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作者自我虚构

论鲁迅小说中的作者自我虚构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叙述者不能与作者相等同；同时，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以及人物又往往与作者有着某种关联，有可能通过它们出现不同形式的作者自我虚构，形成为独特的艺术虚构的形象。

这次我们通过对鲁迅小说的研究，探讨其小说中作者与作品、叙述者与作者、作者的自我形象与作者自身的关系，以及以作者名义出现的叙述者在作品中的修辞意味，作品中实现作者自我虚构的不同表现等。

在鲁迅的小说中，人们有时可以看到其中叙述者所讲述的事件、人物以及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与作者自身的个人经历与思想等存在着某种程度不一的关联。有些小说，甚至直接在作品的故事叙述中出现了作者自己的名字，如《故乡》与《兔和猫》中的两个片段：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地说。

嗥的一声，又是两条猫在窗外打起架来。

“迅儿!你又在那里打猫了? ”

“不，他们自己咬。他那里会给我打呢。”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现在大约疑心我要替小兔抱不平，下什么辣手，便起来询问了。

在小说这样的叙事虚构作品中，诸如上述片段中的作者明显表白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将作品中的叙述者与作者相等同、作品中的叙述者是否就是鲁迅自己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有人认为在鲁迅的作品中，故事的叙述者常常是一个确定的人物，或是作者本人(如在《祝福》和其他一些作品中)，或是某个其他具体人物：《孔乙己》中酒店里的男孩，《伤逝》中的鳏夫，等等。李长之在谈到鲁迅的小说《伤逝》时，一方面认为《伤逝》“是鲁迅最成功的一篇恋爱小说”，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无疑地，这篇托名为涓生的手记，就是作者自己，因为，那个性，是明确的鲁迅的个性。”“涓生，也就是作者鲁迅自己，有的是高傲和倔强。”

我们知道，在任何叙事虚构作品中，都至少存在着一个叙述者。这个虚构的叙述者向被叙述者讲述故事，而不论这一个或多个叙述者是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文艺作品一样，叙事作品也是由真实意义上的作者所创造，而展现出一个或多个何种类型的叙述者也是由作者所决定的。作者作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一分子，显然无法置身于其所生活的社会之外，而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既可包括其周围的社会生活，也同样可以包含他自己的生活，作者的声音都不可能在作品中隐匿不见，而会以种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其所创作的虚构的叙述者或是作品中的人物以及场景等表现出来。

然而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不能与作者相混同。一个是作品的创作主体，这一创作主体确定了叙事作品的面貌；另一个则是作品的叙述主体，这一叙述主体在特定的言语构造中向读者叙说着故事，这二者是不应该混淆的。如果混淆了这二者，将会造成诸多问题，也会有意无意地妨碍作者的创作。鲁迅自己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切身体会。鲁迅的《伤逝》是一篇以“涓生的手记”名义出现的第

一人称叙述者所讲述的爱情故事。前述李长之在谈到《伤逝》时，肯定托名为涓生的手记，就是作者自己实际上，在当时将《伤逝》看作为鲁迅自己的“自述传”是很时髦的事情。而鲁迅对此十分不以为然。他在1926年12月29日给韦素园的信中写道：“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

作者自我形象的虚构与塑造，并不以作者自身名字的出现与否为必然标志。热奈特曾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与作者在姓氏或生平上完全相同或某些相同的叙述者叙述一段明显的虚构故事。这一论述是合理的。因而，出现在鲁迅小说中的“迅哥儿”、“迅儿”，也不能将它们与作者鲁迅相等同。

不将作者与叙述者相混淆，自然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将他们所叙述的故事看作作者自身真实的经历与情感的表现，尽管作为人物叙述者，他们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与真实作者的经历或思想情感有关。可以将直接采用作者自己的名字作为作者自我虚构的一种特殊修辞方式来看待。

在叙事虚构作品的叙述者之间，存在着不参与故事而只承担故事讲述的异故事叙述者，与既承担故事讲述、同时又是所讲述的故事或情境中一个人物的同故事叙述者这一基本区分。在这样的叙述中，许多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人物叙述者出现的，这是一条十分直接、无碍无障的理想途径。

人物叙述者参与故事的程度存在着种种差异。大体上，叙述者可以在人物的层次上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或见证人，作为一个行动的次要参与者，一个较为重要的参与者，或是作为主人公而表现出来。在鲁迅的以人物叙述者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作品中，既有纯粹的旁观者或见证人，如《狂人日记》小引中的叙述者，《头发的故事》中的第一叙述者；有作为行动的次要参与者，如《在酒楼上》、《孤独者》、《猫和兔》、《鸭的喜剧》、《孔乙己》与《祝福》的叙述者；作为较为重要的参与者，如《一件小事》、《故乡》和《社戏》的叙述者与《伤逝》的叙述者涓生；作为主人公而表现出来的则有《狂人日记》中主体部分的叙述者与《头发的故事》中的第二叙述者N先生。所有这些有形的、并具有其精神思想与道德态度的叙述者，不仅向读者讲述了故事，而且作为人物，说中的其他人物发生了种种关系。

在《一件小事》中，乘人力车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参与故事的重要人物。“我”既作为叙述者，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不能将他与作者等同起来已如前述。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鲁迅的小说中，较多地留下作者的影子、与作者自身的思想产生较多关联的，《一件小事》应该说是其中之一。据孙席珍回忆，鲁迅在与他的谈话中谈到《一件小事》时，曾说：“我是真的遇见了那件事，当时没想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洋车夫，竞有那样崇高的品德，他确实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才写那篇东西的。”由此人们不难理解，出现在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我”，在面对车夫不理会让他继续赶路，却扶起跌倒在地的老妇人向巡警分驻所的门走去的情景时，极为震撼：“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人物叙述者从人力车夫的高贵品质中看出了人格的力量。正是这种人格的力量，成为催促“我”不断自新的动力，并赋予他以勇气和希望。在小说中通过人物叙述者与车夫的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以及思想规范可以说，是与鲁迅既严格解剖别人，也严格解剖自己这一以贯之的思想相吻合的。因而，在作者形象的自我虚构中，《一件小事》中“我”的形象是一个与作者有着更为密切的思想联系的形象，这也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