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利弊-中国农村发展模式分析

典范不一定是中国农村的出路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南街村和华西村一直是被称为典型的两个“农村”，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南街村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经济，而华西村是典型的集体控股的混合经济，集体控股70%，村民参股30%。他们常常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教材”为广大共产主义信仰者以及政治人物所颂扬和宣传。共产主义信仰者颂扬和宣传南街村和华西村，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在现实中小范围内的实现；政治人物颂扬和宣传南街村和华西村，是出于宣传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为了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

不得不承认，南街村和华西村的发展确实是成功的。南街村曾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优秀乡镇企业”等殊荣。南街村集团多次获得国家级、省市级荣誉称号：是中国食品工业质量效益奖企业、工业排头兵企业、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省百户规模优势企业、河南省重点服务企业、河南省科技企业和河南省民营科技企业50强等。“南街村”商标为国家驰名商标。华西村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化典范村示范点”、“全国乡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乡镇企业先进企业”、“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全国乡镇企业科技工业园”等殊荣，并被国内外各界人士，赞誉为“天下第一村”！农村能取得这些成就确实是令人瞠目的。

认识一个事物必须以辩证的思维和客观的态度，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南街村和华西村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毫无疑问要比中国一般农村更快更高，但是人们应该看到，南街村和华西村内部却也存在着一定矛盾，其发展模式具有自身局限性和成功的偶然性。

2008年2月27日，南方都市报刊登《“红色亿元村”南街“神话”或终结》一文，文章指出南街村的告诉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负债16亿。从这里可以推断出南街村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发展水平依靠的是巨额贷款，而实际上一般的农村是不可能得到如此巨额贷款的，所以它的成功具有偶然性。文章又指出1999年，南街村党委书记、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宏斌独断专行实施“永动机”项目，投入2000多万，最后以失败告终；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死亡，清理义乌市发现2000万现金以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当天有几名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关于永动机事件，一方面是领头人王宏斌的文化程度低，缺乏科技常识，知识水平不够，另一方面是领导体制上的原因，个人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如果领导自己不懂，但能虚心听取大家意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也不至于造成这么大损失。可王宏斌却恰恰相反，他承认，上这个项目时，大家都反对，就他一个人坚持，头脑发胀，不顾别人意见，断然拍板。于是，就“犯下的最大的错误。”这与王金忠事件共同表明南街村监督落空，没有权力制衡，个人权力太大，权力运行机制上不完善。缺乏监督和制衡的权力，不光是容易产生腐败，更容易

滥用权力，变成“可怕的张牙舞爪的权力”。2011年大河网—大河报（郑州）刊登《华西村的秘密》一文，文章引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文章指出超过300米的龙希大酒店毫无经济的合理性。文章又指出华西村打击与吴仁宝意见不合的人，比如华西五村的村民戴进兴便被认为是黑恶势力。文章还指出，村民对在华西的生活有怨言，尤其是周边村的村民对于无法享受与中心村村民平等待遇不满，公民部分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自称是华西村民的网友这样说：“电视上说华西村人最低收入都有50万，当时我们全家就都笑了，所谓的不低于50W的存款吧，的确每个华西人都有那么一笔钱。但是这个钱，用起来可是很有意思的。钱在你的账上，但是你没有主动使用权。我姐姐和姐夫都笑，这真的是外面得面子，里面只能跟着吹。”以上报道以及网友的帖子表明南街村和华西村的成功具有自身局限性和偶然性，内部亦是矛盾重重。

笔者认为，华西村和南街村都不能成为其他一般农村效仿的对象，农村采取何种发展模式，只有从本村实际出发，才能保证科学发展。（学生分析南街村和华西村的依据来自于已有的权威媒体的报道以及相关网

络资源，但由于资料有限，以及学生本身未能对南街村和华西村进行过实地深入考察，所以或许对南街村和华西村的认识会有偏颇之处。同时学生认为最有资格对南街村和华西村作出评价的应该是长期对这两个村庄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一来他们与村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最少，评价相对来说能客观一些，二来他们具备分析能力，能对这两个典型农村发生的各种事情作出相对正确的分析，学生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些学者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