去”,有的字很寻常,但用的恰到好处,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众所周知的王安石《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此诗写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二月,诗人第二次拜相,离开隐居之地钟山渡江北上之际。
此诗历来受人称道,主要是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特别又是其中的“绿”字。
据洪迈《容斋续笔》说,他曾亲见诗稿,其中“绿”字改过十几次,先后曾改为“到”、“过”、“入”、“满”等字,都不满意,最后定为“绿”字。
“绿”字为何精警?因为它把无形的春风转换为鲜明的视觉形象,从而达到两种效果:一是大自然由此勃发出生机——春风拂煦,百草萌生。
千里江南,一片新绿;二是暗指皇恩浩荡。
神宗与此时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并要他立即北上,看来新法又有希望。
诗人希望凭借这股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新局面。
而这些内涵,是“到”、“过”、“入”、“满”等无法实现的。
可以说,一个寻常的“绿”,给这首诗乃至王安石带来了千古的声誉。
其实,王安石诗中的“绿”字不止此篇,也都使用的很工巧,很精到,如《北山》:“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前一个“绿”字,将北山流下的溪水涨满山下陂塘,一派春水接天、春光无限,并让我们产生想象:北山溪水带给钟山脚下的不止是春水,也给山下万物乃至江南带来春意、带来生机。
它与后面“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两句相连,更在寻常语中顿生无限精妙意,《石林诗话》评此诗“但见舒闲容与之态”,实际上包孕静中生动、无中生有的禅意。
后一个“绿”字正好相反,它是化静为动,将无生命的绿水青山都充满动态,都满怀情谊:一个绕着农田,让田野充满生命的绿色;一个刻意推开门,将青青的山色奉献到诗人眼前。
王安石诗,特别是归隐钟山时期写的绝句,常以工巧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勾勒出闲淡秀雅的自然风光,让人读起来清香满口。
而且,这些诗句的语言并不藻丽奇特,往往是寻常语,只是用的恰到好处!
王安石这种遣词命意的本领,杜甫也有,甚至更为高明,你看他的《水槛遣心》: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此诗作于草堂修成以后,长期奔波的诗人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暂息之地。
此诗就是描绘诗人此时的闲适,抒发春天到来时的感受。
全诗八句,句句是描景,句句又是“遣心”。
特别是“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两句,体物特别细密,在寻常语中翻出新巧。
叶梦得《石林诗话》称赞这两句“体物缘情,有天然之妙。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
细雨落水面,鱼儿常浮出水面呷喋,如果雨猛浪狂,就会潜入水底;燕子身轻,在微风中方可轻捷地掠过天空。
一个“出”字,写出鱼儿的欢欣,一个“斜”字写出了燕子
的轻盈。
这与此时诗人心情的轻松,与春天到来的愉悦,情与景是完全合拍的,所以说,八句是皆是写景,八句诗又皆是“遣心”!
2、拙
所谓“拙”表现出一种朴拙的美感,给人一种不加雕琢、天然浑成之感,实际上是辞拙而意工,如汉乐府《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从结构上来看,似乎很笨拙,因为重复之处太多,一句“鱼戏莲叶间”即可,干嘛还要“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直至莲叶南、莲叶北说个遍呢?但如细加分析,可知这是一首精心构置的美诗,只不过用貌似笨拙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
在表现手法上,它采用民间情歌常用的比兴、双关手法,以“莲”谐“怜”,象征爱情,以鱼儿戏水于莲叶间来暗喻青年男女在劳动中相互爱恋追逐的情景。
既然是相互追逐,东、西、南、北就要追个遍。
电影中一对男女在原野上跑来跑去,在街道上躲来躲去,我想盖源于此。
另外,东、西、南、北并列,方位的变化以鱼儿的游动为依据,明写“鱼戏莲叶东”,则暗示这对青年男女采莲在莲叶西;明写“鱼戏莲叶西”则暗示这对青年男女采莲在莲叶东。
南、北亦相同,语言和句式的朴拙暗藏着构思的精巧。
另外,这种复沓又呈现变化的句式,也是《诗经》的传统手法。
再者,诗中没有一字直接写人,但是通过对莲叶和鱼儿的描绘,却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领略到采莲人劳动的愉快、爱情的欢乐。
总之,这首貌似笨拙的诗,却有如此精妙的表现手法,既继承了传统,又体现了民歌特色,这就是辞拙而意工的拙朴美。
这种美感,在民歌中多有表现,如南北朝乐府《木兰辞》中木兰购置出征行装一段:“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战争结束胜利返乡一段:“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
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
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皆是采用排比复沓的章法。
如果细论,似乎不近情理:购置出征行装哪有东市买马,再到西市去买个马鞍子,又跑到南市买个马笼头,再到北市买个马鞭子,天下有这么买东西的吗?但是,如从诗中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需要出发,就会觉得这种写法实在高明,因为它烘托了备战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一家人为了木兰出征东奔西跑的情形,自然也就突出了木兰从军既是为国也是保家的价值所在。
同样的,战争结束后木兰胜利返乡一段,把家庭每个人物的行为一一加以描述,也是在突出木兰从军的价值所在,她牺牲了自己十年儿女身,丧失了在家乡依在父母膝下平静幸福的生活,换来的不仅是父母安享晚年,也使小弟长大成人,现在居然能杀猪宰羊,承担起主要的家务重活;姐姐也因妹妹改扮男装从军才能在家“当户理红妆”。
诗中如此详尽的叙述正是在处处突出木兰从军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