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

论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
经历了从先秦至两汉的漫滥殇阶段之后，妇女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时期，特征有二：其一，“学批评”在“人物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初期带有较的“人物藻鉴”的痕迹，期则转向专门的“文学批评，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答骏表上令》、《答程表上令》等一批著；其二，确立了一种显具有女性特征的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

”
一、“人物藻鉴”到“文批评”
纵观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文学批评，中夹杂着相当多的“人物藻”，更确切地说，文学批评”就是在“人藻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具体发展过程来看，则大约经了一个从“纯粹的物藻鉴”到“在人物品评中包对被品评者文学成就的评价再到“专以文学批评为宗附带藻鉴物”直至最终独立为专门的文学批评”的过程。

汉末以降，学渐衰，惟晋代稍隆，六朝女能文者多出缙绅之家尤以两晋为最，如：晋左思妹左、谢安侄女谢道韫、展女卫铄；齐鲍照妹鲍令；梁刘孝绰妹刘令娴等；皆出缙绅家，从父兄受业，并才名。

藻鉴人物的风既在社会广为流传，受父兄影响女子也多有浸染，：韩氏之观狐赵，钟琰之相兵儿卫铄之赞曦之，道韫之叹郎……眼观口赞之外，更有些妇女干脆书之文字：左有《孟轲母赞》等十余关于贤妇人的赞辞，王绍有《姜螈颂》、《启母涂山颂》孙琼有《公孙夫人序》其中的佼佼者当左棻，她大概是第一位专事人品评的女性，写作了《父惠妃
赞》、《虞舜二妃赞》、周宣王姜后赞》等十余篇赞辞，用歌颂、评价自古迄晋素才德的名女。

虽然本上是从道德的角度着，但她对班婕妤所“恭让谦虚”的评价却经被后人视作了文学批评。

人陆昶在其辑录的《历名媛诗词》中评论班妤时说到：“声口怨慕而不露止在抑扬之间。

晋左贵称其恭让虚，可谓知己。

”这虽然说是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但然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着眼的
左之后，晋代最为有名的妇女藻鉴”当属“济尼论两妇”。

济尼失其姓名，其得以保存乃在于所为东晋两大才女：谢道韫和张之妹。

此事两见于《世新语，贤媛》和《晋书，道韫传》，稍有异同前者为：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妹，欲以敌之。

有济尼者，并张、谢二家。

人间其优，答曰：“王夫人神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晋书》载略有出入：
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于顾氏，玄每称之，敌道韫。

有济尼者游二家，或问之。

济尼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顾家妇心玉映，自是闺房秀。

”
《世说》的记载，济尼所论基本上仍属“人藻鉴”，《晋书》则明指出济尼所论实为“才质”，这实上已经是后世所谓的“作者论”。

谢、张皆文学名家，王顾二妇又俱有才名，遏、玄各其亲，不知孰胜，在盛人物品评的时代中，难免有事者想弄个清楚明白。

问及游于家的济尼，高下立判张玄妹可以算作“闺房秀”，谢道韫却不仅为女之雄，甚至还超出了一的男子。

“林下风气之赞已经把她和“竹林七贤并列了起来，可谓价甚高。

如果说左棻之赞更多地属“人物藻鉴”，济尼之论始涉及对被品评者文学成就的评，晋都水使者徐藻妻氏的《与妹刘氏书》则不折不扣算是中国古代妇女见诸载籍的一较早的文学批评专：
伏见伟方所作《君诔》，其述咏勋德，则仁风坠；其言情诉哀，则孝心以，自非挺生之才，孰能隆聿修若斯者乎?执咏复，触言流泪，感赖交集，悲慰并。

元方伟方，并年少而有盛，文辞富艳，冠于此世窃不自量，有疑一言，陈所怀，庶备起予。

先君体弘仁义，又动则圣；奉亲极孝，事君尽忠行已也恭，养民也惠，可谓立德立，示民轨仪者也。

道长祚短，时乏识真，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标方外也。

老庄者，绝圣去智、浑万物、等贵贱、忘哀乐，非经典贵，非名教所取，何必辄引为喻耶?可共详之。

文章从论妹妹陈絃的《祭父文人手，先是高度赞刘氏诔文的文学成就“其述咏勋德，则仁风靡坠；其情诉哀，则孝心以叙”，发出“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修若斯者乎”的感叹；然后详细述自己“执咏反复触言流泪，感赖交集，悲慰并至”读后感，对诔文的情力量作了生动刻画；最后论及父亲生平行事“体弘仁义，又则圣检；奉亲极孝，事君尽；行已也恭，养民也惠，可谓立立功，示民轨仪者也，指出诔文动辄以老庄为的特点，质疑其不合“经典”与名教”。

