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与元好问诗歌比较论--安徽师范大学 胡传志

天放奇葩角两雄

——陆游与元好问诗歌比较论

胡传志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芜湖241000）

摘要：陆游与元好问是一南一北、同时而稍有前后的大诗人，无论元好问是否见过陆游诗歌，二人都值得比较。题材上，他们的爱国诗一偏重抗敌救国，一侧重忧时伤乱，闲适诗一品味清闲，一忙中偷闲，各有千秋；形式上，二人都长于七律，都渊源杜诗，陆诗多豪情壮概，元诗多苍郁悲怆，然二人七律皆多复句。两雄并立，成为南北诗坛遥相呼应的高峰。

关键词：陆游元好问诗歌比较

陆游（1125-1210）与元好问（1190-1257）分别是南宋与金源的诗人代表，也是继苏轼、黄庭坚之后出现的两位最杰出的诗人。陆游诗歌是否传入北方？元好问是否见过陆游诗歌？现已不得而知。钱钟书曾指出元好问《被檄夜赴邓州幕府》“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与陆游《思子虡》之“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汝思亲”高度相似，让人怀疑元好问见过陆游诗歌。重新检索二人诗歌，又发现如下例句：

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陆游《独游城西诸僧舍》）

看山看水自由身，著处题诗发兴新。（元好问《济南杂诗十首》）

旧交几岁音尘隔，三抚阑干有所思。（陆游《望云楼晚兴》）

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栏干有所思。（元好问《卫州感事》）

十里澄波明白石，五更残月伴清霜。（陆游《冬夜泛舟有怀山南戎幕》）

十里疏钟到野堂，五更残月伴清霜。（陆游《湖村野兴》）

千里吕安思叔夜，五更残月伴长庚。（元好问《有寄》）

隋日昏曀东南倾，雷塘风吹草木腥。（陆游《题十八学士图》）

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日腥。（元好问《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即事》）

类似的诗句还有一些，当然有巧合的可能性，因此还无法断定元好问是否借鉴了陆游的诗歌。

理论上，陆游诗歌传入北方，元好问看到陆游诗歌，都无问题。诚斋体、《四书章句集注》、《夷坚志》、稼轩词等等都曾远播金源，《剑南诗稿》在南宋多次刊行，传入北方的可能性很大。即使陆诗没有北传，元好问没有见过陆诗，他们仍有可比性。因为他们是当时南北诗坛的代表，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二人的异同及其背后的复杂因素。或许正因为此，清人翁方纲早就反复比较过二人：

程学盛南苏学北，陆元二老脉谁传。绍熙正际明昌日，南北相望二十年。

江左休夸病邺中，撑霆裂月许谁同。金源南宋分疆后，天放奇葩角两雄。

----《书遗山集后诗三首》

此外，王士禛等人也曾将二人相提并论。本文受其启发，拟沿此路向，就这一老话题作些申述。

一、抗敌复国与忧时伤乱

从创作历程而言，陆游与元好问长短有别。陆游现存最早的作品是其18岁所作的《别曾学士》，直到其临终前的《示儿》，历时67年。元好问现存作品最早是16岁时所作，直到去世，历时52年，比陆游短了15年。“人之禀才,迟速异分”，陆游才力雄赡，诗思快捷，“才思灵敏，功力精勤”，元好问“才不甚大”，曾自称“我诗初不工，研磨出艰辛”，所以，二人作量颇为悬殊，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现存约9400首，元好问“老来留得诗千首”，现存约1400首。

在这些数字差异背后，陆游与元好问诗歌的异同突出地表现在对时代主题的抉择上。

陆游与元好问都生活在战乱的大背景之下，都面临外敌入侵、救亡图存的大形势，但二人表现时代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陆游以恢复故土、抗敌救国的爱国诗而闻名，元好问则以记载国家残破、生灵涂炭的纪乱诗而著称。

