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处置式语法化的认知动因

浅谈唐宋处置式语法化的认知动因摘要：一般认为，处置式的语法化也是重新分析和类推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重新分析是概念的“转喻”，类推是概念的“隐喻”，处置式语法化的背后有认知动因在起作用。

本文尝试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来分析唐宋处置式语
法化的认知动因。

关键词：处置式；语法化；认知动因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5-0194-01
处置式产生与演变的原因，过去多是从语言系统内部来寻求关联。

认知语言学认为，解释语法结构不应束缚于对语言系统本身的循环论证，而要到语言外部去寻找理据。

语法化的机制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重新分析，另一种是类推。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重新分析是概念的“转喻”，类推是概念的“隐喻”，语法化的背后有认知动因在起作用。

吴福祥在《语言研究》2003第3期发表了《再论处置式的来源》，论证了汉语处置式的产生与演变是经历了“连动式＞工具式＞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致使义处置式”这样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在此基础上，本文要探讨的是处置式在这一演变轨迹中的认知动因。

一、转喻和隐喻
（一）转喻又叫借代，通常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法。

认知语言学
则认为转喻不是什么特殊的修辞手法，而是一般的语言现象，也是人一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

语法中的“转指”本质上就是转喻在语法上的体现，可称之为“语法转喻”。

汉语处置式的介词“以”由连动式的动词到工具介词，再到引出受事、表处置的介词，这个虚化的过程如下：
（1）汝以我车宕伐猃狁于高陵。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2）醒，以戈逐子犯。

（左传·僖公23年）
（3）a楚子以灭舒鸠赏子木。

（左传·襄公25年）—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论语·公治长）
b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史记·大宛列传）
c是犹以卵投石也。

（墨子·贵义）—若以石投水奚若？（吕氏春秋·精喻）
（4）a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孟子·万章下）
b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

（史记滑稽列传）
c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

（孟子·滕文公上）
（1）是典型的连动式，“以”用为动词，主要词义是“使用”；（2）是典型的工具式，“以”已经由“使用”义动词语法化为工具介词；而（3）则是处于工具式到处置式的中间过渡状态，这三个例句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两种可能的分析：如（3a）这样的上下文里，我们既可以将”灭舒鸠”、“其兄之子”分别视为“赏”、“妻”的工具，同样也可以分析为“处置（给）”的受事；同样，（3b）和（3c）
也同时具有工具式和“处置（作）”、“处置（到）”两种格式的特征和属性。

在（3）这样的上下文里，“以”有了“把某物作某种处置”的隐含义，这个隐含义的产生靠的是转喻：凭借的工具转指处置的受事。

（4）已经是典型的广义处置式。

在（4）里，这个表示“引出处置受事”的隐含义已经固化，取代了原来的引出工具的介词，于是“以”就实现了重新分析。

广义处置式的其他介词句型的转喻过程也大致如此，上下文或语境在重新分析或转喻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类推在文献里经常称作“语法隐喻”，即概念结构领域通过“隐喻”这种一般认知手段投射到语法结构领域的过程。

隐喻也是语法化的动因之一，在处置式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概念隐喻同样在起作用。

各种形式的处置式在语义上的联系，以及逐渐扩展演变的过程，就是句式语义抽象化的过程，说明了“概念隐喻”的在处置式语法化中的作用：
广义处置式（处置给）：由于某种动作的实施，某物发生领属关系的位移；
（处置作）：某一人或事物发生形象的位移；
（处置到）：客体在某种动作的作用下发生空间的位移；
狭义处置式（d型光杆动词式）：某人或事物发生状态的单纯位移；
（e型动词前后有其他成分）：某人或事物发生状态的复杂位移；
致使义处置式：致使施事或当事发生各种位移。

我们可以将“处置—位移”视为处置式的原型语义[5]，都是“处置/致使某人或物发生位移”，从广义到狭义再到致使义处置式，其“处置—位移”的语义在逐渐抽象化：广义处置式“处置”意味较弱，但“位移”语义较为具体（其中以“处置到”为最，“处置给”次之，“处置作”相对较抽象）；狭义处置式“处置”意味较强，“位移”语义则较为抽象；致使义处置式的“处置”意味最弱，且因来源于广义（处置作）和狭义处置式，故而其“位移”的语义也较抽象。

从具体的概念“投射”到相似的抽象概念，正是“隐喻”的性质所在。

二、主观处置与客观处置
表达“主观处置”也是处置式产生的动因之一。

假若我们将“处置”看作所有动宾结构的原型语义，那么作为处置式起源结构的连动式和工具式，它们所表达的“处置”无疑应是客观处置。

从连动式到工具式，再到处置式的虚化与词汇兴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主观化”的过程，因为说话人除了表述客观处置事件之外，还有表达自身对事件的主观情感和态度的需要，处置式的发展恰好适应了这种需要；然而，当一种表达主观性的形式用久了，其作用就会减弱，于是就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达这种主观性，这时新的处置介词的产生正好又迎合了这一需要，这就是历史上处置介词不断消长兴替的原因之一，也是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

再从主语s的角度来看，处置式主语s的原型概念角色的扩展，也可以认为是一种“主观化”的体现。

从有生主语到无生主语，从施事主语到受事主语，从实义角色到自然力、工具、范围/处所、原因等概念角色，主语的语义范畴逐步扩展，由具体向抽象化、概念化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正是说话人人为赋予句式语义的“拟人化”结果，也正是句式“主观化”的充分体现。

历史上语词或结构式的主观义都是从客观义虚化而来的，这是语言演变或语义引申的一个共性。

这里的“客观义”和“主观义”又正可以与我们前文所说的“具体”语义和“抽象”语义相印证。

参考文献：
[1]沈家煊.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a].刘丹青.语言学前沿与
汉语研究.[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8-19.
[2]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3.
[3]吴福祥.再论处置式的来源[j].语言研究，2005(3):23.
[4]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62-363
[5]张伯江.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a].沈家煊.现代汉语语法的功能、语用、认知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9-80.
[6]沈家煊.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