可谓“专以文学批评为附带藻鉴人物”式的文学批评”。

撇开氏和刘氏对老庄思想认识上的异不论，应该说，前述点都颇为中肯，达到了相的理论高度。

晋代妇女能有这样精的批评文字，实属难能可贵。

南朝妇女善辨已然不争，北朝亦有妇人能论，北魏文成文明后即为代表。

据《魏书》记，冯后“性聪达，自人宫掖，学书计。

及登尊极，
省决万机…以高祖富于春秋，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皇诰》十八篇”。

这又是一聪敏博学的多产作家，《书》以其文多不载，故而佚。

冯后文论见于答程郡的篇《令》文：
省诗表，闻之。

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何其过也。

所箴章，戢之不忘。

令》)
省表并颂十篇，闻之鉴戒既备，良用钦翫。

养老乞，其斯之谓。

令》) 在前后相的两篇《令》文中，冯后表了一个观点：“颂”之为体，用于“歌颂宗祖之功德”则不妨尽量夸张；但如用于“当世”，则不能太“过”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题：如何把握“颂”体“颂祖”与“当世”的分寸。

冯后之前已有批评者涉及了“颂”体如：《荀子·儒效》以为‘《颂之所以为至者，取事而通之也”；诗大序》给“颂”下定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陆《文赋》分文体为类，认为“颂”的特是“优游以彬蔚”……分别不同的角度论到了“颂”这种文体某个方面，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看法冯后的颂论则是在“颂”体发到一定阶段以后出现了待解决的新问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的。

“颂”最早是用于祖的，有所谓“取事而通之也、“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颂”在社会生活的用途也越来越广，出了各种各样的“颂”，如：东汉以有周公“哲人之颂、左丘“变体野诵”、三间“细之颂”、秦政“矜德之颂”、惠“述容之颂”；至东一代则有班傅之“变为序引，马融之“雅而似赋”崔蔡之“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挚虞之“杂以风雅，而不旨趣”；以及魏晋有所“末代讹体”之“颂”。

在这个“颂”盛行的时代，冯后不失机地提出了如何把“颂祖”之别“当
世”分寸问题。

通过回答程骏所表《庆国颂》和《得一颂，冯后指出，“颂用于“颂祖”和用“当世”是有所分别的“美盛德之形容”的“颂”尽“敷写似赋”、“敬如铭”，怎么样赞颂都不分。

但是，当其用于“当世”用于国时，还是应该有收敛、言称其事，否则只给人留下“何其过也”的不良象。

当然，如果已经“鉴戒既备”只是“良用钦翫”，那也是可以容忍的。

该说，这一见解颇为深刻，达到了当的理论高度。

后来刘勰撰《文心龙·颂赞》亦称：容德底颂，勋业垂赞。

镂影摘，文理有烂。

年迹远，音徽如旦。

降及品物炫辞作甑。

”观其论，与冯后之《》何其相似!我们能肯定刘勰一定受冯后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确这一点：对在“杂颂”时代如何把作“颂”的分寸这问题，在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史上都名不经传的北魏文成文冯后先于在中国文学批评上享有盛誉的刘勰，明确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伴着这些专门批评论著的出现，魏南北朝妇女的文学评彻底脱离了“人物鉴”，而呈现出自主自觉发的欣欣向荣景象。

至此，在中国文批评史上，妇女的文批评作为一个整体已具规模，此后则伴随着文学史整个文学批评史而发展，并其独有的女性视角构成了对男批评的有力补充。

二、“以诗论诗，卒章见”的女性批评范式的确立
从体式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妇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在于确了一种女性批评范式：“以论诗，卒章见志”。

这既不是我们常熟悉的先秦诗歌中见的“卒章见志”，也等同于后世的“论诗诗”，是一种以“诗”的目出现于文末的“片言只语式的批评。

其确立大是经过了“卒章见志”“以诗
论诗”两个独的阶段，最后合成为一种在文批评史上颇为独特批评范式。

先说“以论诗”。

东晋“以一句诗名千古”才女谢道韫不仅对文学有独到的见解，还以其形象化的批评式深远地影响了时及后人，成为“以诗诗，卒章见志”批评范式的一个头。

身为东晋著名学世家谢氏集团的一，谢道韫受家学浸染，文学颇有领悟，并其独树一帜的见解为后所称道。

据《世说新语文学队《晋书·列传》记载：
免费论文载中心谢公因弟子集聚问“《毛》何句最佳?”遏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来思，雨雪霏霏。

