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形象

五、萧红的女性之思

萧红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和亲历的人生体验，在小说中描绘了北方贫苦农村妇

女的悲惨遭遇和无奈命运，批判了男权主义对女性的戕害和束缚。同时，萧红又通过三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出她的“女性关怀”和“女性之思”。

在萧红的笔下，逆来顺受的麻面婆和为爱挣扎扭曲的金枝、月英都是以悲剧告终，不管是对男人无条件的顺从还是满怀梦想的期待，都没能使女性摆脱悲惨的命运，反而是这些“顺从”和“期待”加速了她们的死亡。萧红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挖掘出女性命运悲剧的来源——男权主义的控制与残害。她通过第三类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她对于具有“混合气质”的传奇女人王婆的赞赏和在她身上所寄托的希望。

《生死场》中的女性生活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偏僻落后闭塞的东北乡村, 她们是贫困得不能再贫困, 卑贱得不能再卑贱的劳动妇女, 她们的生命是潦草的, 她们的生存举步维艰, 她们的情感遭受肆意践踏, 她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全被忽略, 作为一个生活在动荡的大时代的女人, 一个女性作家,萧红以她独特的女性笔触展示并拷问着她们的悲剧人生, 不仅仅是给予关注与同情, 而

且渗透着血泪的理解与控诉。

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萧红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中国女性，真正自觉地为最广大下层妇女代言的女作家。也是自始至终关注并表现普通女性的人生悲剧，发出清醒、透彻、深刻的女性之声的作家。这也正好显示出萧红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从宏观角度看，她执著于“女性关怀”，深刻表达“女性之思”，无非是想争取女性话语权利，建构女性话语体系，反抗男权中心社会与男性话语，唤起所有女性的醒悟与自觉，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地位。

论萧红在《生死场》中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消解

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其独特的女性作家，女性的生存状况及她们受男性世界压抑的现实，一直是萧红在其作品中关注最多的。然而，萧红的创作也通过解构男权中心文化塑造的女性形象强烈的批判了男权文化，同时也通过对小说男性人物形象的独特刻画消解了男权中心文化下的男性形象，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男权中心文化的虚伪性和反人道性。

一、萧红自身对男权文化的思考与批判

可以说.萧红的一生都是充满着悲剧色彩的。从童年开始，她就缺失了可贵的亲情，而童年的寂寞也让她对“温暖”和“爱”有着强烈的渴望。虽然如此感情上的挫折又让她在肉体和精神上承受了一个又一个无情的伤害和打击。

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萧红的一生经历了大多的磨难和痛苦，而且，她也承受了太多来自于男权社会的“男尊女卑”的歧视和压抑。在重男轻女封建意识浓厚的呼兰县城，她的出生并没有受到大多数家人的欢迎，尤其是他的父亲。

萧红在她的《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卜月文中就有这样的陈述: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尔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驾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①虽然她的父亲张廷举是呼兰县的知名乡绅，而且曾担任呼兰县的教育局长，但他对自己的女儿却是如此的冷酷无情。寂寞童年之后的少女时期，萧红的生活也是充满了妥协和抗争的痛苦。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父亲，在萧红读完高小后就不愿让她继续读书了，而且想把她作为攀附门帽的工具而过早的嫁出去。后来.在祖父的帮助下，萧红才得以继续读书。但就在萧红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再一次遭到了父亲的逼婚，为了不在父亲面前妥协，她毅然离开了家门，从此开始了她流浪与逃亡的生涯。尤其让人感到心寒的是，在她饥寒交迫、孤立无援的时候，在街头与她不期而遇的父亲却熟视无睹的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对于当时正处于孤立无援、身无分文，又遭欺骗和被伤害的萧红来说，萧军的出现无疑给她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极度贫穷的物质条件、无休无止的感情纠葛、国土沦丧的时代忧虑感，加上性格和体质方面的差异，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最后。随着萧军的移情别恋，两人的恋情也最终走向了结束。这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给萧红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曾在《萧红小传》中这样说道“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②

可以说，萧红的一生都陷于追求爱情与家庭而一无所获的抗争与痛苦之中。然而，萧红有着强烈的自觉主体意识。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和由此而来的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和对人生的特发现，促使她逐步看清了传统封建文化对女性生命造成的伤害，也让她对人生及男权文化产生了深刻的思考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