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李光耀治国方略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李光耀治国方略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李光耀是新加坡内阁资政，前总理，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其具有鲜明东方风格的执政方略将一个原本社会动荡、经济落后又资源匮乏的小岛引向了成功之路，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发展模式。在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相矛盾时，李光耀坚定的选择了后者。他相信，政治稳定是民主和一切发展的基础，而不是相反。经济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高于任何抽象的政治理念。1992年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菲律宾商业大会上他说：“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导致发展的因素，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的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一个政治制度价值的最终考验，在于它是否能协助有关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以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并且使人民享有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个人自由。”李光耀为新加坡建立了议会民主的体制，却在这种体制中选择了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相异的“一党主政”的威权主义模式。李光耀政府崇尚法治，执法以严厉著称，实行严刑峻法，一方面其法律制度，思想，分类，渊源，推理风格等方面都直接承受英国的习惯法传统。另一方面，西方的法治对于权力的制约，法治与“有限政府”相联系，可以称为“自由主义法治”，而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兼顾规制国家与规制社会，对于权力不仅强调对权力的制约，而且强调权力之间的合作，可以称为“共同体法治”。

一、稳定发展，经济至上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刚刚完成民族独立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很难从“意识形态执迷”的强大惯性中走出来，但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新生的新加坡就拥有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领导人，并给了他实行实用主义的良好环境，这种环境或许是政治文化中深入华人脊髓的儒家功利主义传统，或许是东方传统的对于政治权威的服从，或许是小国寡民的现实。而对于50，60年的新加坡来说，实用就是稳定，没有什么会比稳定对于一个新国家更重要。

经济发展不是保持稳定的专门设计，经济的繁荣本身是发展的内涵，它预示着人类的一种幸福。但事实上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保持社会稳定之手段中最高明的一种。一个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不会带来一个长久的社会稳定。因此，新加坡的经济中心政策实际上也是最大意义上的国家稳定政策，新加坡稳定优先的政治发展战略必然从“经济中心“开始。

李光耀深知经济发展对于新加坡的意义，他说过：“生产力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的生产力增长将决定我们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2李光耀认为实用主义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际情况作为制定和修改政策的依据，就是从新加坡的国情出发，不轻信别人的言论，不纠缠于历史。他指出：“人民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

李光耀相信，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从理论与现实的两种意义来说，新加坡政治上的威权丝毫没有影响经济的自由。他指出：“……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通过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场的力量，我们小规模的经济，使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的竞争，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不断的试图根据某些预先想好的经济，或道德的秩序去策划我们的经济。”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前提。对于竞争的崇尚，另一方面是对于绝对平等的抵制，李光耀深恶痛绝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绝对平均主义对于人民积极性与进取心的扼杀。他说：“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名而在从新分配财富方面做的太过分，这将抑制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性，这样的社会主义必将失败。”4即使当“福利主义”思潮到来，西方社会像社会主义者一样从新关注平等的时候，李光耀仍然坚持竞争对于经济的主导。

李光耀反对平均主义和福利主义，不代表他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和人民福利事业的漠视，

福利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社会稳定之必须。李光耀政府拿出一大部分国民财富用于建立一套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提供住宅，教育，医疗等的福利，改善生活环境。但其福利制度，始终维持在自由市场的底线以内：即国家提供辅助而不包办；国家指导建立于公民自助之上；政府关注造血而不是输血。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公积金制度等制度都建立在自由市场体系之内而不是之上。

在具体经济政策方面，李光耀政府经济政策灵活，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调整发展战略。冷战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1959 ——1965 年，经济恢复阶段。当时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困和失业，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政府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重点发展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二1966 ——1979，是第二个阶段，政府重点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并以此带动其它部门的发展。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1%，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失业率仅为3.3%，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三1980 ——1985 ，第三个阶段，1979年7 月，政府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战略，也称“经济重组”政策。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工业，四1986 ——冷战结束，第四个时期。另外李光耀政府注重发展一批支柱产业，，电子、造船、精密机械制造、光学器械、炼油和电脑软件等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经济的蓬勃发展。李光耀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1960 年到1983 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0%，是同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960 年，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15 新加坡元；到1983 年，增至12,890 新元。新加坡的制造业发展也很快。1959 年，仅有7.5%的劳动力就业于制造业部门，1983 年这一数字增至27.8%。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但保持了社会稳定，也使政府的威信大大提高。

经济中心与稳定政治——现代化中的决择

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经常被称为“民主化”的浪潮，这种说法有意或无意间赋予了“民主”价值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政治学家们对新独立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抱有乐观的态度,主张通过欧美国家模式的指导,直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于是，一批国家先后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大多数新兴的亚非国家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但是，很多国家喧闹一时的民主实验中途夭折，不少发展中国家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政治学家们不得不承认,进化乐观主义已变得苍白无力了，面对发展中国家令人困惑不安的政治动荡局势,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问题,自然成为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新的重大现实问题，政治稳定也由此被确立为与政治民主并重的政治发展目标”5“民主化”不再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在这种对“民主化”迷信的反思中，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走在了前面。首先，在民主已成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时候，关于民主的争论从价值转移到了内容。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中说“……民主是一个需要注入内容的容器”6李光耀留学英国，但并不是西方民主人权观的忠实信徒，西方民主自由观在自己国家的现实中投注，折射出其局限性。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新加坡与其说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不如说是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结果——西方法政文明，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就是西方法政文明在东方社会里的变态发育的结果。李光耀相信，西方民主人权观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式的民主在大多数新兴国家行不通，民主人权的背后都深深地打上了本国文化的烙印。李光耀说：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导致发展的因素，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的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一个政治制度价值的最终考验，在于它是否能协助有关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以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并且使人民享有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个人自由”。7东方文化的背景使其相对于西方更注重秩序与集体。西方的人权指的是个人反对国家的权利,而东方文化却强调要尊重权威，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保护人民的权利，西方的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权利，东方文化则强调义务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