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社会近代化的历史步履

《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青海社会近代化的历史步履
邓慧君
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深入,固若金汤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运行了两千多年之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化的历史时期。

青海作为一块民族杂居地区,地处中央府县制统治体系的边缘地带。

在
,其传统社会也面临着新的社会因素的挑战。

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阐述、分析,以明了青海社会近代化的历史步履。

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变革的历史时期。

由于传统社会的各种构成异常的完备,社会近代化的步履非常艰难。

在近代社会因素进入以后,传统社会的缓慢运行与新的社会因素的日益壮大越来越不可协调:一方面传统社会衰而不竭,仍然在气息奄奄地运行;另一方面近代社会因素又以其旺盛的生命力逐渐滋生蔓延。

新旧两种社会因素在这一时期的撞击,使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在人们追求社会革旧立新的征程中,如何变革?革什么?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思考和实践的话题,他们的思考和实践反映的是近代中国社会运行的晴雨表。

不管传统社会如何顽固,新的社会因素仍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滋生发育着,近代化成为社会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青海虽然地处偏远,但区域社会的变化与内地的变化脉络却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在青海也是重要的历史时期,它上承远古的秦砖汉瓦,下启近代社会之声光电器;它延续了传统社会的余脉,也萌生了近代社会的嫩芽,是两种社会情景交叉互动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青海区域社会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渐变,它既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命运相联系,又因为其独特的多民族社会构成,使其社会的存在状况在许多方面又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变迁轨迹。

自清朝建立以后,清王朝对青海政治统治的力度比较大,先是笼络藏族、安扶蒙古,以后又着力于健全东部农业区的府县制体系。

自道光以后对青海的施政措施日益完善,从边荒偏僻的依俗施治向与中央集权统治渐趋一致的方向过渡,使该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频繁。

应该说,在近代初期以前,青海社会仍然处于发展的阶段。

青海传统社会是多元的构成,各少数民族都有其自成体系的社会运行机制。

以生产方式而论,农业区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土司制下的庄园经济,牧业区是藏族的封建部落经济和蒙古族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在政治上,清廷依藏、蒙、汉等民族各自的情形,依俗分别设立了藏族的千百户、蒙古族的旗、汉族的府县、土族的土司等政治组织;在社会的其他方面也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如婚姻形式就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共夫共妻等;宗教信仰有藏族、蒙古族、土族信仰的藏传佛教,回族、撒拉族信仰的伊斯兰教,汉族信仰的汉传佛教、道教等以及其他宗教信仰。

就是这样一块民族成分复杂、社会各种构成多元的地区,在封建的政治统治秩序逐渐健全规整不久,就面临着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情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发展时期。

中国的近代化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不合理的鸦片贸易为开端的,清王朝对这种极不合理的贸易进行了抵制,但资本主义的商贸业及其他因素仍然长驱直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近代商贸业的兴起便是社会近代化的显著标志,青海作为边疆省份也受到社会近代化趋势的影响。

其近代化的历程分为两个时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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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为线索,前期是近代商贸业的兴起,后期则是各种社会因素的相继出现。

辛亥革命导致了社会的大变革,但这种变革的前提是以自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社会因素日益壮大作为铺垫的,没有之前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近代商贸业的兴起引起的社会分化就是铺垫之一。

在1840年到1911年近70年的时间里,青海社会的明显变化是近代商贸业的出现。

青海近代商贸业很大一部分是从传统商贸业发展来的。

传统社会的商贸业是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补充形式,在清中期以后传统商贸业逐渐扩大,原因是清朝经康乾盛世以后全国人口猛增,内地出现地狭人众的状况,某些地狭人众地区的人便出外经商,山西晋南地区就较有代表性,许多人到全国各地去经商,其中青海也有大批的山西商人。

,商人并没有脱离开农业而独立,仅有的一些商人也是有土地的农民在兼营商业,盈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大经营的规模,而是为了购置田产。

