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性教育现状的历史原因分析

我国性教育现状的历史原因分析

我国性教育水平目前尚处于较为落后的发展水平，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性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这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发展乃至社会和谐。造成当前我国性教育中诸多问题的原因有很多，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性教育中所存在问题的原因，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标签：性教育；现况；历史原因

从人类出现的那一刻起，“性”就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片段。一个物种来到世界上就必然要完成两个基本历史使命：一是活着，二是繁衍。人类也必然要肩负这两项使命。因此，从上古时期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性”的探索。然而，事物的认知过程总是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知识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

一、生殖崇拜引起的对性的敬畏

人类在不断进化前进的过程中，在不断的对自己所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事情进行探索、思考。人类的性进化不仅是性生理的进化，更重要的是性意识的产生。在性问题上人类最初主要有三个问题不能理解：一是人为什么一有性欲、性冲动，二是性交怎么能产生这么高度的快感，三是女人的肚子里怎么会钻出个孩子来，这些也就是中国古时所说的“男女相视，彼何凹，我何凸？以凸试凹，甚觉美快。”[1]20这也许就是人类对性的最朴素的探索了。由于不能科学地、合理地解释这些现象，就产生了许多错误的猜想，甚至将其神化。

人类的童年是十分幼稚的、蒙昧的，他们无法正确解释自然，也不能确切理解自己，在他们的意识里是“万物有灵，神灵主宰一切”。于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崇拜，归结起来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性崇拜[2]5。原始初民对于自己不能解释的具有神秘力量的现象总是充满敬畏，并逐步将其神化，如对火能够发光、发热、使食物变熟的特性的无法解释，引发出的火神崇拜；对于干旱、洪水的恐惧而引发的水神崇拜；对于鸟类会飞的无法解释引发的鸟的图腾崇拜，等等。同样，人类由于无法解释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引发了生殖崇拜。

许多古代民族把性看得十分神圣，他们把性活动同繁殖力，超自然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古埃及以及古代近东的一些地方，人们认为任何物质的创生都和人的生育过程相类似，包括性交、怀孕和分娩。这些民族有许多为了取得神的赐福而举行宗教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性的“神化”是重要内容之一[3]3。这种现象在我国很多地区民族至今仍然存在。对于这些人类所奉为的神灵的现象，人们都无法解释，并对其无能为力，只能祈求它、讨好它、敬而远之。因而，人类自原始社会时期对性就一直是一种又敬又畏的态度。

二、宗族发展要求下所形成的中国传统礼法、道德观

自人类出现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人类一直处在一种群婚杂交的性混乱状态下，经过一百多万年的生活实践，这种状况终于得以改观。人们逐步发现，血亲杂交所生出的下一代有着很高的畸形或夭折几率，“近亲相交，其生不繁”给原始人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条件下，人口兴旺与否关系着生产力的强弱，决定着群体的存亡[1]6。随着人类对性限制的意识的产生，世界各地各个民族都逐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性的禁忌与规则，禁忌与神化的发展最终演化成了宗教。在西方传统的宗教信仰认为，性是肉体的冲动，而肉体正是人类堕落的产物，肉体代表着和精神相对立的兽性，而性冲动正是罪恶肉体的潜在罪恶性质的基本证据。他们把性看成是一种“原罪”，是一种导致社会灾难的力量。

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上，圣保罗和《圣经新约》的其他作者，提出肉体为恶，情欲为恶，而性又是其中最大的恶，是恶于上帝和灵魂得救的最大敌人，圣保罗是第一个提出“性就是罪”的人。基督教神学之父奥古斯丁则把性和“原罪”联系在一起，完成了基督教性禁欲主义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就犯了“原罪”，这个“原罪”传给了人类子孙万代。人类既然已经不可挽回地犯下了“原罪”，就必须世世代代地永远赎罪，其方法就是克制或根绝“原罪”的那些表现，即彻底地独身，避免任何性欲与性行为。基督教反对性甚至发展到反对婚姻，从早期教父到中世纪教会，都把婚姻称为“下贱的状态”、“淫欲的手段”，认为”婚姻是人类弱点的继续”[3]11。

