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与元好问诗歌比较论--安徽师范大学 胡传志

天放奇葩角两雄
——陆游与元好问诗歌比较论
胡传志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芜湖241000）
摘要：陆游与元好问是一南一北、同时而稍有前后的大诗人，无论元好问是否见过陆游诗歌，二人都值得比较。

题材上，他们的爱国诗一偏重抗敌救国，一侧重忧时伤乱，闲适诗一品味清闲，一忙中偷闲，各有千秋；形式上，二人都长于七律，都渊源杜诗，陆诗多豪情壮概，元诗多苍郁悲怆，然二人七律皆多复句。

两雄并立，成为南北诗坛遥相呼应的高峰。

关键词：陆游元好问诗歌比较
陆游（1125-1210）与元好问（1190-1257）分别是南宋与金源的诗人代表，也是继苏轼、黄庭坚之后出现的两位最杰出的诗人。

陆游诗歌是否传入北方？元好问是否见过陆游诗歌？现已不得而知。

钱钟书曾指出元好问《被檄夜赴邓州幕府》“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与陆游《思子虡》之“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汝思亲”高度相似，让人怀疑元好问见过陆游诗歌。

重新检索二人诗歌，又发现如下例句：
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

（陆游《独游城西诸僧舍》）
看山看水自由身，著处题诗发兴新。

（元好问《济南杂诗十首》）
旧交几岁音尘隔，三抚阑干有所思。

（陆游《望云楼晚兴》）
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栏干有所思。

（元好问《卫州感事》）
十里澄波明白石，五更残月伴清霜。

（陆游《冬夜泛舟有怀山南戎幕》）
十里疏钟到野堂，五更残月伴清霜。

（陆游《湖村野兴》）
千里吕安思叔夜，五更残月伴长庚。

（元好问《有寄》）
隋日昏曀东南倾，雷塘风吹草木腥。

（陆游《题十八学士图》）
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日腥。

（元好问《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即事》）
类似的诗句还有一些，当然有巧合的可能性，因此还无法断定元好问是否借鉴了陆游的诗歌。

理论上，陆游诗歌传入北方，元好问看到陆游诗歌，都无问题。

诚斋体、《四书章句集注》、《夷坚志》、稼轩词等等都曾远播金源，《剑南诗稿》在南宋多次刊行，传入北方的可能性很大。

即使陆诗没有北传，元好问没有见过陆诗，他们仍有可比性。

因为他们是当时南北诗坛的代表，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二人的异同及其背后的复杂因素。

或许正因为此，清人翁方纲早就反复比较过二人：
程学盛南苏学北，陆元二老脉谁传。

绍熙正际明昌日，南北相望二十年。

江左休夸病邺中，撑霆裂月许谁同。

金源南宋分疆后，天放奇葩角两雄。

----《书遗山集后诗三首》
此外，王士禛等人也曾将二人相提并论。

本文受其启发，拟沿此路向，就这一老话题作些申述。

一、抗敌复国与忧时伤乱
从创作历程而言，陆游与元好问长短有别。

陆游现存最早的作品是其18岁所作的《别曾学士》，直到其临终前的《示儿》，历时67年。

元好问现存作品最早是16岁时所作，直到去世，历时52年，比陆游短了15年。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陆游才力雄赡，诗思快捷，“才思灵敏，功力精勤”，元好问“才不甚大”，曾自称“我诗初不工，研磨出艰辛”，所以，二人作量颇为悬殊，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现存约9400首，元好问“老来留得诗千首”，现存约1400首。

在这些数字差异背后，陆游与元好问诗歌的异同突出地表现在对时代主题的抉择上。

陆游与元好问都生活在战乱的大背景之下，都面临外敌入侵、救亡图存的大形势，但二人表现时代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陆游以恢复故土、抗敌救国的爱国诗而闻名，元好问则以记载国家残破、生灵涂炭的纪乱诗而著称。

客观上，陆游经历的动乱远少于元好问。

他主要经历三次南北战争：一是从出生到绍兴十一年（1141）的绍兴和议，二是从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的南侵，到隆兴二年（1164）的隆兴和议，三是开禧元年（1206）韩侂胄的开禧北伐，到嘉定元年（1208）再次签订协议，战争期间陆游通常不在前线地区，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和平岁月。

主观上，陆游即使面对战火动乱，也很容易将视线移向战乱的根源----金人的入侵，从而追本溯源地转向抗敌复国、报仇雪恨。

毕竟北方是故国土地，无论是感情上还是道义上，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希望能收复故国，而且南宋也有能力有条件收复故国。

