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翻译中异化法与归化法的正确认识

英汉翻译中异化法与归化法的正确认识

前言

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与意译(liberal translation)是两种在实践中运用最多,也是被讨论研究最多的方法。1995年,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之说,将有关直译与意译的争辩转向了对于归化与异化的思考。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是两对不能等同的概念。直译和意译主要集中于语言层面,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语言的范畴,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思维、美学等更多更广阔的领域。

异化和归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来的。从历史上看，异化和归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因素。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它应尽可能的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异化（foreignization）是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ti，2001:240）[1]；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归化法要求译者向译语读者靠拢，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法则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一、归化翻译法

Lawrwnce Venuti对归化的定义是,遵守译入语语言文化和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潮流。采用归化方法就是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s him)。归化翻译法的目的在于向读者传递原作的基本精神和语义内容,不在于语言形式或个别细节的一一再现。它的优点在于其流利通顺的语言易为读者所接受,译文不会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其缺点则是译作往往仅停留在内

容、情节或主要精神意旨方面,而无法进入沉淀在语言内核的文化本质深处[2]。

有时归化翻译法的采用也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受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两种不同文化语境的制约,还要考虑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可译性问题。有时译者在译语中无法再现源语形象,完全抛弃源语形象又太可惜,这时一种较好的办法是:用译语读者所熟悉的形象来代表源语形象,用译语读者要遵从的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这种形象替换的归化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相同或相近的表达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不能再现源语想象而造成的损失。在隐喻的翻译中会遇见这样的问题,以英语成语as timid as a rabbit (or hare) 为例,不译作“胆小如兔”,而是译作“胆小如鼠”,英语中的rabbit 或hare 被归化处理为“鼠”,因为在汉语中,兔子给人的联想并不是胆小,而是敏捷乖巧的形象。中文里的一些表达方式,虽然说不上与英语完全一致,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进行语言层面上的“归化”处理。

在比如例子：High buildings and large mansions are springing up like mushrooms in Beijing.译文：在北京，高楼大厦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将“like mushrooms ”译为“雨后春笋”符合中国的地貌风情和语言表达习惯。如果异化译法把它译为“犹如蘑菇般”，虽然体现了原文的风格，但是会让中国的读者难以接受。

还有另外的例子如：She could not desert Tara; she belonged to the red acres far more than they could ever belong to her.（M.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p. 20）译文：她不会放弃塔拉；她属于这些红土地，远比它们属于她更加真实。上句的译文是按照原文的句法结构把far more than... 译成“远比它们属于她更加真实”，语言表达较生硬，意思不明确，让读者难理解。因此用归化法将其译成这样，似乎更合适：她不能放弃塔拉，这块红土地是属于她的，而她更是永远属于这块红土地。更多的例子有①A：How often do you eat here, David? B：I eat here a lot. 应译为：“你多久来这吃一次啊，大卫？我经常来这吃。”如果把“a lot”直译为“许多”或“很多很多”，这句话就不通顺了。② A： All his geese are swans.? B： John is really such a person.应译为：“他老是言过其实么？约翰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译成“他养的鹅都是天鹅。”，那听上去就会莫名其妙了。③ It is an ill bird that fouls its own nest. 家丑不可外扬。④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⑤ Empty vessels make the most noise. 满瓶子不响，半瓶子晃荡。⑥ False friends are worse than bitter enemies.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直译就是译文既与原文内容一致，又与原文形式相同的翻译方法。直译可以对号入座，字字翻译，但很多时候必须在句子某些成分上作些调整或变动，才能使翻译出的“成品”成为既“忠实”又“流畅”的“再创作作品”。意译就是译文与原文内容保持一致，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意译包括用词的选择、句子的重新调整、隐含意思的恰当表达等，比如“competitive products”一词，可译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而译为“拳头产品”就更为传神，并且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所接纳。归化指恪守本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而异化指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

上个世纪的文学翻译中：归化为主调。19世纪的70年代至90年代，是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初始阶段， 1899年，林纾翻译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巨大成功，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翻译西方文学作品 180 多种。在林纾、伍光健、苏曼殊等人的带动下，20 世纪头十年掀起了一股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高潮。189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晚清的文学翻译并未实行这三字标准。当时，小说被选作改良社会的工具，并非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它具有“怨世、低世、醒世”的社会功能。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为了博得读者的喜爱，译者大多采取译述法，常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以林纾为例，他的译文不能说一点“异化”成分也没有，比如他把honey moon译成“蜜月”，就是典型的异化译例，但他更多的是采取归化译法，如他描写福尔摩斯“勃然大怒，拂袖而起”，至今还被人们传为笑谈；而他把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记叙体的古文，则被胡适责为“莎士比亚的大罪人”。因此，，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除了引进少量外来词之外，基本上谈不到异化翻译。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翻译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带动下，不少作家、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从翻译的策略来看，这次运动带来了两个可喜的变化：其一，彻底废除文言文，无论写作还是翻译，一律通用白话文，大大推动了国语标准化、统一化的进程；其二，翻译界出现了“欧化”主张，借鉴吸收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的表现力[3]。

在提倡欧化译法中，鲁迅同样发挥了旗手作用。早在 1 9 18 年，他在写给张寿明的信中说：“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陈福康，1 992 : 176 ) [4] 1925 年，鲁迅又在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