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述评

◎张应祥蔡禾

［摘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危机的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城市问

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该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一种全新解读，它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力图揭示城市发展如何连接、反映和调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如何体现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发展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为丰富和发展城市社会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６）０３－００８５－０５作者简介

张应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马克思等人虽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乡对立及城市阶级斗争进行了论述和总结，但城市问题并不占据中心地位，在他们看来，城市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环境条件而不是动因。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危机的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城市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一、资本主义城市危机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产生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一场城市社会危机，这场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中心区的衰败。二战后的四、五十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对繁荣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地区普遍经历了扩张和蔓延，郊区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伴随着人口郊区化，工业和许多服务业也随之迁出城市中心区，结果就使得大城市中心区雇佣就业机会减少，税收减少，零售商业和社会服务减少，公共设施和服务下降，这一切均对大城市中心区的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城市重构与城市财政危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城市的发展日益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影响，工业资本大量从老的工业城市流向新兴的城市化地区，使城市的发展从老工业城市转向了那些过去只经历了很低城市化水平的新兴城市地区。工业资本抛弃老工业城市不仅使老工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还使得这些城市的工厂厂房和其它固定资本贬值，城市税收减少，不少城市甚至出现财政危机。可以说，资本流向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会繁荣兴旺，反之就会一片萧条。许多城市为了争取资本不得不向商业利益屈服，特别是向跨国公司屈服。

第三，城市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不断。作为城市社会危机的具体表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骚乱不断，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反抗运动如火如荼。在欧美城市中，各种社会阶级、社会团体为争夺城市资源和维护各自利益而发生的竞争和冲突，各种罢工和抗议，各种邻里组织的反抗活动等层出不穷。这一切使得城市里的阶级和种族不平等、社会冲

突和社会运动倍受人们的关注。

面对城市社会里发生的这些变化、冲突和危机，一些学者开始纷纷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试图对城市问题做出新的理论回答，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列菲弗尔（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卡斯特尔（ＭａｎｕｅｌＣａｓｔｅｌｌｓ）、哈威（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等。

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主要观点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力图揭示城市发展如何连接、反映和调节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如何体现出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

１．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与城市空间生产

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城市理论把城市空间当作一种客观、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空间，它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１］（Ｐ３３９－３５２）即城市空间并不是客观、独立的，而是一种社会产物。

那么，作为社会产物的城市空间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资本作用的产物。哈威指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建构环境（ｂｕｉｌ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是包含许多不同空间元素的复杂混合商品，是一系列的物质结构，它包括道路、码头、沟渠、港口、工厂、货栈仓库、下水道、住房、学校教育机构、文化娱乐机构、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公园、停车场等。［２］（Ｐ１５－１６）城市空间组织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建构环境要素混合构成的一种人文物质景观，是人为建构的“第二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建构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哈威将马克思对工业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称为资本的第一循环（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ｉｒｃｕｉｔ），而资本第一循环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是资本过度积累所形成的危机。哈威认为，马克思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存在的这种矛盾和危机，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有了应付这种内在过度积累危机的办法。资本主义的应付办法就是当由工业生产中的第一循环产生的危机逼近时，投资转向“第二循环（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ｉｒｃｕｉｔ）”，即资本投资于城市这个建构环境。总之，城市建构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工业资本利润无情驱动和支配的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３］（Ｐ１７８）

由于城市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一种在空间背景中生产商品的系统发展到空间本身成为一种商品而被生产的系统，这样一来，城市空间的组织和变化就与资本主义体系有机联系起来。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十分关心城市空间组织是如何去反映、表达并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在他们看来，城市空间并不仅仅是一种“容器”，空间和社会并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社会组织和空间过程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为城市空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因此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因此，当资本主义被再生产时，城市空间形式也被再生产；当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调整以对面临的危机作出反应时，其城市空间也将被重构调整。不过，现有的城市空间安排也会约束和塑造资本主义再生产或重构调整的方式，因为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定”或“冻结”在那些已经表达了以前经济活动模式的形式中去了。故当资本主义变化时如果城市空间也发生变化，那么它就只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资本主义在一种已有的城市空间布局景观中变化，而这种已有的空间布局是不能简单由一种行动意志所重塑的。索嘉（Ｓｏｊａ，Ｅ．）将其概括为“社会空间辩证法”（ｓｏｃｉ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是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这种关系同时是社会的又是空间的”。［４］（Ｐ１７７）这种观点认为在划分为统治和剥削阶级的社会结构与划分为中心与边缘的空间结构之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由相同原因引起（资本主义），表达了相同的事情，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