陆游抓住了这一主题，也就是抓住了时代的主旋律。

陆游大量创作爱国题材的诗歌，有着特殊的精神价值。

抗敌复国主题具有更崇高和伟大的品质，有利于抒发作者更加非凡的理想、远大的抱负、强烈的报国之情。

陆游始终坚持报国理想，比辛弃疾等人都要一贯和彻底，其精神十分可贵，一些诗歌饱含真情实感，感人肺腑，确实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赢得了很多赞扬。

但后代对陆游及其爱国诗也有一些微词。

方东树批评放翁尤多“客气假象”，“矜持虚憍”，刘熙载指出“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钱钟书不顾其盛名，指其“气粗言语大”，“不仅‘作态’，抑且‘作假’也。

”这些批评从反面说明了陆游主观上已充分认识到了抗敌复国主题的崇高意义，以致不惜虚夸起来，导致少数爱国诗存在感情不实的缺陷。

陆游大量创作爱国诗还有另一动因，就是表达其建功立业的愿望。

他是位具有强烈英雄梦的诗人，其爱国诗充满战斗性。

尽管是一介书生，他却随时准备奔赴战争，消灭敌人，收复故土。

“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安得铁衣三万骑，为君王取旧山河”，是其爱国诗歌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战斗的目的是要建立功名，其“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

有功名心，为人之常情，何况它能强化其爱国情感，能推动其爱国诗的创作，自有其积极的意义。

面对外敌入侵，陆游选择的是抗敌复国，元好问呢？他也写下了抗敌复国类的诗歌，但不仅数量少，而且感情不及陆诗激昂强烈。

兴定四年（1220），元好问为驻守宋金边界的将领移剌瑗作《横波亭为青口帅赋》，前三联以写景衬托军威，暗寓形势，尾联才曲终奏雅，“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希望移剌瑗能率军抵抗蒙古敌人，收复西北失地。

正大七年（1230），移剌瑗转任邓州统帅，征召元好问入幕，元好问作《被檄夜赴邓州幕府》。

与我们的期待不同，诗中不但没有从军报国的兴奋快悦之情，反而显得无奈而勉强，“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还表达出对田园归隐生活的留恋，“此生只合田间老，谁遣春官识姓名?”未入军幕就有意归隐山林，几个月后，元好问就辞职回家。

直到金王朝灭亡前后，元好问仍然很少创作抗敌类诗歌，这与陆游念念不忘从军经历、日夜盼望奔赴前线大相径庭。

为什么同样面对强敌，他们表现得如此不同？
如果结合金末文学来看，在金末众多诗人的创作中，很难找到类似陆游那样慷慨赴难的诗篇。

造成抗战诗篇少的原因是金末与南宋前期、中期大不相同的时代。

这种不同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金王朝毕竟是少数民族政权，是侵占宋王朝而建立的政权，尽管经过百年的建设和发展，逐渐得到了包括汉族士人在内的士大夫的认同，但其正统地位还不能象南宋政权对于汉族士人那样深入人心、根深蒂固。

金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非女真族文人对金王朝的感情还有一定的保留，还没有形成普天下自觉的爱国（爱金）观念。

其次，金末统治者自身懦弱无能，采取重胥吏、轻文人的政策，导致金末人文没有出路，生活艰难。

统治者“不得士大夫心”，大大伤害了士大夫的感情，挫伤了士大夫忠君爱国的积极性。

甚至连那些在位的大臣们“亦无忘身徇国之人”，那些在位的将领们也只知道“奉承近侍以偷荣幸宠，无效死之心”。

文臣武将如此，一般文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金末政治腐败，女真族丧失其能征善战的强悍个性，在与蒙古的较量中，节节败退。

统治者内部既没有抗敌复国的雄心，又没有收复故土的具体行动，金末的战争都是金人被动地挨打。

这种大势已去的格局让整个社会失去信心。

一些先知先觉者，如耶律楚材，干脆顺时而动归依蒙古。

现实这般冷酷，诗人也
就难得有抗敌救国的热情。

正因为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元好问等北方诗人基本放弃了抗敌复国的理想，放弃这类诗歌的创作，转而关注民生灾难。

元好问经历的战乱远比陆游多得多。

他亲身经过家乡沦陷、汴京被围特别是金王朝灭亡的过程，感受更丰富更沉痛，因而写下了大量纪乱诗。

与陆游立志献身于救国行动不同，元好问面对外敌入侵造成的不幸，更多的是无奈的感慨。

正大八年（1231），西北重镇凤翔沦陷，元好问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写下了《岐阳》三首，痛感“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