进入近代这种状况有了改变,商人逐渐从土地上脱离开来,向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方面过渡。

自清朝中期到青海经商的山西商人到近代时已站稳了脚跟,在青海扮演了近代商贸业的鼻祖。

西宁城里有影响的商号“晋益老”就由山西商人创办。

在清末时,民间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

这些在青海经商的晋商在近代以后便由兼营而向专营过渡,但这种专营与农业的根脉仍藕断丝连;他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经商,其所赢利一方面要赡养家乡的父母兄妹,一方面用于扩大经营规模,扩大经营规模已成为首选。

在受到沿海和内地商贸业的刺激后,山西商人的力量逐年增强,在青海商业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西宁的较大商号基本上都由山西商人经营,有些大的商号在附近的县还设有分号。

商号内的学徒人数增加了,开始使用本地的人员,商品的种类增多了。

他们已与传统的商人大不一样了,他们在遇到近代社会因素的刺激后日益壮大。

这一时期除在青海早已驻足的山西商人以外,还有新的经商力量也开始进入青海,青海的商贸业出现很大的变化。

青海作为羊毛生产地,也吸引来了许多洋商和买办商人,当时西宁的羊毛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盛名。

在农牧交错地区,出现了以交易羊毛为主的小城镇,如西宁、丹噶尔(湟源)、鲁沙尔(湟中)、贵德、门源、隆务寺(同仁)等地的贸易就十分兴旺。

史载丹噶尔县城“本境商业中,以收买羊毛、驼绒之各国洋商为大宗;其次皮货。

入货以茶、布为大宗,而杂货以亦与之相埒。

”(《青海方志资料类编》)民国初年,天津帮在丹噶尔设有商行计7家。

洋商和买办商人的进入刺激了地方商业的发展,早已在此驻足的山西、陕西商人也转而从事羊毛生意。

本地人士从商者也日益增多,他们利用语言之便利到牧业区以货易货,如用羊毛换布匹或茶盐等生活用品,再将从牧民手里换来的羊毛卖给外商。

他们充当了洋商和买办的中间人,当时称为歇家。

有的还开办歇店,招待在贸易地区购货或兜售羊毛的蒙番人,这类店在丹噶尔就有50余家。

清末时,在丹噶尔从商的大中小户及工商业者约有数千户,资以商业而生存者有4000人。

方志记载,每当元宵节时,家家张灯结彩,户户生辉。

与羊毛的贸易相关,运输业开始兴起,大量的羊毛通过皮筏子运往包头,再通过包头运往天津港。

当时,湟水河上的皮筏运输十分红火,从事皮筏运输的多为本地商人,主要为汉族和回族的从业人员。

一战以后外商撤走,热闹的皮毛贸易渐趋冷落,只有少部分省外商人和本地商人仍然在从事少量的皮毛生意。

但羊毛贸易的冷落并没有影响其它商品的贸易,其它商品的贸易数量逐渐增多。

近代商贸业的兴盛使传统城镇也开始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最明显的首属西宁。

西宁不仅是皮毛的集散地,也是其它货物的集散地。

近代机器生产的洋货和其它工业品相继进入青海,西宁的商品种类逐渐多了起来,有洋布、洋缎、洋剪刀、洋肥皂、洋火、洋伞、洋毛巾等,以西宁为中心向周围销售。

清末,西宁经营商业的大中小户共有近600余家,他们开始从农业土地的网络中脱离开来。

商贸业的兴盛使近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支新的社会力量逐渐壮大,商人开始从传统社会里分离出来,近代意义上的商人出现了。

他们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开始定居城镇,专门从事商贸业,是独立的社会力量。

商人阶层的兴起是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重要区别,也是传统社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辛亥革命以前是青海传统商贸业初步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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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城镇经商人口逐年递增。

