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朱晓薇、林纬琳、庄翠兰、孙澄玉、李懿

指导教师：黄美华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和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暴露了自己的愚昧和落后，挨打受辱，几乎无以自存。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悲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善于自处。他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扼要中肯，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代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承袭者“神明华”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一般封建士大夫都闭目塞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回顾历史，感到“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度纪纲，灿烂大备”，认为清朝统治“岂特远过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茫然问道：“中国何弱之有？”他们环顾当世，两次鸦片战争已成陈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被镇压，天下太平，共庆“中兴”，振振有词地问：“尚得谓之弱乎？”于是昏昏沉沉，不思振作，梦想着退回到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旧时代去。为了喊醒昏睡中、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李鸿章一再大声疾呼：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局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

中土士大夫不深悉彼己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吾能御侮而破敌”，其谁信之？于目前小胜，谓“内贼不足平，外患亦不足虑”，其又能自信耶？

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

并强调指出：“我朝处数前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翻然变计，师敌所长以自强自立。因此，必须讲求洋务。

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奇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李鸿章自然不可能洞悉原委，他也始终没有变成“资产者”，但却代表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不自觉地朝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蹒跚前进。正是基于“处奇局应建奇业”的认识，李鸿章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那些讥刺他“喜谈洋务”的顽固分子说：

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能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就得如此。何等坚定，何等爽朗！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这就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

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认识出发，李鸿章把“外须和戎，内

须变法”作为洋务的总纲。

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祗有隐忍徐图”。“和”的条件是“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只要遵守“和约”，便可共处；而“和”的基础则在于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必先存不惮用兵之心，而后兵不至于竟用”，“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即一旦龃龉，彼亦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所以“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界事只有拱手听命”。总之，“和”的关键在于“变法”“自强”。“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李鸿章对列强的侵略性是认识不足的，因此对林则徐等人的抗英斗争曾嗤之以鼻，斥为“逞一时之愤”。把“外须和戎”作为一条最高准则。因此，在对外交涉中就不免怯战乞和、妥协投降。但“外须和戎”的本意并不是予取予求，拱手听命。他所希冀的是“保境庇民”，“相安无事”，即避免完全任人宰割。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刻刻自强”。因此，对于当时的因循守旧风气，李鸿章疾首蹙额，反复抨击又深长叹息：

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

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

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拘何症概投其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由此可见，李鸿章不但斥责守旧、不变通的人，而且为实现自强而极力倡导变法，深思焦虑，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李鸿章开始认为：“中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剑手。”于是把“自强”寄托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他最早，成效最大，排除“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反对派的干扰，建立了江南制炮总局等，接办和扩建了天津机器局，开始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恃刀弓矛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

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反清人民的灾难。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决不可能是为了给人民提供精利的武器以颠覆自己的统治。这些军事工业其实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清政府统治、延长清朝寿命。而问题在于，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创办军事工业，是否还具有加强国防力量借以抵御外国侵略的意图和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

还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震惊于洋枪洋炮的神奇，李鸿章在力图“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以利攻剿的同时，有感于来自国外的长远威胁，便表示深深的不安和忧虑。他曾一再指出：洋务最难著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

盖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抚髀太息而已。

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

对于“借洋助剿”的长远后果，他忧心忡忡：

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