在另一首《雨后丹凤门登眺》中，元好问发出同样的感慨：“穷途自觉无多泪，莫傍残阳望吹台。

”他的重点不是抒发自己的崇高理想、远大抱负，而是记载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不幸以及自己的感受，一方面这些不幸催人泪下，另方面元好问沉郁苍凉的感情又令人动容。

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之一：“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

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金亡后，大批俘虏被押往北方，前两句总写触目惊心的景象，后两句突出被俘女子一步一回头的特写镜头，惨不忍睹。

在这些诗中，元好问只是书写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表现两种情感：一是作为自然人，从人道的角度审视陵谷变迁、生命无常、家国灾难，抒发自己的悲痛之情，一是作为金源官员和金源遗民，他在诗中所寄寓的爱国情感和黍离之悲，这两种感情都很真挚，时常交织在一起。

相对于陆游那些的爱国诗而言，元好问丧乱诗的感情显得更实在真诚，更接近杜诗传统，恰如赵翼所论，元好问的七律之所以能直承杜甫，越过李商隐、苏轼、陆游等名家，就是因为这些感时念乱的诗歌具有“沉挚悲凉”的感情，“可歌可泣”的感人魅力。

这正是元好问丧乱诗与陆游爱国诗的重大差异。

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有时代的因素。

陆游其时还有中兴的希望，还有收复故国的可能，所以需要坚持理想，鼓舞人心，振奋士气。

元好问所处的金末，衰亡已不可逆挽，信心消失殆尽，所以没有必要、也无法再空唱高调。

此外，造成上述差异还与元好问“以诚为本”的诗学观念相关。

他认为，没有“诚”，就不可能“动天地、感鬼神”。

元好问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所以能够动人心魄，感人至深。

而陆游则没有很好地做到“修辞立诚”。

正是在这一点上，陆游逊于元好问。

作为南北诗坛的两大诗人，陆游的爱国诗侧重抗敌救国理想的弘扬，具有鼓舞斗志、激励人心的作用，元好问的丧乱诗则侧重忧时伤乱感情的抒发，具有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意义，他们的爱国诗歌既体现了南北诗坛各自的特点，又抓住了爱国题材的两大内涵，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内涵完整的爱国主义诗歌的格局。

二、品味清闲与忙中偷闲
陆游以爱国诗闻名，但爱国诗并不是他的全部，甚至不是他的主体。

他的诗歌数量众多，包孕丰富，现代学者习惯上将其诗歌分为爱国诗和闲适诗两大类，其中爱国诗约占30%，闲适诗约占70%。

元好问与之类似，其丧乱诗也仅占总量三分之一左右，另有山水诗、题画诗、论诗诗、赠答诗、咏物诗等等。

这些诗没有一个恰当的统称，为了叙述的方便，姑且称之为闲适诗。

就二人的闲适诗而言，无论是数量、名声还是影响，陆游的闲适诗都远大于元好问。

有人统计，“《剑南诗稿》中带‘闲’字的诗题有152首，其中66岁以后的135首，带‘闲’字的诗句多达1006句，其中66岁以后的719句”。

这一统计能反映陆游晚年的创作状况，却未必能准确反映66岁之前创作的实际。

因为淳熙十四年（1187）编刻的《剑南诗稿》二十卷，是经过陆游本人删定过的，陆游肯定删了一些闲适诗。

陆游为什么创作如此众多的闲适诗？一方面，诚如有的学者所说，陆游不可能一味地激昂慷慨，有些闲适诗是战斗者“休息时的产物，是调节生活和心灵所需”。

另一方面，闲适本身就是陆游的一种生活状态，创作闲适诗是其生活尤其是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长时间的和平岁月，有时甚至让他产生太平盛世的感觉，如他在诗中所说：“杏花天气喜新晴，白首书生乐太平”（《春游》）“功名已付诸贤了，长作闲人乐太平”（《访昭觉老》）。

晚年闲居家乡特别清闲，读书赏画、饮酒品茶、游山玩水等等成了其生活的主要内容，陆游本身又是位喜欢清闲、善于品味清闲的诗人，所以他用诗歌写村林茅舍、花石琴酒等事。

陆游的闲适诗尽管表现的是琐碎庸常生活、闲适情调，但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陆游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将日常生活诗意化，体会到更多的生活乐趣，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因此能颐养天年。

