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

试析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

摘要：晚清士大夫在民族危机、传统思想束缚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地开始了思想近代化进程。并在这种危机不断加深和资本主义日渐发展的现实环境下将这一进程推向深入。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既为士大夫思想近代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决定了这一进程的绚丽多姿。而士大夫阶层作为当时最富势力的阶层，其思想近代化必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动晚清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并产生深远而积极影响。

关键词：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

在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对知识分子的习惯称呼是“士大夫”。长期以来,这个阶层是维护中国传统政治于不坠的坚定支柱。当西方列强汹汹东来之时,其“坚船利炮”不仅仅粗暴地打碎了天朝上国的壁垒,还有力地冲击了士大夫阶层心灵。由此,转变观念认识遂成为一部分思想先进的士大夫不能不直面的重要课题。他们担当国运,挽衰世颓波于一振,由洋务、维新走向革命,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一个多世纪以来,士大夫阶层所奋斗和追求理想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思想近代化的过程。研究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进程不仅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而且对于今天加快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无裨益。

一、有利的历史与现实因素

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因此，考察社会意识、人的思想的变革必须寻找其根植的深厚土壤。我们应该看到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有利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具体的分析，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通经致用”的务实学风为士大夫思想近代化提供了开放、务实的文化心理。清初，汉宋二学互相攻讦，视同水火。结果，使士大夫陷入空疏无用的所谓“学问”之中，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道光间，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一些关心社会现实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汉宋调和论，以图挽救儒学的命运，进而改变士林风气，挽救社会危机。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以求为有体有用之需” 。这样，汉宋调和又自然引出“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道光六年，魏源、贺长龄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便是经世思想兴起的重要成果。“师夷长技”之所以响应者众，实际上也就是黄宗羲、顾炎武“经世致用”学风影响到近代的深化。正是这部分士大夫们具有了这种开放、务实的文化心理，使得他们在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危亡面前一方面可能引进西学，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机器制造之术；另一方面便是兴起改革之议。“夷夏之辨”和“用夏变夷”的古老信条被打破，学习西方、引进西学成为鸦片战争以后改革派的基本言论。从魏源、林则徐，到曾国藩、左宗棠，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无不包括学习西方的声、光、化、电，船坚炮利和工业技术，甚而有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主张。这一切，“通经致用”的务实学风功不可没。

（二）自鸦片战争以来对抗列强的战争中，中国或不败而败，或一败涂地。这给予一些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士大夫们强大的外来压力。一方面，激发了他们沉睡已久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工商之技，乃至政治学说和社会理论。这其中尤以甲午战争为甚，这场发生在历史与文化背景长期相似且密切联系的两个近邻之间的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震撼程度和对中国人的教训，远远超过以往历次战争。恩格斯说过：“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了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 面对为中国人一向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打败的现实，面对苛刻的求和条约，面对战后“东亚病夫”的轻蔑，促使中国人在屈辱、惊恐和悲愤中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年之大本文所研究的士大夫皆指这部分思想先进、勇于接受新事物的士大夫。实际上面对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和资本主义日渐发展的现实环境，还有一部分士大夫仰尚所谓的“祖宗成法”、“圣

人古训”，或以理学权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墨守成规，拒绝和排斥新事物，历史上被称为“封建顽固派”。这部分人不在本文研究之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2 于是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展了思想启蒙运动和政治活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成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转折点。

（三）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导致国内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就为依附于资本主义经济而存在的近代化思想提供了经济基础。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更是进入了资本输出的新阶段。这一方面使中国经济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资本主义在这种风雨飘摇中催生、发展。其实，不论是外国资本，还是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民族资本，都为士大夫思想近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有利于根植于其中的先进资本主义政治、思想、文化的传播，从而使原产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士大夫们有可能接触到并进而接受它；另一方面，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为这种近代化思想的传播作了良好的阶级与经济保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士大夫思想的近代化与整个社会的近代化（包括上文所言经济结构，以及下文所言社会心理、资本主义文化的广泛传播等）于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士大夫思想的近代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近代化，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说，甚至起先导作用。同时，整个社会的近代化也为士大夫思想的近代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现实基础，而且这种作用愈往后表现的愈加明显。

（四）整个社会心理的转变，即对资本主义文明从抵制、疑虑到接受、采用，为部分士大夫思想近代化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舆论准备。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定义，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理活动现象，是“特定时代、特定国家与民族（在阶级社会里则是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普遍流行的习惯、感觉、情感、动机、理想、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精神状况” ，具有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思想与素质的演化。晚清中国伴随着“中国人民对西方文明的抵制、疑虑到认可、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存在的存在，大众的社会心理对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起了从阻碍到促进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空前危机，资本主义力量进一步壮大，整个社会对资本主义已相当认可的程度，包括清政府也改变了过去严加限制的老办法，开始饬令各省先后建立工商局，由各商公举素有声望的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晚清时期民间甚至出现了普遍的“崇洋风气”。陈作霖在《炳烛里谈》中写到：“道光年间，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洋乎洋乎？盖洋洋乎！” 当这种“认可、接受”起主要作用时，必然为士大夫思想近代化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和舆论准备，起到促进的作用。

（五）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为士大夫思想近代化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中国知识分子长期被儒家经典、八股韵文所束缚, “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这成了士大夫追求真理、进步的主要障碍。以至于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不得不自问“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其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呢！” 伴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流行，民族危机的与日俱增，中华大地逐步兴起了学习资本主义文化的热潮。早在鸦片战争后，经世派就喊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洋务时期更进一步，开改造旧书院、兴办新式学堂教育、遣人留学之先河。其它各种活动诸如翻译西文、创办报刊、聘用洋人为师，则亦多矣；维新变法时期，维新志士一方面通过光绪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废八股、变科举。创建新式学堂和改造旧式书院，建立起包括大、中、小学及各类专业学堂的完整教育系统。仅“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七年，维新人的机构有学会、报馆、学堂。�6�7�6�7学会的成立，有如雨后春笋，据说多至百余，报纸亦由一九种增至七十种。清代禁止士民结社论政，现在已被打破。” 另一方面，积极以学会、报馆、学堂为依托举办各种活动，鼓吹变法，宣扬资本主义文化，“开启民智”。士大夫们的积极活动既促进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