客观上，陆游经历的动乱远少于元好问。他主要经历三次南北战争：一是从出生到绍兴十一年（1141）的绍兴和议，二是从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的南侵，到隆兴二年（1164）的隆兴和议，三是开禧元年（1206）韩侂胄的开禧北伐，到嘉定元年（1208）再次签订协议，战争期间陆游通常不在前线地区，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和平岁月。主观上，陆游即使面对战火动乱，也很容易将视线移向战乱的根源----金人的入侵，从而追本溯源地转向抗敌复国、报仇雪恨。毕竟北方是故国土地，无论是感情上还是道义上，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希望能收复故国，而且南宋也有能力有条件收复故国。陆游抓住了这一主题，也就是抓住了时代的主旋律。

陆游大量创作爱国题材的诗歌，有着特殊的精神价值。抗敌复国主题具有更崇高和伟大的品质，有利于抒发作者更加非凡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强烈的报国之情。陆游始终坚持报国理想，比辛弃疾等人都要一贯和彻底，其精神十分可贵，一些诗歌饱含真情实感，感人肺腑，确实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赢得了很多赞扬。但后代对陆游及其爱国诗也有一些微词。方东树批评放翁尤多“客气假象”，“矜持虚憍”，刘熙载指出“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钱钟书不顾其盛名，指其“气粗言语大”，“不仅‘作态’，抑且‘作假’也。”这些批评从反面说明了陆游主观上已充分认识到了抗敌复国主题的崇高意义，以致不惜虚夸起来，导致少数爱国诗存在感情不实的缺陷。

陆游大量创作爱国诗还有另一动因，就是表达其建功立业的愿望。他是位具有强烈英雄梦的诗人，其爱国诗充满战斗性。尽管是一介书生，他却随时准备奔赴战争，消灭敌人，收复故土。“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安得铁衣三万骑，为君王取旧山河”，是其爱国诗歌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战斗的目的是要建立功名，其“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有功名心，为人之常情，何况它能强化其爱国情感，能推动其爱国诗的创作，自有其积极的意义。

面对外敌入侵，陆游选择的是抗敌复国，元好问呢？他也写下了抗敌复国类的诗歌，但不仅数量少，而且感情不及陆诗激昂强烈。兴定四年（1220），元好问为驻守宋金边界的将领移剌瑗作《横波亭为青口帅赋》，前三联以写景衬托军威，暗寓形势，尾联才曲终奏雅，“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希望移剌瑗能率军抵抗蒙古敌人，收复西北失地。正大七年（1230），移剌瑗转任邓州统帅，征召元好问入幕，元好问作《被檄夜赴邓州幕府》。与我们的期待不同，诗中不但没有从军报国的兴奋快悦之情，反而显得无奈而勉强，“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还表达出对田园归隐生活的留恋，“此生只合田间老，谁遣春官识姓名?”未入军幕就有意归隐山林，几个月后，元好问就辞职回家。直到金王朝灭亡前后，元好问仍然很少创作抗敌类诗歌，这与陆游念念不忘从军经历、日夜盼望奔赴前线大相径庭。为什么同样面对强敌，他们表现得如此不同？

如果结合金末文学来看，在金末众多诗人的创作中，很难找到类似陆游那样慷慨赴难的诗篇。造成抗战诗篇少的原因是金末与南宋前期、中期大不相同的时代。这种不同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金王朝毕竟是少数民族政权，是侵占宋王朝而建立的政权，尽管经过百年的建设和发展，逐渐得到了包括汉族士人在内的士大夫的认同，但其正统地位还不能象南宋政权对于汉族士人那样深入人心、根深蒂固。金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非女真族文人对金王朝的感情还有一定的保留，还没有形成普天下自觉的爱国（爱金）观念。

其次，金末统治者自身懦弱无能，采取重胥吏、轻文人的政策，导致金末人文没有出路，生活艰难。统治者“不得士大夫心”，大大伤害了士大夫的感情，挫伤了士大夫忠君爱国的积极性。甚至连那些在位的大臣们“亦无忘身徇国之人”，那些在位的将领们也只知道“奉承近侍以偷荣幸宠，无效死之心”。文臣武将如此，一般文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金末政治腐败，女真族丧失其能征善战的强悍个性，在与蒙古的较量中，节节败退。统治者内部既没有抗敌复国的雄心，又没有收复故土的具体行动，金末的战争都是金人被动地挨打。这种大势已去的格局让整个社会失去信心。一些先知先觉者，如耶律楚材，干脆顺时而动归依蒙古。现实这般冷酷，诗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