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据《元史・地理四》载，大理国：“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包含今天的云南省，以及四川，乃至缅甸、老挝、越南的一部分。

凡大理国统治３００余年，既是古代西南地区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古代云南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洱海、滇池的腹地，经济水平几乎接近于中原汉族地区的水平。

随着大量历史考古文物的发掘与发现，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不仅拥有历史史料证据，更具备了丰富实物考古资料的印证。

并且，考古文物也为研究大理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开辟了一条广阔而深远的新视角、新道路。

１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理国时期，在洱海、滇池的周围地区，农业生
产进入了精耕细作的阶段。

据宋代杨佐所著《云南买马记》载：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四川商人杨佐前往大理国买马。

其行至滇中后，“见大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荣”。

可见，大理国时期滇
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闫
峰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随着大量历史考古文物的发掘与发现，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拥有历史史料证据，更具备了丰富实物考古资料的印证。

从考古文物资料及相关史料来考察，大理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在南诏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进步和提高。

在洱海、滇池的腹地，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甚至赶上、超过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显示了古代云南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

［关键词］大理国；考古文物；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Ｋ８７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３４５（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１６－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７－１６
［作者简介］闫峰（１９８１－），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Ｄａ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ａｒｃ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ＹＡＮＦ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６５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ｗｅｈａｖ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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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ｌｉ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大理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Ｌ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第６卷第１１期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Ｖｏｌ．６Ｎｏ．１１Ｎｏｖ．２００７
中地区的农业耕作发展水平已与川东相接近。

此时，促使大理国农业进步以及体现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１．１封建土地制度的确立在大理国统治期间，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上层建筑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大理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由南诏时的奴隶制，前进到早期的封建领主制。

据《元史・地理志》卷六十一地理四，载：高明量于楚雄筑德江城，“传至其裔长寿”。

至段正淳在位时，善阐诸侯李观音得来朝，“进金马枝八十节，人民三万二千户”。

由此而见，大理国时期，受封的封建领主需要向中央政府纳贡货物，提供劳役等。

大理国具有封建性质的分封制度，相对于奴隶制而言，显然是进步的。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理国时期云南经济的发展，也才能为封建领主制的确立奠定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在经济基础的层面，封建性质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也确立、发展起来。

从考古文物来看，于１９８４年在大理海东挖色高兴村出土的高兴蓝若碑（今存大理市博物馆）是反映大理国时期云南土地耕作及所有制状况的典型代表。

高兴蓝若碑，高１．２２ｍ、宽０．５５ｍ、厚０．１０ｍ，碑顶成半圆形，中间刻有“高兴蓝若”四字。

碑文所记乃是僧俗人士施舍土地，以捐助财务共建寺院之事。

高兴蓝若碑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大理国时期的社会、宗教、民族、语言等状况提供了文物资料，更重要的是它有关土地的记载，为研究大理国时期的土地耕作和所有制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高兴蓝若碑》考察，一方面《高兴蓝若碑》中关于土地计量单位的记载说明了大理国时期对于土地丈量的精算，也同时反映出农田耕作的细致。

《高兴蓝若碑》中记载土地单位，一曰“禾地”，计量单位有双、角、分；二曰“搔地”，计量单位用“禁”。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引《云南杂志》称：“犁一日为一双，以二乏为己，二己为角，四角为双，约有中原四亩地”。

赵吕甫先生认为：“大抵滇中度田不用尺度，而以佣工力作以日计算，南诏一日约耕五亩，宋以后始降为四亩”〔１〕。

这可看出大理国的农业生产较南诏更为精细。

另一方面，《高兴蓝若碑》中关于土地施舍的记载表明了土地的私有以及封建领主土地制度
的形成。

《高兴蓝若碑》中所载施主黑洱、戒超、戒净、高妙音护等１０人，都能以土地来施舍，可见施主，即地主对土地拥有支配的权力。

换句话说，大理国时期，土地所有制已经是地主、领主私有。

葛元声《滇史》卷八载：“段智祥建法华寺，山下田亩以供僧人”。

按亩征税这种状况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土地领主所有制的形成。

同时，《陈氏墓碑铭》载，陈明政（段智祥时期）因其有功于国，“前后镯免赋役”。

这说明土地征税以及土地领主所有制的广泛普及与确立的事实。

因而，以上考古文物资料以及史料佐证的表明，大理国时期存在着土地地主私有的情况，但总体上，土地制度已经发展到封建领主制阶段，而且农业生产较南诏有进步。

１．２农田水利建设大理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之后，在确立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便着手发展农业，兴修农田水利工程。

