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的博弈分析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中，奥利弗·威廉姆森更倾向于把“资产专用性”看作是引发企业组织演变的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概念。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企业组织的发展和变化———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合伙而非控制关系的组织，这类实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增长模式———预示着传统企业理论将迎来一个突破。在这种情况下，资产专用性概念及其理论能否承载得起对企业组织结构的深度开发？在企业组织理论中它能否取代交易成本概念？在研究资产专用性的结构功能时，我们很有必要从这些角度来进行思考。

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资产专用性”是指一种专用化投资，不能被派给其他用途，或由其他替代用户配置使用，除非付出生产价值的损失。或者说，就是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前提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具体地说，交易的一方或双方，随着交易的发展和与对方联系的日益紧密，他（们）所拥有的资产生产范围日益狭窄，渐渐地只能适应于另一方的要求的现象。“资产专用性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如果资产没有专用性，交易成本经济学就没有了说服力。”［1］威廉姆森如此重视“资产专用性”，以至于我们有必要对“资产专用性”在企业组织中的功能和意义进行精要归纳。

1、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是企业组织的三个维度。企业组织的具体情况根据交易费用的三个维度———交易频率（x）、不确定性(y)和资产专用性(z)———的不同组合而加以界定。在数学意义上，企业组织（或治理）结构A与之间不是函数关系，而是一种组合关系。依据威廉姆森的设计，它们之间存在着组合关系。由于交易频率（x）、不确定性(y)和资产专用性(z)等三个因素均是变化的，所以在非严格数学意义上，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决定和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量。然而，是不是一个变量不是事关本质的问题，因为资产专用性的意义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威廉姆森发现了这一特性并充分开发出这一特性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功效。

2、在交易中减少不确定性，节省交易成本，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威廉姆森的理论主要（但并非仅仅）强调组织或合约安排的目的和功能在于保护“专用性投资”免受“套牢”或“敲竹杠”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理论核心。在企业资产受到外部威胁的时候，专用性资产投资方就会寻找签订长期契约的可能，或是采取一体化的措施，前向进入销售领域，或后向进入供给采购领域，形成统一的治理结构。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一体化的目的是为节省交易成本，但结果主要是节约了生产成本。因为一体化形成了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形成了竞争力。总之，当专用投资导致的准租金变得更显著以及与事前承诺相关的收益增加时，我们预期双方将更频繁地选择纵向一体化或长期合约。所以，资产专用性成为在任何经验分析中都应考虑的必要的变量。

3、资产专用性所有者控制企业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按照威廉姆森的理论，把企业所有权赋予给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一方，并由其监督资产专用性较低或没有专用性的一方，就是一种有效率的契约安排。这种思想源于西方经济学中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这一精神在波斯纳原理、巴泽尔的“产权合约”和克莱因的团队理论中都得到了体现。

4、资产专用性是理解交易费用经济学企业组织的枢纽。科斯坚持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的性质，威廉姆森则阐述了具有专用性投资的企业是如何节省交易成本的，这种更实用的做法是把企业（至少从多个人的目标来说）作为一种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的大小及交易频率的高低，并且只要对经济组织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最终势必把以下三种概念综合起来：一是有限理性，二是投机思想，三是资产专用性的条件。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形成了基本的概念层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资产专用性”是在交易成本框架下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分析企业的性质时它却没有“交易成本”那样具有全面性，但它的内涵比交易成本更为准确，更具有可操作性，对企业的特征也有一定程度的把握。资产专用性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具有的积极意义。

威廉姆森对“资产专用性”概念的开发与运用使交易成本分析从漫无边际的科斯领域进入到一个工具性、可操作的界面，带来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与繁荣。资产专用性对研究企业内部组织和治理结构是十分有效的概念和工具，自从它被提出和被运用以来，一直成为主流企业理论研究的范畴。然而实事上专用性资产理论强调的是双边依赖，双边依赖存在着很强的互补和“锁定”关系。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在范围较小、企业数目较少的地区，这种关系才显得重要。在一个足够大的范围内，由于替代性，企业之间的互相“锁定”关系并不突出。实际上，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都是交易费用理论的技术装置，它们的作用是给那些为了在纷纭变化的经济中寻求减少不确定性而进行合约安排提供支持。但一提到企业的起源、性质、规模或边界等问题，企业的生产功能就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了，从“交易”意义上定义的“资产专用性”就不是一个广泛意义的概念了。“如果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那么企业的边界应该针对企业（作为与市场的比较）提供有用的组织功能的能力来设定。因此，企业的比较交易成本节约理论必须与企业的技术理论同时产生。”［7］在研究企业组织结构时或研究企业的性质等问题时，需要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新古典企业理论只是关注企业的技术理论方面，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看到交易成本的比较的一面。这都是不科学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中，交易成本经济学始终把运用经济组织理论来解释资产专用性问题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这个说法反过来说更适用于威廉姆森的研究，因为威廉姆森始终把运用资产专用性来解释经济组织理论问题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资产专用性都被局限于交易或交换的领域，而没有体现出作为“资本”的生产特性。另外，生产包含的是劳动的使用以及工人有意识地、持续地加入这个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不完全是由合同条款来决定的。要理解生产，我们必须要超越合同、市场和成本。在资产专用性的企业理论中，主要研究的是“治理机制”，而忽视了对企业的特性的认识，对生产过程的研究则是一个盲点。就此而论，“资产专用性”难以解释企业的性质，遑论充当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的分析基础。科斯认为用资产专用性解释一体化现象是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的，因而可能存在着缺陷。因为一个机会主义的企业可能获得一些眼前的利益，但一旦被识破，就会失去未来的生意，因此有理由认为这通常会使机会主义无利可图。［8］另外，由于专用人力资本体现在按法律规定不得被他人拥有，同时在任何组织安排下都可能机会主义行事的个人，纵向一体化就无法消除其他缔约方以及敲竹杠问题。在这样的例子中，纵向一体化的确切收益就很不清楚，专用人力资本遭受机会主义的可能性更大。这必然使科斯怀疑关于资产专用性解释一体化方面的论述。科斯强调的是用长期合约而不是一体化决34策来解决诸如机会主义之类的道德风险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科斯是主张用交易成本概念来解释经济组织及其特征（如资产专用性特征），而威廉姆森则是用资产专用性来解释经济组织是如何节省交易成本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为了描述各种不同的企业组织或治理机制，威廉姆森目前所依赖的主要维度有：（1）交易发生的频率；（2）交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程度和类型；（3）资产专用性的条件。这几个维度的组合，形成不同特征和样式的企业治理机制，但它对企业的起源、性质和边界的决定没有交易成本概念那样具有“通用性”，即使交易成本概念内涵不准确或使用泛滥。因此，科斯（以及德姆塞茨）并不相信资产专用性具有人们所认为的解释性作用，尤其是资产专用性不能充分地解释企业的起源、性质及其在构建“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的概念框架中的作用。在近来研究企业问题的一些新著作中，由于考虑的问题更为复杂，对交易成本理论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威廉姆森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时并没有自始至终真正地使用交易成本。他分析资产专用性，是暗示利用市场来支配人们的行为的成本会更高。［9］但这仍然无法使人确信，在具体签订合同条款时，是不是有了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就比没有这个概念要多花费成本，就算签约真要多花成本，其数额也不会大到哪里去。通过合约的方法来解决资产专用性问题，也许几乎和通过纵向一体化来解决它一样容易。事实上，并不是在交易成本上发生的、可以预测的重大变化促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