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国民幸福指数

关注国民幸福指数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国民幸福总值与幸福指数等非刚性因素开始进入人们考量的视野。“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CNH）”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是发达国家用以检视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以“国民幸福总值”（GNH）衡量国家成功与否的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引入GNH这一评价指标所具有的意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在我国，长期以来，GDP可谓国民经济的第一指标，影响极为深广。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更有许多的社会成本和人性的成本决非数字可以全面、充分表达，此时引入“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并检视经济增长中的国民幸福程度，尤能促使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GDP到GNH：社会经济发展价值坐标的转变

从本质上讲，国民经济发展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两个基本方面。其中经济发展的数量表现为经济增长率，通常用GDP指标来核算。以GDP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衡量经济增长状况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尺度，但是，由于GDP只是一国所有产品和劳务的货币价值，而产出的增多并不等于生活的改善和幸福的增加——国民幸福除受经济增长、分配制度的影响外，还与环境、资源、犯罪、贫困、休闲等因素直接相关。因此，从国民幸福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GDP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测度国民的幸福程度。

“国民幸福总值”这个概念是不丹国王在1970年最早提出的。他认为：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间保持平衡，政府施政应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国家政策制定依据应考虑“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在这种幸福理念下，不丹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其最终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30多年过去，不丹民众的高幸福指数引来了世界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关注和研究。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将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英国则在创设“国民发展指数”（MDP）时，把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也考虑进去。2002年英国内阁公布的“生活满意度”文件，认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更强调文化方面因素的“国民幸福总值（Ｇross National Cool，GNC）”。

在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原来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开始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但是，很多地方的中心工作还没有真正关注“社会发展”。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情实际，顺乎进步潮流，合乎发展逻辑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GDP：价值坐标的缺陷

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注重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但无法显示这些物品和劳务在市场以外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无法显示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付出了哪些沉重的社会代价。同时该指标也忽视了资源基础、环境条件、社会成本、分析的公平与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从实践来看，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缺陷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我国，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通常认为正常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通常认为正常的增长速度应当是8%左右，反之则被认为是过热或不景气。然而，恰恰是这个被国人十分推崇的GDP并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GDP只是一个“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看不出支撑GDP的“物质”内容，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的浪费程度。GDP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GDP是体现不出来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地搞了一项“豆腐渣”工程，建“豆腐渣”工程有GDP，拆除“豆腐渣”工程又有GDP，重新建设还有GDP。

其二，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传统的发展观以及国富标准以追求GDP的增长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和目标，这种单纯用GDP所表现出的经济繁荣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我国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

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面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

其三，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GDP是一个侧重于物质方面的量化指标，对于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幸福程度来说并不完整，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的福利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简单的包含在一个数字中。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 Veenhoven 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2004年12月，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通过对访问者答案的统计处理，得出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并公布了幸福指数调查，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排名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

从排名来看，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3名，美国只排到了第15名，而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为42、48、49居中等水平。由此可见，更富有并不一定更幸福，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其它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更多的物质产出实际上可能使我们的总福利下降。由此可见，GDP并不是衡量我们的生活有多好的完美指标，只将着眼点放在可衡量的产出上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合理的。经济学家对幸福总体上的观点是：我们所做的事一定要让我们更幸福，否则就不做，人们最终追求的是幸福，而非金钱。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

其四，GDP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GDP增长模式以及片面追求数量的发展战略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时甚至会误导人们对经济状况的认识。例如，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在不考虑污染的情况下，更多的产品意味着更多的GDP；，当产生污染的公司出售产品时，这种交易表面上增加了GDP，然而实际上，污染的外部性增加的社会成本无法反映在该商品的市场价格中，由此造成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无法用GDP来衡量。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为求GDP的增长不择手段，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短期行为的增长，不能持续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

其五，GDP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从实践来看，GDP一方面不能保证对全部经济财富进行衡量，在核算过程中难以包含以下因素：①非市场交易。GDP只核算市场交易，并不包括大量生产出来但没有进入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如家务劳动等没有得到市场报酬的工作，他们的产出和服务就被排除在GDP之外。

②地下经济。地下经济的另一种形式是逃税，经济主体不通过销售产品和服务，而是采用以物易物、以劳易劳和现金的方式实现交易，这种交换的价格是无法计入GDP的。另一方面，为了追求GDP的增长，往往导致效率、甚至没有质量的生产活动，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固定资本的质量不好，不得不提前报废，那么固定资本形成的总额再多也不能提高国民财富。当你要拆毁“豆腐渣工程”并重新建设时，这意味着：不仅要从国民财富统计中剔除相应部分，而且为了重建又消耗了一次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国民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正像被砍伐的森林，“算做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在此情形下，GDP增长率越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

构建以GNH为核心的新价值坐标

GNH作为一种替代的现代化理念，它所包含的衡量个人和集体福利的指数，可以有效地补充和修正GDP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因而，它正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

GNH所核算的是社会幸福总值，而幸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难用一个像衡量产出水平那样的GDP 指标来对其加以度量，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种传递和替代的办法，从社会健康、福利、文明和环保的角度定义幸福，通过设置一些相关的社会指标对幸福加以间接的计量。GNH核算体系由以下四大指数构成：

通过对以上各指标的加权计算，我们可以得出衡量幸福总值的四大类主体指数。

应当提出的是，GNH并不是拒斥或否定GDP，相反，幸福总值是以生产总值为基础的。虽然幸福总值的增长是我们最终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幸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幸福总值是以生产总值为基础的。因此，在GNH核算体系中，生产总值指数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指数。至此，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GNH核算指数体系——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根据这些指数可以给出如下的GNH核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