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社会近代化的历史步履

《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青海社会近代化的历史步履

邓慧君

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深入,固若金汤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运行了两千多年之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化的历史时期。青海作为一块民族杂居地区,地处中央府县制统治体系的边缘地带。在

,其传统社会也面临着新的社会因素的挑战。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阐述、分析,以明了青海社会近代化的历史步履。

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变革的历史时期。由于传统社会的各种构成异常的完备,社会近代化的步履非常艰难。在近代社会因素进入以后,传统社会的缓慢运行与新的社会因素的日益壮大越来越不可协调:一方面传统社会衰而不竭,仍然在气息奄奄地运行;另一方面近代社会因素又以其旺盛的生命力逐渐滋生蔓延。新旧两种社会因素在这一时期的撞击,使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人们追求社会革旧立新的征程中,如何变革?革什么?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思考和实践的话题,他们的思考和实践反映的是近代中国社会运行的晴雨表。不管传统社会如何顽固,新的社会因素仍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滋生发育着,近代化成为社会的必然趋势和要求。青海虽然地处偏远,但区域社会的变化与内地的变化脉络却息息相关。这一时期在青海也是重要的历史时期,它上承远古的秦砖汉瓦,下启近代社会之声光电器;它延续了传统社会的余脉,也萌生了近代社会的嫩芽,是两种社会情景交叉互动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青海区域社会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渐变,它既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命运相联系,又因为其独特的多民族社会构成,使其社会的存在状况在许多方面又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变迁轨迹。

自清朝建立以后,清王朝对青海政治统治的力度比较大,先是笼络藏族、安扶蒙古,以后又着力于健全东部农业区的府县制体系。自道光以后对青海的施政措施日益完善,从边荒偏僻的依俗施治向与中央集权统治渐趋一致的方向过渡,使该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频繁。应该说,在近代初期以前,青海社会仍然处于发展的阶段。青海传统社会是多元的构成,各少数民族都有其自成体系的社会运行机制。以生产方式而论,农业区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土司制下的庄园经济,牧业区是藏族的封建部落经济和蒙古族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在政治上,清廷依藏、蒙、汉等民族各自的情形,依俗分别设立了藏族的千百户、蒙古族的旗、汉族的府县、土族的土司等政治组织;在社会的其他方面也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如婚姻形式就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共夫共妻等;宗教信仰有藏族、蒙古族、土族信仰的藏传佛教,回族、撒拉族信仰的伊斯兰教,汉族信仰的汉传佛教、道教等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就是这样一块民族成分复杂、社会各种构成多元的地区,在封建的政治统治秩序逐渐健全规整不久,就面临着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情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发展时期。中国的近代化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不合理的鸦片贸易为开端的,清王朝对这种极不合理的贸易进行了抵制,但资本主义的商贸业及其他因素仍然长驱直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商贸业的兴起便是社会近代化的显著标志,青海作为边疆省份也受到社会近代化趋势的影响。其近代化的历程分为两个时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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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为线索,前期是近代商贸业的兴起,后期则是各种社会因素的相继出现。辛亥革命导致了社会的大变革,但这种变革的前提是以自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社会因素日益壮大作为铺垫的,没有之前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近代商贸业的兴起引起的社会分化就是铺垫之一。

在1840年到1911年近70年的时间里,青海社会的明显变化是近代商贸业的出现。青海近代商贸业很大一部分是从传统商贸业发展来的。传统社会的商贸业是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补充形式,在清中期以后传统商贸业逐渐扩大,原因是清朝经康乾盛世以后全国人口猛增,内地出现地狭人众的状况,某些地狭人众地区的人便出外经商,山西晋南地区就较有代表性,许多人到全国各地去经商,其中青海也有大批的山西商人。

,商人并没有脱离开农业而独立,仅有的一些商人也是有土地的农民在兼营商业,盈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大经营的规模,而是为了购置田产。进入近代这种状况有了改变,商人逐渐从土地上脱离开来,向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方面过渡。自清朝中期到青海经商的山西商人到近代时已站稳了脚跟,在青海扮演了近代商贸业的鼻祖。西宁城里有影响的商号“晋益老”就由山西商人创办。在清末时,民间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这些在青海经商的晋商在近代以后便由兼营而向专营过渡,但这种专营与农业的根脉仍藕断丝连;他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经商,其所赢利一方面要赡养家乡的父母兄妹,一方面用于扩大经营规模,扩大经营规模已成为首选。在受到沿海和内地商贸业的刺激后,山西商人的力量逐年增强,在青海商业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西宁的较大商号基本上都由山西商人经营,有些大的商号在附近的县还设有分号。商号内的学徒人数增加了,开始使用本地的人员,商品的种类增多了。他们已与传统的商人大不一样了,他们在遇到近代社会因素的刺激后日益壮大。

这一时期除在青海早已驻足的山西商人以外,还有新的经商力量也开始进入青海,青海的商贸业出现很大的变化。青海作为羊毛生产地,也吸引来了许多洋商和买办商人,当时西宁的羊毛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盛名。在农牧交错地区,出现了以交易羊毛为主的小城镇,如西宁、丹噶尔(湟源)、鲁沙尔(湟中)、贵德、门源、隆务寺(同仁)等地的贸易就十分兴旺。史载丹噶尔县城“本境商业中,以收买羊毛、驼绒之各国洋商为大宗;其次皮货。入货以茶、布为大宗,而杂货以亦与之相埒。”(《青海方志资料类编》)民国初年,天津帮在丹噶尔设有商行计7家。洋商和买办商人的进入刺激了地方商业的发展,早已在此驻足的山西、陕西商人也转而从事羊毛生意。本地人士从商者也日益增多,他们利用语言之便利到牧业区以货易货,如用羊毛换布匹或茶盐等生活用品,再将从牧民手里换来的羊毛卖给外商。他们充当了洋商和买办的中间人,当时称为歇家。有的还开办歇店,招待在贸易地区购货或兜售羊毛的蒙番人,这类店在丹噶尔就有50余家。清末时,在丹噶尔从商的大中小户及工商业者约有数千户,资以商业而生存者有4000人。方志记载,每当元宵节时,家家张灯结彩,户户生辉。

与羊毛的贸易相关,运输业开始兴起,大量的羊毛通过皮筏子运往包头,再通过包头运往天津港。当时,湟水河上的皮筏运输十分红火,从事皮筏运输的多为本地商人,主要为汉族和回族的从业人员。一战以后外商撤走,热闹的皮毛贸易渐趋冷落,只有少部分省外商人和本地商人仍然在从事少量的皮毛生意。但羊毛贸易的冷落并没有影响其它商品的贸易,其它商品的贸易数量逐渐增多。近代商贸业的兴盛使传统城镇也开始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最明显的首属西宁。西宁不仅是皮毛的集散地,也是其它货物的集散地。近代机器生产的洋货和其它工业品相继进入青海,西宁的商品种类逐渐多了起来,有洋布、洋缎、洋剪刀、洋肥皂、洋火、洋伞、洋毛巾等,以西宁为中心向周围销售。清末,西宁经营商业的大中小户共有近600余家,他们开始从农业土地的网络中脱离开来。

商贸业的兴盛使近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支新的社会力量逐渐壮大,商人开始从传统社会里分离出来,近代意义上的商人出现了。他们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开始定居城镇,专门从事商贸业,是独立的社会力量。商人阶层的兴起是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重要区别,也是传统社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辛亥革命以前是青海传统商贸业初步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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