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另一个中国

：地图上的另一个中国

地图，是他认识中国的起点。在“寻路中国”的路上，他离不开他的“私人地图”。这是他的个人经历，也是一种眼界和生活方式。

寻路世界的何伟，仍记得他拥有的第一张中国地图。

1996年，他随美国和平队来到四川。第一站是成都，“我们冲进一个很大的国营书店，先去买地图”。那时他们被安排住在学校宽敞又简陋的宿舍，除了简单家具外，四壁空空。何伟便用买来的地图装饰墙壁：当时能买到的最大幅中国地图、四川地图（那时重庆还没有变成直辖市）、随身携带的世界地图，还有一张美国地图。那些日子里，这些地图成了何伟最难忘的壁纸。每天目之所及，从涪陵到四川，到美国，到世界，像是一寸一寸定位这个空降到异国乡村的自己。这里，成了他认识中国的起点。

那时何伟刚开始学中文，那张中国地图和四川地图，成了他边了解地理、边看图识字的好帮手。他在地图上勾画圈点，标出那些想去的地方，以及有意思的地名。后来他开始收集涪陵本地地图，却发现一个问题：地图和地图差异很大。比如，乌江边那座山有时叫“白山坪”，有时就变成“北山坪”。“原来在四川话里，白和北的发音基本是相同的，白山坪就是北山坪。”何伟的一位作家朋友EdLanfranco也曾被困扰，一次对他开玩笑说：中国地图就像雪花，没有两片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可能不存在这种问题了，但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经历的确实如此。地图制作还不够精良，这让旅行少了一些确定感，更具有冒险性。”

“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快速的大城市发展，我想捕捉一些不同的东西。”

何伟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其实是在1994年的安徽。那时他还是个地道的背包客，一个帐篷一个包要去看世界。第一次来中国时，为了省钱，他直接把帐篷撑在了合肥大学的校园里。“这个老外想干什么？”吃惊的目光和议论包围了他。“可惜那时我还不会中文。而那时中国大学的氛围也没有那么开放。”两年后，何伟抵达成都，在那张中国地图上，他最先把安徽圈了出来。

何伟对中国的正式印象，还是来自成都和重庆——确切地说是四川的乡村。当时他随和平队在成都训练两个月，住在四川师范大学的外办，几乎靠近城郊。“我经常去稻田边散步。后来，搬到涪陵师范学院，也是在郊区，乌江边上。所以，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乡野感的。而且，我的很多学生也来自农村，他们让我对中国的乡村有了最初的了解。”何伟熟悉的第一座“中国城市”，应该是涪陵县城。“其实我非常庆幸，来中国的第一年在中国的乡村度过。农村生活让我内心平静，也教会了我如何生存。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那么多年，我更愿意去观察、记录农村和底层人群。在《江城》中能有大量纪实的描写，也得缘于这份经历。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快速的大城市发展，我想捕捉一些不同的东西。”

从1996年到2007年，何伟在中国边走边看边写，从涪陵到北京到浙江再到更广袤的东北、西南，他完成了“中国三部曲”。在设计“寻路中国”路线时，何伟离不开他的“私人地图”。

2001年，何伟终于拿到了他的中国驾照，同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约他写一个关于长城的故事。“我不想写一个传统的关于长城的故事，我想自驾沿着长城一路向西，做一次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何伟开始了他离开涪陵后，真正意义的“寻路中国”。

“我在北京一个地图店买了所有版本的中国地图，包括那份中国地图出版社的自驾地图。它翔实、可信，已经是当时市场上最好的东西，毕竟那时还没有GPS。”即便这样，何伟还是遇到很多问题，太多新道路在修建，它们还来不及被印上地图，他已经迷路了。但他发现了三岔村，北京怀柔那个“最具中国农村特色的村落”——至今，它还是何伟的私人中国地理中非常重要的地标。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就是涪陵和三岔村。”

