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幸福指数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幸福指数

司法1103班颜璐学号1105060358 幸福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代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就非常注重对幸福思想的关注,对幸福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血亲关系使得早期经济学继承了伦理学的价值判断传统,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经过多代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幸福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学逐渐用偏好和效用取代幸福,走上了一条注重财富增加和收入增长的道路,忽视了对幸福本身的研究。幸运的是,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在“经济增长至上”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引起了经济学界对生活质量的关注。随后,1974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悖论”,“生活质量”和“幸福悖论”概念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对幸福研究的重新关注。之后,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便迅速的发展起来。国内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也只有短短三十年的历史。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化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多个省市的地方两会最近集中召开，在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代表委员们的讨论中，“幸福指数”被频频提及，成了地方两会上的一个热词。全国各地对幸福如此重视，其渊源从何而起？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相关政策，加强对幸福经济学和幸福指数发展历史的了解尤为重要。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其思想核心是如何分配有效的资源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用。作为经济学的分支之一，幸福经济学是研究单个的决策主体其

人生（包括爱情、家庭、人生道路、工作与休闲等）的选择（权衡）的学问[1]也就是研究幸福这一稀缺“资源”或“物品”的有效利用问题。[2]现在，国内外学者渐渐同意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不是如何使金钱最大化，而是回归人的本质，即如何使幸福最大化。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找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将其量化成幸福指数并考察如何控制这些因素使国民幸福指数更强。

实证研究表明：(1)社会人口学因子中,性别、教育和工作状况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我国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幸福感；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倾向于报告更高的幸福感；选择不参加工作群体的幸福感高于有工作群体的幸福感。(2)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等七个生活领域满意度因子对居民幸福感都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为家庭关系满意度、住房满意度、个人健康状况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和社区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对总体幸福感只有很微弱的影响作用。

(3)关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显示：不考虑相对收入的影响时,不管是用个人全年收入还是家庭全年收入来衡量绝对收入,绝对收入对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当考虑相对收入效应后,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会减弱,但是对幸福感的影响仍然显著；不管是用个体对自身的收入进行评价衡量相对收入,还是采用所在地区的平均收入作为相对收入的参照系衡量相对收入,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都很大。(4)对于整体居民来说,收入差距对其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但是,当把居民分为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差距显著的影响其幸福水平,收入差距越大,居民的幸福感越低。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虽然收入差距与他们的幸福感也呈负向相关关系,但这一关系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下面就从这些因素来分析经济现象与幸福度的关系，这里引用了一些实证调查与研究的数据。（数据引用：Happiness Research from Economic Perspective in China）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我们对受访者的特征进行划分得到了不同群体幸福感水平的均值及其标准差,如表7-2所示。

一、性别与幸福

总体样本中,男性4367人,其中回答“幸福”或者“非常幸福”的有2000 个,占男性总人数的45. 8%;女性4918人,其中有2253人回答“幸福”或者“非常幸福”,占女性总体样本比重也为45.8%。所以,男性和女性样本中,幸福人群所占的比重是一样的。根据表7-2,从两个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均值来看,女性

群体幸福感的均值要高于男性群体幸福感,但是两者差别不大。

二、年龄与幸福

很多研究都表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体现为一种U型的曲线关系。我们根据样本数据得到的年龄和幸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虽然显示两者之间不是线性关系,但是没有呈现U型曲线关系。从各年龄段群体幸福感的均值来看,20-30年龄段人群的幸福感最高,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的幸福感降低,到50岁后幸福感稍微有些提升,但是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居民的幸福感又开始下降,70岁以上老年人的幸福感降到最低,均值为3. 35.

三、教育与幸福

CGSS中把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分为14类,在进行描述性统计时,本文将这些分类进行了整合,没有受到任何教育的仍设置为1,把扫盲班、小学和初中合为一类,赋值为2,把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和技校合为一类,赋值为3,成

人大学专科和正规大学专科合为4,成人本科和正规本科设置为5,研究生及以上为6。由表7-2可知,除研究生以上这一群体以外,居民的幸福感随着学历的增高而逐步提升。硕士群体的幸福均值虽然低于具有专科和大学学历群体的幸福均值,但是仍然显著高于低学历群体的幸福均值水平。但是如果我们把回答“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样本定义为幸福人群,则硕士群体中幸福人群所占的比重达到65.38%,这是所有教育分组中比重最高的。从幸福人群所占的比重来看, 这一比重随着学历的增高是逐渐增大的。文盲中幸福人群所占的比重只有

36.61%。在所有教育分组中,只有文盲和小学水平群体的幸福感均值低于总体样本幸福感均值,而其他学历层次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均高于总体样本幸福感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教育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

四、宗教与幸福

在对宗教和幸福关系进行描述性统计时,本文也没有按照CGSS中对宗教的分类.CGSS把宗教信仰分为八类,本文将其归并为两类,一类是无宗教信仰者,赋值为1;另一类是信仰宗教者,赋值为2.从样本数量上来看,调查样本中有87. 2%的人无宗教信仰,这说明我国绝大多数居民都不信仰宗教。很多研究表明,有宗教信仰者的幸福感要高于无宗教信仰者的幸福感。但是从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上,我们看到,无宗教信仰者的幸福感均值要高于有宗教信仰者的幸福感平均水平,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五、工作与幸福

CGSS将工作状况分为三类。一是目前有工作者,这一群体的幸福感均值是3.44,第二类是曾经工作过,但是目前没有工作的,这一群体的幸福感均值为 3.37,是三类人群中幸福感均值最低的;第三类是从未工作过的人,这一群体的平均幸福感水平最高,均值为3.46。对于工作人群,CGSS的调查问卷中还调查了该人群的工作性质和单位类型对样本幸福感的影响。如表7-3所示,工作性质和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