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人文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中国灾荒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简述人文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中国灾荒

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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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关灾荒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19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的兴起，这种情况已有所改观。在随后的20余年里，灾荒史研究渐渐升温，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新兴领域。经过学者努力耕耘，灾荒史研究成果迭出，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增加了我们对历史灾荒许多感性的认识，亦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了解，并为一些相关理论的探讨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但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领域，灾荒史研究者在理论视角、方法等层面均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时代性的问题。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并提出改进办法，是加深灾荒史研究的一个前提。目前，有关灾荒史研究的评述文章已有10多篇①，足以使我们对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有非常清晰的印象。不过由于多数文章着重于观点介绍，对研究发展史的梳理以及研究取径的评述着墨不多，因此本文拟从这一

方面试作初步探讨。

一、研究史的回顾

前人对灾荒的关注最初从防灾贩灾开始，目前所知最早系统总结历史救荒经验的是宋代董谓的《救荒活命书》。迄至清末民初，此类救荒书籍约有百余种之多，“均被当时的统治者奉为救荒佳肴和贩灾指南。” 20世纪20年代，人们始从科学角度研究灾害，但在当时天灾人祸交织并发的情况下，灾害的严重社会影响亦引起了学者重视。因此，在1930年代灾荒史研究已达到一个高潮。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不过自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这种研究又被迫中断。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仍寥寥无几27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决定整理编辑地震历史资料，委托历史学家范文澜、金毓敝主持其事。与此相应，各地气象局、文史馆、水利局或农科院也因兴办农田水利，掀起了整编旱涝灾害史籍的高潮。但由于历史学者在此次史料整理中“基本上处于辅助性的地位”，故对历史灾荒进行独立研究的成果寥若晨星。在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因史学研究的侧重点和政治环境影响，灾荒问题仍未得到应有重视。除60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学者对其关注外，从“文化大革命”爆发直到1979年，灾荒史

研究几乎“一片空白”。

直到1980年代，灾荒史研究才出现“迟到的繁荣”。当时史学界在热烈讨论“社会史”的基础上发出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呼声，主张“通过生动具体、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深刻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次的发展规律，检验和纠正过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时发生的公式化、简单化缺陷。”团在社会史兴起的背景下，灾荒史研究继30年代后再度升温。尤其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林敦奎、宫明、周源组成“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着手搜集整理有关灾荒的档案史料。其后“中国近代灾荒史(1840-1919)”和“民国时期灾荒研究(1919-1949)”等课题又相继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田。这带动了一批研究者专门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使灾荒史步入了正常发展轨道。不久，夏明方的博士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于1999年入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5]。后在此基础上，由他组织的编纂“中国荒政全书”计划又被列为“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中国人民大学“十五”“二一一工程”清史子项目，具体成果已分别于2003年、2004年出版。全书近3000万字，

内容涵盖宋代以至清朝的救荒文献，做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洋义贩会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n}是研究灾荒史难得的珍贵材料。

与此相应，一些研究性成果也渐渐增多。1990年，人民大学经济系王方中发表《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一文，着重论述水灾给经济、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10月，李文海发表《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文中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侧此后，研究历史灾荒的成果多如雨后春笋。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贾国静统计，1988年后研究灾荒的专著明显增加，1998年以后每年出版的著作多在5部以上。以学位论文为例，1994-2005年硕、博论文年度分布情况分别为:1994年2篇，1995-1999年每年各1篇，2000年2篇，2001年6篇，2002年6篇，2003年9篇，2004年11篇，2005年7篇。可见自2001年后，以历史灾荒为主题的学位论文一直高居不迭。这表明灾荒史已成为新兴的热门课题①。

二、几个研究取径的述评

中国灾荒史研究发展至今，已涵盖了许多问题。具体讨论亦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变化。先前，科学工作者对灾害的性质及发生规律较感兴趣，后来历史学者转入探讨灾害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尤其贩灾活动中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的表现。近年来对单次灾荒的个案研究渐渐增多，并有转向区域研究的趋势。总之，讨论的层面渐由表及里，视角亦有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化趋势。不过，以上讨论的种种问题，前此的评述者已有详细介绍，毋需再一一赘述。这里仅对灾荒史研究的几个取径略作评述，主要侧重于彼此演进的过程。

(一)对灾害本身的研究

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从灾害学的角度研究灾害，对灾害的类型、成因、频率、周期和规律进行专业研究，对于认识和改造自然，乃至防灾救灾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自20世纪20年代，此类研究就以论文的形式不断地发表在诸如《地理学资料》、《地理学报》之类的自然科学期刊上。但是，因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这一研究被迫中断，直到1949年后才得以接续。主要在两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大规模的资料整理卓有成效，一是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规律性探讨比较深入，

二者成果都很丰硕。

但由于史学工作者在建国初灾害史料的整理中处于“辅助性的地位”，难以独立地对历史灾害的社会影响展开深入探讨，故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主导的灾害史研究难免带有片面性。比如，就史料的整理而言，有人就指出其工作太过粗疏:“因编纂目的的限制而偏重于历史时期的灾害记录，有关减灾救荒方面的文献，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至于“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其有关社会反应的部分也常常被舍弃了。刽不仅如此，就连自然科学工作者所得出的灾害发生的历史规律也遭到质疑:若按史料所作的统计，从现代到远古，朝代越前，灾害次数越少，到了先秦，有的年份完全是空白，“能说那时没有灾害吗?还有人指出，这种研究一般“将地质时代和历史时期摆在平行的时间系谱上，往往很容易将两者混同起来，并以大尺度的地质时间遮蔽人类所能体验的微观尺度的生命时间，从而过分强调自然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看轻甚至无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显然，灾荒史研究若不发出历史学家的声音，至少是不健全的。

这一不足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亦很突出。史家戴逸在20世纪90年代初说:“建国四十年以来，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