“饭饱眼欲闭，心闲身自安。

乐超六欲界，美过八珍盘。

”“绝迹市朝外，结庐云水间。

心平诗淡泊，身退梦安闲。

”
这种健康安闲的身心状态，反过来又促进他很有兴致地观察生活、咀嚼生活、享受生活，创作出更多的诗歌来。

有的诗歌纵然存在诗味寡淡、既熟又滥等缺陷，但多数诗歌工于写景状物，比无所事事更值得肯定。

陆游的闲适诗还有示范意义，向人们展现如何品味生活、如何消闲，如何发现诗意，进而引导他人发现并享受日常生活的美与乐，减少人生的烦恼和痛苦,所以广受后人的喜爱。

翁方纲盛赞这类诗歌“笔墨之清旷，与心地之淡远，夷然相得于无言之表”。

钱钟书认为“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即闲适诗）去打动后世好几百年的读者。

”但必须承认，陆游的这一面集中地体现在他激情退却、理想淡化的晚年，他的闲适诗本质上更适合老年读者阅读消闲。

与陆游相比，元好问安闲的日子不多。

自南下三乡到金亡之后，元好问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沧桑巨变，给他的心灵投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

即使金亡之后，元好问也没有在家安享余生，而是往来各地，客死他乡。

他既没有陆游退休后二十多年的漫长闲暇，又没有安度晚年的闲适心情。

因为元好问晚年急切地承担起“国亡史作”的重任，除了编纂以诗存史的《中州集》之外，还编纂《壬辰杂编》等百万言的金史资料。

只是在休整的时候，元好问写下一些闲适诗。

元好问有限的闲适，相对于陆游打发时光般的消闲行为，可谓乱中偷闲，忙中偷闲。

如他早年避乱三乡时所作的《胜概》一诗：
胜概烟尘外，新诗杖履间。

偶随流水去，澹与暮云还。

吾道三缄口，时情一解颜。

从今便高卧，已负半生闲。

在“烟尘”弥漫的大背景下，三乡的宁静、平常的山水就让元好问体会到“胜概”，得以享受行云流水般的清闲自在，令他很珍惜这种难得的悠闲，愿意从此高卧下去。

很显然，这种闲适只是短暂的感情状态。

元好问晚年相对清闲一些，如《送崔振之迎家汴梁》诗中所写：“老伴不易得，残年唯有闲。

桑麻一村落，鸡犬两柴关。

”但元好问没有陆游那样投入地享受闲适，试比较下列两首诗歌：
陆游《八十三吟》
石帆山下白头人，八十三回见草春。

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报清贫。

枯桐已爨宁求识，弊帚当捐却自珍。

桑苎家风君勿笑，它年犹得作茶神。

元好问《赠罗友卿三首》
闲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几人。

莫怪门前可罗雀，诗家所得是清贫。

同样是闲暇，陆游特别自得，即使寂寞、清贫也很知足，元好问则颇为不安，对清贫寂寞感到无奈。

在咏花诗中，我们也能看到元好问与陆游的异同。

陆游《马上作》
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

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

元好问《杏花杂诗》十三首（其一）
杏花墙外一枝横，半面宫妆出晓晴。

看尽春风不回首，宝儿元自太憨生。

二诗都写出了各自的闲情逸志，立意上都注重出墙红杏的意象，与叶绍翁（1194？--？）《游园不值》“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同一机杼。

陆诗重在表现马上的自得闲适之情，前两句观察细致，舒缓从容，后两句以出墙红杏结尾，点到为止，重点不在咏花。

元诗则重在咏物，以出墙红杏开篇，展开描写其活泼娇痴之资，表现其赞赏之情。

元好问的闲适诗，在后代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像“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颍亭留别》）之类“不用意而直入古人堂室”的诗句很有限。

元好问将精力转向了更有意义的金代文献、历史的紧张抢救和著述之中，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比较而言，元好问晚年的社会责任感更实在，文化贡献也更具体。

三、豪情壮概与苍郁悲怆
陆游与元好问处于唐宋诗歌高峰之后，卓然名家，他们在诗歌艺术上各有擅场，又有何异同呢？二人最大的相同点是都精于七律，故下文就以七律略作剖析。

陆游的七律约占其诗总量的三分之一，元好问的七律比例稍小一下，在14卷诗中占3卷，其数量虽不及七绝，但却是他用力最大的一种样式。

陆游与元好问这两位一南一北的大诗人，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钟情七律并且取得过人的成就？
在各种诗体中，七律具有独特的优势。

与五律、古风相比，“五言律文意简洁，才雄力富者不能尽施展，古风则辞繁局泛，少密致之致，不无出入”，而七律则“适得其中，可以循范围而驰骋曲折，尽其才力，著作应酬，无不适用”。