公曰：“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叔父安尝问：“《诗》何句最佳?”道韫称：“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永怀，以慰其心。

”安谓雅人深致。

《诗》三百篇，佳句比比皆是，谢安命世大臣的经学视野选出了大雅·抑)中的“吁谟定命，猷辰告”；谢玄则从文欣赏的角度挑中了小雅·采薇》中既是语又是情语的千古名句“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霏霏”；唯独谢道捡选了出自《大雅·燕民的“作者尹吉甫对自身诗作柔和听、清美感人风格的自和寄寓情怀、抚慰人心写诗目的申述”，与叔父、兄弟的见解均不同，足见眼光独到。

谢称赞侄女“有雅人深致”，是对她能够窥见诗歌的作和艺术力量的高度赞赏。

所谓“人深致”，当即《诗序》的“主文而谲谏”。

虽这一思想并不新鲜，称道《诗经》中不可得的诗论却隐隐透露出道韫喜好批评的嗜尚。

谢道韫生平行事来看，她雅擅辩论的：其人伦风鉴则有王郎之叹”；文学评
则有“《毛诗》佳”；名理清谈则有“柳、谢之”、“步帐解围”等；也此才荣膺了“聪识有才辨”的语。

仅喜好批评，谢道韫还擅用形象化文字进行批评，著者即是被后人往往视了诗歌的“咏雪联句。

此事两见于《世说语·言语》和《晋书·女传》，以《世说新语》为较详
谢太傅寒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

俄而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可拟。

”兄女曰：“若柳絮因风起。

”公笑乐。

即公大兄无女，左将军王凝之妻。

谓“咏絮之才”即从出。

一直以来，人们都把视作诗歌、名之为“咏雪句”而大加赞赏，更津津乐道谢道韫诗才胜过谢朗；却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句诗其也是谢道韫从女性视出发对堂兄谢朗观察到落雪形象所作的文学批。

因为首先，谢道韫和谢的差别不仅仅在于表上的才思敏捷与否，际上更是一个男女两性观察角不同的问题。

宋人善《扪虱新话》卷三曾说：“撒空中，此米雪也，柳絮因风起，此毛雪也，然当时但以道韫之语为工予谓《诗》云：‘相彼雨，先集为霰’，霰即今所谓米雪。

乃知谢氏二句，当各有谓，未可优劣论也。

”论经常被人忽视，其实书“俄而雪骤”，既“俄而”，可知曾有一段米雪时，故谢朗所说不谬更何况下雪时如果雪很大，粒下降的速度就快从男性的观察视角看，一般会更加注重雪下落的力度因而出现“撒盐空中这样的比喻丝毫不奇。

但身为一个小女孩，谢韫从女性注重柔美的视角所观察的飞雪形象就有所不同：雪花一片片地从空中落下，又被风吹，旋转、沉浮，就同样因为被风吹起而空中旋转、沉浮的柳絮那样自由自而又
轻灵地飞舞，这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啊。

由扬的雪到飞舞的花，再到同样洁、轻灵的柳絮，这在女性联想空间中实在是再自然不的一件事情。

于是“未若柳絮因风”脱口而出。

《晋书》记“安大悦”，谢安乃至以后的文学评家对这一句如此欣赏除了诗句本身的新奇爱，除了谢道韫以年幼而才思如敏捷让人不禁心生爱怜；在也包含了这些男性对来自另个性别眼中不同于一般男性落雪思的飞雪形象的认同。

自此以后，把飞雪”比作“飞絮”成为了咏雪诗中的一种经典比喻，这种比喻最初当是来自于女性观察和体验的。

次，谢安、谢道韫、谢朗是在内集”的时候遇到”骤下”这一事件的。

作为晋著名的一个文学世家，谢集团的“内集”除了具备般亲朋好友之间互相走访、嘘寒问的功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互通无、交流思想，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念自发地做出评论并加以传，所谓“与儿女讲论文”是也。

“咏絮之才”正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谢安：“，像什么?”这是学大家在考较自家弟。