今云南祥云白塔村的段家坝，就是段思平建国初修建的水利工程。

段家坝“东接镜湖”，可灌溉较大面积的农田。

在今祥云一带，大理国还兴建了不少蓄水陂塘。

陂塘一般是利用自然湖泽地势的基础上围筑而成的蓄水工程，以蓄水灌溉为主，兼有防洪除涝以及养殖等功能，是古代农田水利的重要设施模式。

大理国统治者也在三辅、河内、山阳河等地区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以“穿渠灌溉”。

倪蜕《滇云历年传》载：“金簪即金汁河，银棱即银汁河，金棱银棱犹云金堤银堤。

”对此，黄士杰《六河总分图说》（雍正八年）所说甚详。

云：二河水头至水尾各分为排，且水尾先放，规定如数，周而复始。

虽黄士杰所言主要情况是在清初，但这当源于古代云南农村公社水利灌溉体制。

此二河各个时期均进行整修，惟至大理国段素兴时，已具相当规模。

胡本《南诏野史》中，段素兴于金汁、银汁二河堤种花、宴乐的记载，当与农田水利建设不无关系。

其时，大理农田水利建设比南诏后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使当地农业呈现出禾麻蔽野，连年丰收的景象〔２〕。

总而言之，大理国的农业发展与封建领主土地制度及农田水利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封建土地制度的确立为社会进步和农业发展确立了制度保障，农
闫峰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第６卷总第４７期
田水利建设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而农业的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制度的稳固，并进一步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

２手工业技术的提高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反映古代社会经济状况的主要载体，而技术则成为其衡量指标。

大理国时期的手工业技术水平在南诏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

从考古文物及相关史料来看，大理国时期的手工业发展状况主要展现在以下几点。

２．１织造加工技术从出土发掘、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来考察，大理国时期闻名的手工业产品，如服饰、甲胄、毛毡等，都体现了其织造、加工技术的进步。

被称为“南天瑰宝”、“旷世奇珍”的《张胜温画卷》（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是大理国时期著名的白族宫廷画师张胜温所画。

此画卷共分１３４幅，有像６２８个，精绘笔锐，神采奕奕。

所绘利贞皇帝及后妃、侍从的服饰，则真实地反映出大理国时期贵族的服装样式、特点以及织造技术。

如皇帝的冠两端缀有飘带，妇女头顶梳髻，右衽宽袍，袖大曳地，雍容华贵。

从中可看出大理国服饰吸收了中原服饰的风格，其纺织、织造加工技术亦甚精湛。

同时，大理国时期的皮革制品——
—甲胄，也是反映当时手工业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行业。

大理国时期，用象皮、牛皮和犀牛皮制成的甲胄，多涂以红黄色漆，并绘有百花虫兽之纹，“极工妙”。

《桂海虞衡志・志器》称赞曰：“蛮甲唯大理国最工”。

以至于大理国的“犀皮甲”成为输入宋朝的供品〔３〕。

在《张胜温画卷》中所绘利贞皇帝身后站立一人，即身披虎胄。

据西昌北山火葬墓出土的牵马武士俑，亦身穿战袍，外披皮甲。

大理国时期的军事将领多披披毡、甲胄，立功者得披“波罗皮”。

“波罗皮”即虎皮。

这种皮革制品既显示了古代云南的民族特色，也反映出当时的披毡、甲胄的手工加工技术的发达。

２．２冶金制造技术大理国时期冶金铸造、制造业已经相当成熟，能够熟练地掌握纯金、纯银、铜鎏金，银鎏金等工艺制作。

从考古文物资料看，大理国时期的冶金铸造、制造业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规模宏大。

永胜县觉斯楼现存一座大理国铸造的铜钟，钟高约２ｍ，重达万斤，这样大规模的铸造文物，在整个中国铸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１９９２年，在大理挖色乡发现一巨大的古代冶铜工场，离地约０．３３～１ｍ处，分别有脉长８０ｍ、３０ｍ、８ｍ的古铜矿渣遗址３处，还发现有一处宽６ｍ，高７ｍ的巨大炼炉，旁有矿渣，学者推断这些巨大的古冶遗址应是大理国时期的冶铜工场。

其二是技艺精湛。

１９７８年崇圣寺三塔维修时，在千寻塔顶部发现了一尊极为珍贵的金质阿嵯耶观音像，这尊观音为纯金铸造，高２６ｃｍ，重１１３５ｇ，背部有镂空雕花银质火焰纹形背光，其工艺之精美为世间所罕见，是目前所发现的阿嵯耶观音造像中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最高的。

其三是佛教色彩浓郁。

从上面所举考古发现，显而可见，作为“妙香佛国”的大理国，广泛铸造铜佛、铜钟，冶金铸造、制造的实物几乎都与佛教有关。

由此可知，冶金铸造业不论从规模还是技艺上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为大理国留下了光辉的历史一笔。