而在我国，宗教以礼的形式而出现。礼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了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有任国人问屋庐子：“礼与食孰重？”屋庐子答：“礼重。”那人跑去向孟子问其所以然。孟子答道：取食色之重者去比礼之轻者，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无礼则上下乱。”[4]23这表明，礼在孟子看来，是人生无比重要的。荀子把礼的重要性，比作权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而说：“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必须以礼做人正身，人之生死都离不开礼，“终始俱善，人道毕矣”。他认为世间没有比礼更高尚更重要的了[4]27。由此可看出中国古代人们对礼的推崇程度。而“男女有别”恰恰是礼的大问题：孔子主持鲁国政治，命令男女在路上必须分开行走。这就是他的政绩之一。不仅如此，男女夫妇妻妾都要有别，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明代吕坤认为：“男女远别，虽父女、兄妹、姐弟，亦有别嫌明微之礼。自妻妾之外，皆当远授受之嫌，爱礼者不可不明辨也。”[4]137这些都鲜明的反映出中国古代礼教思想对于性禁忌的程度。

随着婚姻制度的形成、及男性社会主体地位观念的确立，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宗族体系，而血统的纯正正是宗族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古代历来崇尚男主外、女主内，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男人出外经商、做官、访友常是经年累月的时间，为保证宗族血统的纯正，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法则予以制约。由此，便派生出了中国传统的女子贞洁观念，在礼教统治下，“妇女的生命，只不过是第二生命，贞节却是她的第一生命”。贞节观念经明代一度轰烈的提倡，变得非常狭义，差不多成了宗教，非但夫死守节，认为当然；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5]241。为了限制女性的性交往，对性的污蔑也就日渐风行，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生育而进行的性行为，都被视为是

下贱的、污秽的，男性的意识也相应地受到了祖传的、宗法的、家法的种种影响。当他们的性要求在家中无法满足时，他们就只能去烟花柳巷寻求补偿。而性病的蔓延更加深了性是污秽的、罪恶的道德观念。

朱熹关于礼教的言论非常之多，他认为违反伦常礼教就是违反上天而使天地易位。伦常礼教是先天得，未有人类以前就有的。三纲五常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真理。朱熹数十年中，开口闭口都是天理人欲不两立。如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以克人欲存天理为事。”“天理”究竟是什么？朱熹的解答仍然是礼教：“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视听言动，人所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4]83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宣传、教化之下，人们普遍认为：性是下流的、低俗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即便是正常的生育之事也变得偷偷摸摸，教育更何从谈起！

三、性知识匮乏引发对性的误解

在19世纪后期的维多利亚时代，性被看作是某种异己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勾当。那是个无性的社会，对于“体面人”来说，大多数的性行为几乎都被视为反社会的，人们做这种事情时，总是怀着犯罪感，就像闯入了禁区。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变得娇矜而虚伪，那个时代，即使是人们认为最代表科学的医生，都对性抱敌视态度。

在这一时期医学上存在着许多对性的谬误论点。1767年，法国著名医学家蒂索写成了《论手淫所引起的种种障碍》一书，影响广泛。西医界几乎公认“精神病是手淫引起的”。几百年来，直至20世纪，每一种想得到的病痛都被归因于“手淫”，从生疮到精神错乱无所不包，甚至谁家出了低能儿或疯子，人们就认为这就是“手淫”造成的结果。19世纪早期法国有个医生把泄精和淋病等同起来，认为它们的发病机理是一样的。当时的一个医学权威泌尿学家威廉.阿克顿在他的著作《儿童、青年、成年和老年生殖器官功能及疾病》中也谈到手淫会导致失明、精神错乱和粉刺的发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手淫恐怖论”、“手淫罪恶论”的错误思想广泛流行，甚嚣尘上[3]20。

大部分中国人对性的科学知识知之甚少，对于谈论性始终处于一种鄙夷、敌视的态度。我国著名医学家吴阶平教授说:“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性教育，但那是一种封建的、有害的性教育——靠性封锁、性压抑或的各種观念和规范来限制人们的欲望。”[6]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科学性教育的先驱，如康有为、张竞生、鲁迅先生等人，但由于中国社会在其漫长的封建统治与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有文化心理上的封闭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性”视为禁区，视为“洪水猛兽”而谈性色变，从而导致了当前的性教育中的诸多弊病。

参考文献：

[1]刘达临.世界古代性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