谢朗率尔回答“‘在天空中撒盐’差不多可以比了”，名门子弟的风范一目了然。

谢道韫从女性视角出，对这种比喻有所不满，于是不甘弱，立即指出“不如柳絮风而起”。

可见，谢道存心用“柳絮因风”的飞雪形批评谢朗“撒盐空”的落雪形象，“柳因风”不仅是一句诗“名句”，也是一以“诗”的面目出现的学批评，“未若”一词使用更加充分地表明了这一。

据此，笔者认为在形象优美的诗之外，把“未若柳絮因起”视作东晋才女谢道韫女性视角出发对其堂兄谢朗观察的落雪形象所作的文学批评似也颇为适宜。

再说卒章见志”。

所谓“卒章见”，即在文的末尾表明自己的写动机，这在先秦诗歌并不少见。

但在妇女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进入了初创的魏晋南北朝，这种“卒见志”发生了质的跃，在交待写作动机之外还映对文学本质的认识。

譬，左棻就在其两首诗赋末尾表了“写作乃为了抒情”的点：
乱曰：骨肉至亲，化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魂归，见所思兮。

惊寤号眺，不自聊，泣涟湎兮。

援笔抒情，涕增零，诉斯诗兮!
自我去膝下，倏忽再期。

邈邈浸弥远，拜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容仪，唏嘘不自持。

何时当面，娱目于诗书。

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

这两篇文字都写于左棻入之后，《离思赋》是受诏之作，感离诗》是答兄思《赠妹》之。

虽然写作背景不一，但于都是抒发离思之，左棻因而在两篇不同文字末尾表达了同样的一个观点：援笔抒情”。

从先许穆夫人总结出妇写作的心理机制“女子善怀开始，妇女的文学及文学批就主要沿着“主情”的一脉发：班婕妤体悟“家人夫”之情，班昭感慨“难舍故土”之，邓后推崇“圣人之情”。

到了关注入的生命本体为征的“人的自觉”的时代，棻则不失时宜地直接说：写作为了“抒情”。

左棻、赋中“卒章见志”的批评方，与上述谢道韫“以诗诗”的形象化文学批评一旦结合，快就成为一种风尚，从而确立了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

大概从先秦开始妇女就喜欢在诗文中用“卒章志”的方式来发表文学解，譬如：魏女所刺葛屦》，唐山之吟安世》，班昭兴叹“君”……到左棻作《离思》诗赋、道咏“柳絮因风”，这一技变得成熟起来。

或许又因为左、文才名动一时，闺秀名
媛先效仿，并把两种方式合二为一，而构成了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左、同时和以后，这一批评方式屡于六朝妇女的文论中。

她们的抒写自己的写作动机，包括愤、寄怀等感情，如：晋阳太守袁宏妻李氏吊嵇中散文》：“聊寄愤于斯，思慷慨而炫然。

”晋刘柔王劭之《怀思赋》“志眇而远驰，悲离思而呜咽。

彼迈物而移，何子思之难泄?聊临翰以怀，怅辞鄙而增结”
有反思古人作诗的方法如：晋散骑常侍傅统妻辛萧《芍药颂》：“惟昔风人，抗兹荣华。

聊兴思，染翰作歌。

”王劭之《春花赋》：“诗咏以托讽，良喻美光德。

”
还有一些甚至涉及“心”、“物”关系的问题如：晋李氏《冬至》：“感与时来兴心随逝化叹。

”晋阳令钮滔母孙琼《悼赋》：“情无触而不，思无感而不集。

”
这些批评字都以“诗”的面目出现且大都文末，用学界传统眼光看来似乎支零破碎、不值一提。

其实这正是中国妇女的文学批在批评样式有别于男性的一个著特点。

我们知道，卒章见志”本来是一较为原始的批评方式是文学创作处于低级阶段时的产物主要见于《诗经》，最是男女通用，并非专属国古代妇女所为。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践的深入，男性很快抛弃了这理论化程度较低的、片言只语”式的批评方，而代之以冗长的阐释如《诗序》三家注《诗》，单篇的论文如《典·论文》、《文赋》或者专著如文心雕龙》、《诗》以及后世的各种诗话、词话而对于“善怀”的古代妇女说，文学创作本来就更多只是她们发个人感受的一种手段，理论化程较高的文学批评方式于离她们的感性生较
远自然更加难以触及。

此，作为一种简便易行的批评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受到了魏晋南北朝妇女的钟爱或许这些批评文字理论程度不够高，但不真知灼见，对于研究中国古妇女的文学思想具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