此外，大理刀“吹毛透风”，以锐利称著于世，成为行销内地的主要贸易品〔４〕。

从剑川石宝山石窟的开凿和人物塑像的雕刻上，没有大理刀的锋利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亦可以想见，大理国时期的冶金铸造、制造技术是相当精湛的。

２．３烧制筑造技术与南诏相比，大理国时期用于建筑的陶瓦仍然主要是有字瓦。

这是一种烧制土壤技术。

从考古文物发现看来，有字瓦出土和发现的地方很多，在大理时期的古城址和古建筑遗址中多有收获。

１９６５年，考古文物工作者在楚雄城西的车坪村发现一处大理国时期的砖瓦窑址，残留不少有字瓦、滴水和瓦当等。

考古文物工作者还在姚安高驼山、诸葛寺等遗址中发现不少有字砖瓦。

大体而言，从洱海区域到滇池区域，乃至原属于南诏大理国境内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曾发现过有字瓦。

类似发现表明有字砖瓦的烧制在大理国时已是相当的繁盛〔５〕。

而大理国时期建造的诸多寺塔，则皆表现了高超的建筑技术。

如位于大理崇圣寺的南北塔，位于大理市中和镇西南原弘圣寺前的弘圣寺塔、亦名一塔①，
①汪宁生先生认为，弘圣寺塔始建于南诏晚期。

参见：云南考古〔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８５．大理学院学报
总第４７期社会科学
位于祥云县水目山水目寺前塔院中的水目山塔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理崇圣寺南北塔的建造有着明显的倾斜度。

历经明孝宗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年）大地震，虽大理城变成一片废墟，但南北塔与千寻塔却屹立如初，可见其生命力足以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相媲美，展现了大理国工匠的筑造技术之高。

此外，据考古文物发现可知，在目前的大理古城下还躺着千年古都——
—羊苴咩城。

羊苴咩城历经唐、宋、元、明４个朝代，其区域约是大理古城的４倍。

２００６年，文物考古工作者从遗迹中发掘出大量的本地烧制品，如釜、碗、盆、盘、罐、缸等盛器。

可见那时的烧制业之兴盛。

而且，从当前的遗迹布局看，遗迹中的房子、道路、水井、沟、墙、柱坑、石坑等布局合理，井然有序，甚至配套有设计精良的古都排水沟体系。

据《马可・波罗游记》里对大理都城记载，其时，羊苴咩城可列为世界十大城市之一。

３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拓展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理国时期商业和对外贸易方面也有进一步的拓展。

这集中表现在大理国货币的流通市场的广阔。

３．１货币的流通在商业上，除手工业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外，货币的流通市场也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大理国时期的货币市场是古代云南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其时，贝币虽在货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而铜钱、金银货币等中原货币也传入大理国。

各种货币的应用，促进了大理国与中原等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对经济的繁荣发展也起到了互补性的作用。

１９８０年，云南考古文物工作队对曲靖市珠街乡八塔台古墓进行发掘时，发掘出一批贝币。

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北宋王朝铸造的铜钱。

贝币乃是古代云南传统的货币形式，五代时，李珣的《海药本草》曾记述了云南贝币的的情况，“贝子，云南极多，用为钱货交易”。

而新发掘的铜钱则反映出大理国商业和货币流通市场的拓展。

这些铜钱包括：真宗朝的咸平元宝、天禧统宝、仁宗朝的天圣元宝、神宗朝的熙宁重宝、徽宗朝的崇宁重宝、政和通宝等。

显然，大理国流入的宋朝货币主要是通过商业贸易途径进入境内的，虽然流入不多，其作用也有局限，但宋
朝钱币的流入无疑为大理国的货币流通增添了新的活力，有利于大理国货币形态的完善及与中原内地商业贸易活动的发展〔６〕。

３．２对外贸易的拓展大理国时期商业贸易的拓展，不仅表现在古代云南商人与中原汉族商人的频繁交易。

中印半岛各国也是大理国进行商业交换的对象。

大理国以贝币为主要流通货币，但云南产贝很少，这些贝币都是在与当时中印半岛各国进行商品交换中获取的〔７〕。

另外，公元１０７４年，（宋神宗熙宁七年），杨佐入大理，在云南驿见到一块里堠碑，其上“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８〕。

碑刻追述的是大理国通向外地去的道里途程，说明有大理商人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极其广阔。

又如公元１１３６年（绍兴六年），宋朝派到大理去买马的使臣谭昂归来，同时还从大理国带回了浦甘国（今缅甸中部）要去通商的使臣摩诃菩、俄托桑等一行人。

由此亦可见，大理国时期的商业贸易活动是频繁的，对外贸易活动也是开阔而繁荣的。

综上所述，从考古文物资料及相关史料来考察，大理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在南诏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进步和提高。

在洱海、滇池的腹地，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甚至赶上、超过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显示了古代云南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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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峰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第６卷总第４７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