“我个人的中国地图会显得比较怪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就是涪陵和三岔村。涪陵是我的‘中国的中心’，三岔村则是‘第二中国中心’。我在这两个地方，收获了最多关于中国的认识。比如在涪陵，我了解到关于农民工移民、就业岗位私有化、私人住宅所有权等，以及农村和城市的对比。而三岔村是我用了六七年时间，去观察村庄里的中国的一个窗口。”在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出版后，涪陵与三岔村也进入外国人视野，在他们心中的排序是这样的：中国，北京，上海，涪陵，三岔村。

在何伟长达十年的“寻路中国地图”中，他沿着长城一线，一路从东到西，经河北、山西、内蒙、青海、甘肃，最后到了嘉峪关。他花了很多时间走访浙江的丽水、温州、金华以及安徽的芜湖等地；在西藏住了一个月，在新疆则待了两个星期，还深入川西藏区，在甘孜德格走访了两周。他不希望他的中国地图里全是北京、北京，他想通过眼睛、脚步和笔，写出些不一样的东西。

“但也有很多地方我从来没去过。我从来没有去过杭州、苏州！我去了浙江很多次，估计超过20次了，总是去南部的工厂区。但我竟然还没去过杭州，也许留在下一次。”

虽然不想总是“北京北京”，但何伟还是喜欢老北京的氛围。他在北京时住在鼓楼的居民区，观察大爷大妈的起居，以及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变化。“我还从来没有深入写过北京。北京对我来说，是观察中国其他地方的基础和参照物。上海也一样，我还没有花时间去更多地了解它。也许再次回到中国时，我会走进它们。”

何伟此前在中国的十年，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对农村和底层人群的观察与记录上。暂别中国后，他以另一个视角远观中国，他曾表态，未来会尝试记录中国的中产阶级生活。而这一计划，注定要让他慢慢走近并走进大城市。

“我确实有过这个打算，如果要记录中国，中产阶级是不该被忽视的。但是，我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想重返我发现中国的起点——西南，成都或重庆。我想看看这20年来，这些地方的变化。那些乡村、县城，那些我最初见到的人，他们的现状，他们的后代，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接受的教育，我都很好奇。”何伟想去看看，20年的时间，白山坪或北山坪一带，发生了哪些变化。毕竟当年，他在涪陵要出趟远门，去成都或武汉，先要租条船。如今，一切都不同。

真正意义的私人地理，是每个人的经历。

离开中国后，何伟和太太张彤禾去了埃及，带着两个刚出生的女儿。三年来，他一直在写埃及，或整个东方。他最近在《纽约客》发表了一篇文章：《探寻内衣的秘密——中国商人和资本全球化》。他通过报道在埃及卖情趣内衣的浙商，来分析中国式的全球化。他暂时远离中国，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用长焦聚焦，发现了另一个中国。

“埃及和中国有非常多不同的地方，我却在这些不同中更清楚地从侧面观察了中国。比如，埃及虽然政治环境不是那么乐观，但是它对外来世界始终比较友好、开放，相比中国，它显得更加不排外。当然，这是有历史、地理原因的。现在的中国相比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好了很多，但有时还存在类似问题。”何伟在埃及经常遇到中国人，很多是浙商，他们的生存方式，让何伟得以窥见中国在非洲的商业和投资活动。当然，可能是通过尼罗河河谷地区，那些叫“中国之星”或“诺码中国”的内衣店铺。

何伟和张彤禾的一双女儿现在5岁，学阿拉伯语的同时也学中文，但还看不懂何伟所写、所记录的关于中国的文字。她们随着父母在寻路世界中成长，也在这一轨迹中，被纳入一幅幅文化和地理版图。在何伟看来，他行走中国、记录中国的那些文字，或许也有可能成为女儿未来了解中国的一个记忆版图。

“但是一切都在变化，甚至消失。那些文字、图片、录影，可能在她们真正可以理解的时候，现实的版图已经发生了巨变。写《江城》时那个29岁的我，也和现在的我不是同一个人了。但这正是你为何去记录、去看、去写书的原因，我想捕捉那些特定时间的当下。生活在变化，地理在变化，城市乡村在变化，人在变化，心态在变化，所以那些体验和记录的时刻，才变得更加重要。”何伟愿意留送给女儿的私人地理，与其说是他的“寻路N部曲”，不如说是一种眼界和生活方式。

于何伟来说，真正意义的私人地理，是每个人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