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

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

——以《红旗谱》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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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文学院，）

摘要：梁斌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创作颇具特色，以《红旗谱》为代表的“十七年”小说与民间叙事传统在诸多方面有着内在联系。首先，《红旗谱》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吸取了民间叙事传统中“三类”人物塑造的技巧，描绘了一个个鲜明的典型形象。其次，《红旗谱》驻足于民间叙事立场，吸取民间叙事传统中的主要主题及语言习惯进行创作。这种对于民间叙事传统的延续成为众多“十七年”小说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红旗谱》；“十七年”小说；民间叙事传统

Folk narrative tradition and fiction of

“seventeen years”

——Asas the center

Wang Wenyuan

Director: Zhou T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Anhui, 245041）

Abstract:, the novel of Liang Bin is a distinctive work, and th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venteen Years" fiction has intrinsic link with folk narrative tradition in many aspects. First of all, the draws "three" techniques of characterization on folk narrative tradition in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s. Secondly, when the in the creation, it based on the folk narrative and absorbs the traditional folk narrative of the main themes and language habits. The continuation of folk narrative tradition became a major feature for many "Seventeen Years" fiction. Key words: ；“Seventeen Years ”fiction；Folk narrative tradition

引言

“十七年”文学指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这十七年间的文学创作。在这十七年间，大批优秀的长、短篇小说横空出世，这些小说不但数量可观而且质量较高。从总体上来说，“十七年”小说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是以具有史诗性的文学效果为目的的，这是其基本特征。同时，在创作题材上，大部分作品都以反映历次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作为创作目标。短篇小说的创作题材和风格也日趋多样化，其中，峻青、茹志鹃、王愿坚、王蒙等人的创作成就则更为突出。长篇小说中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如《红日》、《红旗谱》、《保卫延安》等。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母题或者是作者本身都深受民间叙事传统的影响。

民间叙事传统是指民间文学创作中传承和概括前人文学创作经验概念的共识，主要表现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从内容来看，民间文学创作主要体现为在伦理上、情感上依靠群众，贴近生活。在形式方面则表现为作品结构有头有尾、行文叙事主次分明、设定悬念等主要方式。这种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会议确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这种背景下，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进行改造和利用的结果，仅仅在文本的外在形式上获得了胜利（即故事内容），但在‘隐形结构’（即艺术审美精神）中实际上服从了民间意识的摆布。”[1]因此，民间叙事传统对“十七年”小说有着深远影响，其中更以长篇小说为主。本文将以《红旗谱》这一经典红色著作为例，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民间叙事传统与十七年小说的内在传承关系。

一、人物形象类型化

人物形象的塑造需要遵循一般艺术规律，民间叙事文学也不例外。因为民间叙事往往是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而存在的，口头性是其基本特征，因此大部分民间文学在形成的过程中都经过不止一次的文学再创造，在对人物的塑造过程中，更是经常将真人真事进行一系列的艺术加工，从而创造出更为鲜明有趣的人物形象。然而，民间叙事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根本特征还在于其鲜明的类型化特征。叙事中的人物性格往往单一，被定义成好人的或英勇仗义，或足智多谋，而坏人则是欺凌弱小、不怀好心。更具符号意义的是“第三类，即伸张社会正义、反映民众愿望，帮助好人克服困难、战胜恶势力的力量，如至高无上的天帝、法力无边的神仙乃至种种必不可少的助手等等。”[2]于是，好人、坏人与帮助者便成为民间叙事文学中最常出现的三类人物。这种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不仅经常出现在

民间叙事文学中，在我国古代文人叙事作品中也时常作为主人公出现。

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两者看似相差甚远，然而撇开叙事视角与叙事方法不谈，单从古代小说创作的文本来源而言，民间叙事起到巨大作用。如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来看，宋江起义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广，有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三十六人’与小说中的宋江义军差距很大，《水浒》一书的素材不仅来自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还吸收了其他农民起义史料，其中包括南宋初年的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史料。”[3]从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长达二三百年的成书过程中，众多民间艺人、下层民众参加了这个故事的创作，由此文本也就带有民间叙事的特征，这一点在人物塑造方面尤为突出。比如军师吴用便是足智多谋，李逵则是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但对于这些人物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描写得则是少之又少。这种对人物类型化的描写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十七年”小说中也有一定的表现。

因此，在对“十七年”文学重新解读时，李扬先生便提出，“在我国传统话本小说中，英雄人物形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是张飞、武松、李逵一类粗豪的英雄，另一类则是诸葛亮、周瑜式的儒将。”[4]十七年文学中这两种类型人物有许多，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就是典型的周瑜式儒将，而杨子荣则是张飞式的武将。在《红旗谱》中“水浒”式类型人物也比比皆是，《红旗谱》讲述了朱、严两家三代人与冯家斗智斗勇，反抗地主剥削，要求独立自主并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最终取得胜利的农村革命历史。在小说主人公朱老忠与其父朱老巩身上，“水浒”式的英雄性格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敢作敢为、因为抵抗冯兰池砸钟未果，气得吐血而亡。正因为这一胆气过人的事迹，他成为不畏强权、除奸铲恶、扶危济困、伸张正义的传奇英雄，村里说梨花大鼓的先生还为他编了一段书，书名就叫“朱老巩大闹柳树林”。

朱老忠继承了父亲的水浒英雄品格——行侠仗义，扶危济贫，“这天塌下来，我朱老忠接着。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可是志气了一辈子。没有别的，咱为老朋友两肋插刀!有我朱老忠的脑袋，就有你的脑袋，行吗?”[5]这正是朱老忠根植于燕赵风骨传统,敢于同命运挑战，同敌人战斗的精神。另外，朱老忠也是个热心的人，无论朋友碰上什么困难，只要他能帮得上忙，他都挺身而出。运涛下了大狱，严志和受不了打击一下病倒了，这时朱老忠提出要替严志和去看运涛。

这种舍己为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性格品质正是民间叙事文学中最受人民推崇的“义”的表现，朱老忠也就成了具有民间叙事文学中主人公美好品质的典型形象。如果说对朱老忠卖掉小牛资助江涛上学,长途跋涉到济南监狱探望运涛的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