与七绝、七古相比，七律介于两者之间，七绝灵活而短小，七古自由而纵横，而七律中规中矩，更加实用，尤其适合次韵酬唱。

“齐整谐和，长短适中，最宜人事之用，故自唐至明，作者愈盛”。

更重要的是，七律虽经杜甫的大力开拓、经过刘长卿、李商隐、许浑等人的发展，但其内在奥妙和体制潜能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如袁枚所说：“七律始于盛唐，如国家缔结之初，宫室初备，故不过树立架子，创建规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网户罘罳，尚未齐备。

至中晚而始备，至宋元而愈出愈奇。

”也许正是七律的实用性以及其相对较大的开拓空间，七律才受到宋金诗人更多的垂青，从宋初的《西昆酬唱集》到宋末的《瀛奎律髓》，七律都是诗人们最喜爱、成就最突出的体裁之一。

陆游、元好问自然也不例外。

艺术渊源上，陆游、元好问的七律都源于杜诗，主要学习杜诗“雄浑高浑，实大声弘”的特点，钱钟书指出陆游哀时吊古之作，多是这种诗风，如“万里羁愁添白发，一帆寒日过黄州”（《黄州》）、“四海一家天历数，两河百郡宋山川”（《感愤》）之类。

元好问七律“声调茂越，气色苍浑”，象“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午除夜》）、“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三首》），都有杜诗雄浑壮阔的特点。

潘德舆说：“自李、杜后，诗遂无大句。

元裕之崛起四百年后，有志追而复之。

”其实，“大句”及慷慨悲歌，是陆游与元好问学杜的相同之处。

但同样学杜，他们的七律又有所不同。

陆游爱国题材七律往往充满豪情壮概，如其名作《书愤》“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声色壮人。

又如《病起书怀》：“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

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感慨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议论时势，颇有杜诗壮阔气象，但不及杜诗沉郁顿挫。

王士禛敏锐地指出，陆游七言诗之所以不及杜、韩、苏、黄诸大家，就是因为“沉郁顿挫少耳”。

沉郁顿挫是杜诗的重要特质，可陆游急切的报国激情，奔湧的诗思，“快如疏九河”（《数日不作诗》）的作诗方式，都呈现出一往无前之势，因此也就少有波澜顿挫。

比较而言，元好问的七律更接近杜诗，更得杜诗精髓。

他的七律感时伤乱，内容上更接近杜诗的忧国忧民，感情苍郁悲怆，更接近杜诗的沉郁悲慨，表达上也多有顿挫变化。

如天兴三年（1234）所作的《甲午除夜》：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

已恨太官余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

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

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

全诗感情低沉压抑，首联写当前，次联转写金亡过程中最沉痛的两起事件，颈联高调颂扬金王朝往昔的圣德与太平，尾联又顿折而下，直抒亡国之痛，可谓抑扬顿挫，跌宕悲凉。

这首诗仍然博大广阔，以“三千”、“五十”、“甲子两周”这些大数量词，用“吴天”这样宽广的背景，体现了元好问这位北方豪杰的非凡心胸，却不及陆诗的豪壮。

元好问晚年一再提倡“以唐人为指归”，他所说的唐人主要指杜甫。

相对于其他诗人，杜甫的诗歌更切合金末丧乱的现实，更切合诗歌发展的需求，所以元好问的选择得到金末诗人的响应，从而带动金末诗歌的创作。

反观杜诗与陆游的时代关系，吻合度稍差，杜甫对陆游的影响远远小于对元好问的影响。

陆游在杜甫之外，还广泛借鉴李白、白居易、许浑等人的诗歌。

陆游一些七古颇有李白诗歌的奇情壮采，而他的闲适诗多有白居易的舒缓自得，明白易晓，他的七律又学晚唐许浑，有时不免平滑熟易。

在写作技巧方面，陆游与元好问的七律都工于对仗，陆游有更多的闲心去琢磨词句，对仗精工的句子不胜枚举，以致刘克庄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

元好问的诗歌“律切精深”，爱用“拗在第五六字”的拗体七律，但“修饰词句，本非所长，而专以用意为主”，值得摘引的对偶句远少于陆游。

相反，潘德舆却摘出许多“粗浮浅率”“廓落无当”的对句。

陆游与元好问七律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都有很多重复的句子。

这一现象，早在许浑诗中就已露出端倪。

朱彝尊《书剑南集后》、赵翼《瓯北诗话》、钱钟书《谈艺录》先后列举了陆游累计上百联的重复诗句，兹不赘引。

同样，赵翼《瓯北诗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也罗列出元好问诗中众多重复或相似的诗句，不同的是，元好问的重复率更高，以致赵翼说他“复句最多”。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陆游自我重复，作诗太多，对仗太切，是其重要原因。

而元好问几乎不存在这两点理由，潘德舆就很不理解其诗“复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