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及影响_李志芬_王颖

2016年8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Aug，2016第38卷第4期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38No.4

试析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及影响

李志芬1，王颖2

（1.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问题，实质上是巴以双方长期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关于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争夺斗争。在这场持续数年的较量中，以色列以犹太定居点为工具，对巴勒斯坦进行遏制。掌握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的现状及影响，能够从宏观上把握以色列的对巴战略，丰富学界在定居点问题上的研究，对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巴以和谈及面临的障碍大有裨益。

关键词：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巴以和谈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2016）04－0108－05

收稿日期：2016－03－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色列民族构建研究”（11CSS005）

作者简介：李志芬（1977—），女，陕西黄龙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王颖（1989—），女，河南滑县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巴以双方争夺巴勒斯坦地区的过程中，建犹太定居点是以色列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占领领土的主要方式。因此，以色列对犹太定居点“情有惟牵”、不肯在定居点问题上让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主要是指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修建的犹太定居点。同时，由于沙龙政府在2005年对加沙地带实施了单边撤离，因此本文所论述的主要是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

一、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的现状

以色列在1967年6月5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阿拉伯国家6.5万平方公里领土，包括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归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由此拉开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犹太定居点的序幕。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者已构成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截止2014年6月30日，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官方承认的犹太定居点共135个，犹太定居者70万人，其中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共121个，定居者382031人；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14个，定居者317969人。［1］

尽管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和定居者数量不断增长，但两地区的定居点类型及定居者目的明显不同。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属于中小型定居点，定居者数量多且更多出于享受以色列政府补贴、改善住房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定居于此；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数量少但规模大，属于大中型犹太定居点，且定居者的增长速度比约旦河西岸快。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者多是出于阻止分割耶路撒冷并要永久性占领这座圣城的民族与宗教感情定居耶城。正如一名定居在东耶路撒冷周围的犹太人描述的那样：“我们来这里（东耶路撒冷）定居不是为了拥有一座别墅或花园，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向世人表明我们将不会放弃犹太圣祖之地，而那些选择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别墅和花园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2］。因此，与约旦河西岸相比，东耶路撒冷犹太定居者的民族与宗教情感更为强烈。即使以色列政府加大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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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河西岸定居者的财政补贴力度也很难对其构成吸引。这意味着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点在未来撤离时遇到的阻力更大，撤离的可能性更小。

尽管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两地区的定居点在数量和规模上差异明显，但在分布上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地区的定居点均沿巴勒斯坦人密集区分布，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分化和隔离巴勒斯坦人，用建定居点的方式对巴人形成包围以更好的对其进行监视和控制。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主要沿巴勒斯坦城市纳布卢斯、杰里科、拉马拉、图勒凯尔姆、卡尔吉利耶分布。在东耶路撒冷，定居点主要分布在巴人密集区Sheikh Jarrah（谢赫·贾拉阿拉伯区）、Silwan（西尔万阿拉伯区）。其次，沿绿线分布。可以说，约旦河西岸那些沿绿线分布的定居点是东耶路撒冷定居点的进一步延伸，是以色列为了进一步扩大东耶路撒冷市政范围，将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连接起来而修建。其定居点主要有萨利特（Salit）、埃尔弗·莫纳什（Alfei Menashe）、奥拉瑞特（Orait）、埃希科勒特（Eshkolot）等。

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中，尤其值得关注希伯伦市中心的犹太定居点。它是唯一一个以色列在其市中心建有犹太定居点的巴勒斯坦城市。在希伯伦城中，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界线分明，犹太人的汽车挂黄色车牌，巴勒斯坦人的则挂蓝色车牌，两族群在闹市区各行其道，街区中间用灌注的水泥圆桶和金属道钉隔开。［3］尽管如此，两族群之间仍时有摩擦。为了保证希伯伦市中心犹太定居者的正常生活，以色列国防军时常对居住在希伯伦以色列控制区的3万名巴勒斯坦人进行宵禁，以牺牲多数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换取少数犹太定居者的生活自由。［4］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近50年的发展，第二代犹太定居者正逐渐代替第一代定居者成为被占领土上的人口主力，届时定居点的撤离阻力将更大。与第一代定居者相比，第二代定居者受以色列社会转型、意识形态剧变的影响，在被占领土问题上态度更为激进。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父母是娇惯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而他们将成为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的先锋，成为犹太前哨定居点的开拓者与领路人。这代出生并成长于被占领土的定居者，对被占领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更强。他们无法接受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定居点问题上的妥协与退让，经常为此与以色列警察发生冲突。2006年2月，为了阻止以色列政府拆除前哨定居点阿莫纳（Amona）中的9座非法定居点房屋，约旦河西岸的3000名犹太青年用自己的身体筑墙，与以色列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场面比2005年撤离加沙时还要惨烈。［5］

二、以色列不同政党、政治集团对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的态度

以色列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党派众多，围绕如何处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以色列政坛已形成明确的分野：以工党为首的中左翼温和派、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强硬派和以“我们的家园以色列”和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极右翼政治集团。

工党是以色列的左翼政党，尽管近年来势力有所衰弱，但在以色列政坛中仍具重要影响。工党执政时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主要包括：在东耶路撒冷修建大批定居点、批准修建卡法·埃齐翁（Kfar Etzion）定居点、执行“阿隆计划”、将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合法化。工党执政时期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共修建13个犹太定居点，主要包括法兰西山（French Hill）、拉迈特·艾希科尔（Ｒamot Eshkol）、拉莫特·阿隆（Ｒamot Alon）、舒阿法特（Shu’afat）等，这些定居点在对东耶路撒形成包围的同时，隔断了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的联系。东耶路撒冷后来的定居点均是在这些定居点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卡法·埃齐翁（Kfar Etzi-on）是约旦河西岸的第一个犹太定居点，是以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建定居点的起点。从此，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活动一发而不可收；“阿隆计划”是在战略要地约旦河谷建犹太定居点，是以色列为避免其遭受来自东部阿拉伯国家的威胁而建。这些定居点严重阻碍了当地巴勒斯坦农业的发展；在将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合法化的问题上，工党接受和默许了一批犹太民族的宗教狂热分子非法定居在希伯伦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这一事实，开创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口稠密区建犹太定居点的先河。

尽管工党执政时期开启了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建犹太定居点的“潘多拉之盒”，但工党始终保持谨慎与克制，尽可能的寻找与巴和谈的机会。90年代（1992年－1995年）工党执政时期，工党主席———以色列总理拉宾，顶着国内各党派巨大压力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该协议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生存权，为解决巴以冲突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总的来讲，工党在被占领土问题上态度温和，主张以联合国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为基础，“以土地换和平”为原则，在以色列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保留约旦河西岸对以色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放弃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土地的占领。然而，90年代后，随着以色列政坛的重新组阁及以色列国内民意的整体右倾，工党很难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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