他们在城镇需要生活,由此使得传统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规模逐渐扩大。

传统的手工业有饮食、木工、制靴、纺织、皮革加工、砖瓦业等,他们在从兼营向专营过渡后,家庭作坊的规模逐渐扩大。

地方手工业产品的声誉渐隆,如西宁的莫家陈醋、李葫芦镰刀等。

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城镇的规模逐渐扩大,在清末西宁城镇的人口数量约有4万人,到20世纪40年代约有10万余人。

另外,其它新的社会因素的萌生也引起了社会的变化。

清末近代教育开始出现,1905年青海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小学堂建立,即蒙古半日学堂。

继此以后又有几所小学堂相继建立,到辛亥革命前已有数所小学堂。

辛亥革命以后,青海社会的近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

商业、手工业继续发展,商人的力量及经
,明显的变化是官商迅速崛起。

1910年前后,马麒便在循化、河州开设了德顺昌、德义恒、德源永、德盛厚等商号。

到马步芳时,先后有德兴海和协和商栈及分散经营的工厂,以后又进行了合并,规模进一步扩大。

经营者为亦官亦商,利用权力之便大肆敛财,破坏了工商业自然运转发展的轨道。

总之,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因这一时期社会在各方面的变化都很明显,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辛亥革命倡导的一系列具体的革命行为引起的,比如男人剪辫子,女人甩掉裹脚布。

观念的变化使社会风气逐渐开明,男人穿着中山装,城镇女子上学堂,女子旗袍的长度短及膝盖,极少数家庭的女子还从事教师等职业。

整个社会观念都表现出与传统社会观念不同的气氛。

二是政治行政有了很大的不同。

军阀专政和封建专政虽然区别不大,但由于近代化是个历史趋势,近代化的行政因素正在逐渐地萌生。

军阀统治的行政官职的设置开始专业化,尤其在青海建省以后,四厅的设置至少在表面上显得权力不是那么集中。

以后随着县级行政建置的进一步完善,近代的行政体制初露端倪,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也开始至少在表面上变得规范化了。

三是近代的职业机构逐渐出现,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

新的社会职业机构日益增多,如中小学、医院、电影院、报社等先后出现,人们开始以职业来划分身份。

只是这些近代的社会化机构都是依附于军阀政体,受军阀的控制,但这类机构的出现也是社会近代化的一个表现。

四是近代机器工业开始出现。

20世纪30年代省立第一职业学校创办了栽绒厂,生产栽绒褥子、椅垫等产品,马步芳相继创办了火柴厂、修配厂、玻璃厂、制磷厂等。

尽管这些工厂设备简陋、产品质量低劣,可以说是徒有虚名,但它毕竟是近代的机器工业,填补了青海近代机器工业的空白。

青海社会的近代化是一个过程,它是在承接传统社会种种构成的基础上变化的,仍然带有传统社会的种种局限性,并有很多的弊端:从地域上来看,青海近代社会因素是自外向里的渗透,主要局限在东部地区,东部各县份变化最为明显,广大内陆地区变化不是很明显;从社区来看,城镇比农村明显,城镇是近代社会变化的产物,承载着近代社会的种种因素,并以其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从社会阶层的观念变化看,上层对近代社会因素的接受比较快,而社会中下层则无力接受;从社会权力层面来看,在军阀专制逐渐建立以后,以执政者的喜好来吸收、引进为主,是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民众的推动力微弱有限。

总之,青海社会的近代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由于传统社会的体系太顽固,使传统社会因素与近代社会因素充满了矛盾。

这种矛盾在青海的体现是,作为传统社会政治权力的军阀专制进一步强化,使得社会近代化的因素发育很不健全:一方面新的社会因素促使社会要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社会近代化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的桎梏又牢牢地拴住了社会进步的车轮,这使近代社会因素的成长十分艰难,处处受到阻止。

但近代社会因素是不可遏止的,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滋生壮大着,随着近代社会因素的壮大,这种旧的遏止力量终归要崩溃,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政权体制很快就摧枯拉朽、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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