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岳兵《京都支那学的开创者狩野直喜》

“京都支那学”

的开创者狩野直喜刘岳兵

“京都支那学”是日本近代学术史甚至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由狩野直喜(一八六八———一九四七)等奠其基,由同人杂志《支那学》而促其成。《支那学》从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创刊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停刊,共发表四百余篇学术论文。小岛马、青木正儿、本田成之、神田喜一郎、武内义雄等京都支那学派中坚均为狩野直喜的学生而亲炙其教,他们的代表作几乎都在这里发表。

《支那学》停刊两年后,日本全国性的中国学研究组织“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了。京都支那学对科学性的严格要求,实事求是的学风对战后日本中国学的影响自不待言。

《支那学》的特点是:第一,真正从传统汉学的旧套中摆脱出来,对古典文本不仅仅局限于同情地解释,而且强调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二,《支那学》的周围多为明治十年左右以后出生的年轻学者,他们接受的是近代的学制教育,中国的学问大多是作为一种客观的知识来接受的。这样他们可以自由地选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强调学术研究的自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第三,力图站在客观的、学术的立场上来关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眼里理想的学者形象正是狩野直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义理明彻,不恃聪明而向壁虚造,不务易入俗耳以邀世誉。卓然自守,持风气而不为风气所动,斯之谓真读书人”。京都支那学的这些特点都与狩野直喜的思想具有紧密的关系。

汉学向支那学过渡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对经书的态度上。狩野直喜说:

清朝的学问为考据学、复古学。其进路为排宋儒之说而恢复儒学的原始形态。在这一点上,江苏学派与浙东学派虽无二致,但前

者对汉代经书之所立几乎缺乏批判的态度,而信仰其说,力图对包

括其细枝末节都进行考证。浙东学派则反之,尝试对汉代所立之经

进行极其大胆的批评,如周官辨非即为一例。论周官之伪古来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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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但考据之精、论断之公未有出其(万斯大《周官辨非》)右者。

(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一九五三年,第527页,以下凡引自狩野直喜的著作,不再注作者名。)

从信仰的态度转变到批判的态度,对中国古典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种“第三者的立场”正是作为近代学问的“支那学”诞生的标志。狩野直喜明确指出“第三者的批判立场,即实事求是的学风的产生应该说是当然之事。承担此使命的即是清朝的考据学”(《读书纂馀》,みすず书房,一九八○年)。狩野直喜所说的“支那学”以及他所开创的京都支那学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清朝考据学的继承和发展。

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参照当然是西方近代的学术思想。对西方中国学术研究的关心可以追溯到狩野直喜在上海留学的时候甚至更早。后来他把欧洲的中国研究分为两种态度,即学问的态度与实用的态度,而推崇将中国文明“作为智的对象进行研究”的纯粹学术的态度。即便如此,他也反对完全步欧美中国研究之后尘,而主张“自主的”研究,强调“。

他憧憬着一种更加博大更加深邃的新的中国学的诞生。他说:在中国能够咀嚼西洋学术的人还很少,且偶尔有之,由于其不通旧学,因此比较东西之学而明其得失,别立一家哲学,犹如希望宋儒在从来的经学中交织以佛老之说而别起理学一样,似乎还十分困难。而且儒学在什么程度上能与西洋的哲学伦理相调和,进而中国人对儒学的信仰可否如从前那样永续,这些问题现在谁也难以明言。但从另一方面来考虑,清儒对经学的复古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成功。而所谓复古只不过是削去其后来附加的东西而返回其原形。作为今后的发展阶段,必将采取一新的生命与形式,可进于更加博大更加深邃的境界。但这完全是思想家的事,为经学家所不能。”(同前《中国哲学史》,第611—612页。原文有着重号。)

如同宋明理学将经学与佛老之学融和一样,将儒学与西洋的哲学伦理相调和,正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努力方向。这种努力在中国学界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这方面的研究也备受瞩目可以说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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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显学。狩野直喜虽然较早地指明了儒学的这种发展方向,可谓有先觉之明,但同时对这种比较研究持谨慎的态度,认为“非学贯东西者不能为之”,“如不严加注意则将陷入轻佻之学风”(同前《中国哲学史》)。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近现代日本,沿着狩野直喜所指明的儒学发展的方向践履躬行而有成就者虽可谓凤毛麟角,但从先行者稀疏而坚定的足迹中我们仍然能感觉到儒学在日本现代社会的强劲的生命力。

狩野直喜追求的是从“固有的文化”中寻演学问而不受地域和时代限制的真精神,他所关注的是“学问中具有普遍性质的东西”。比如汉学与宋学,狩野直喜认为虽然由于汉代接近上古,可以说汉代的解释近于古义,可是又不尽然。各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支配思想。思想家必然会带有其时代思想的色彩。汉代谶纬之说及阴阳五行等迷信思想流行,深得当时的人心。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也都相信这些。如后汉的大儒郑玄,其在训诂方面独步于古今,然其经说中谶纬的思想成分也不少。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宋代则多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如何才能克服思想的时代性而得孔子之真意呢?即所谓“有必要站在第三者的批判立场,以孔子的时代为背景,从文辞的形式内容两方面攻究,从而把握孔子的真意”(同前《读书纂馀》)。可见,狩野直喜的“第三者的立场”并非脱离儒家的立场而心寄别处。但对儒学的态度,他认为“儒学是学问而非宗教”(《春秋研究》,みすず书房,一九九四年)。在现代社会中复兴中国古典解释学中独具的这种真精神也正是其思想的根本特征。这种第三者的批判立场,虽然得益于清朝考据学和日本的古学派甚多,但又不能够将其直接归宗于考据学和古学。得其实事求是之为学精髓,又不为其所局限而有所发展,狩野直喜在众采百家之长的同时,又主张回归到孔孟思想的原点。这就是狩野直喜为学的宗旨。当然这种回归是现代意义上的回归,如吉川幸次郎在《〈支那学文薮〉解说》中所说的,是“改革者乃至创始者”的回归,是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复兴。

关于思想家与文人的关系,狩野直喜认为“先秦时代所谓六经诸子,皆以思想为本,而同时文辞之精彩亦为后世之楷模。思想家与文人乃是一而不二的。汉以后章句之儒代之以思想家而出,与文人之间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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