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居易诗论

浅谈白居易诗论
摘要：
白居易诗论是由文学观、方法论、政策论等学说构成了一个体系严密、功能完备的以封建政治主义为核心的理论系统。

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曲解，它的本来面目一直未被人认识，消极因素不被重视。

为此本文主要在于揭示白居易诗论的理念框架，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它。

关键词：政治现实生活功能创作方法
一，总体论述
关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其主要内容是：一、强调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二、强调文学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三、阐述了诗歌的特性及其社会功能；四、强调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因而他的诗论是"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是"先进的诗论"。

这基本成为对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权威性结论。

首先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擦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

他响亮的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和为事而作”的口号。

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

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
诗论的核心。

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

《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行于歌诗矣。

”并认为像《诗经》中《北风》之刺微虐，《硕鼠》之刺重敛，汉童谣“广袖高髻”之刺奢荡等。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

《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想象的、系统的提出了诗的四要素。

“情”和“义”是内容。

“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最为重要。

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的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但是，这是以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框架去图解古人的理论，拔高了古人，混淆了古今的理论界限。

其结果，理论体系倒是建立了，而对白居易诗论的本质却是曲解了。

白居易诗论的确具有严密自足的理论体系，但并非上述《中国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那是面目全非的另外一种理念框架。

对于白居易的诗论及其新乐府诗，在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曾展开过颇具规模的讨论，但是多集中于白居易诗论的理论是非，而对其诗论的本来面貌及其完整的体系性却较少
涉及。

二，从文学功能看
在文学政治本体论的前提下，白居易论述了文学的功能及其实现文学功能的途径。

既然文学的本质不是主体的精神活动，而是客体的政治行为，那么文学的功能自然离不开政治。

对于文学的功能，白居易在《策林》六十八中说："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

这几句话中，从以文德应天的宇宙天人论讲到文学取士的科举政策，但最重要也最能体现他皇家文学观的是"以文教牧人"，这代表了他的文学功能观。

他认为，帝王治理国家，需要运用"文教"这个"牧人"的工具。

"以文教牧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重视文学的信息反馈作用，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

对于第一方面，他在《策林》六十九中以设问的方式云："圣人之致理（治）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也。

"通过诗歌可以了解民风民怨，然后"酌人言，察人情"，也就是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说的诗歌的"稽政"作用。

第二方面，帝王利用文学来"立理本，导化源"，实现文学的惩恶劝善功能。

因此文学的作用在于"以文教牧人"，在于具体地服务于封建政治教化活动。

也只有在实用层面上使文学能够"牧人"，才能真正使文学成为"皇家之文章"。

在如何使文学具体地实现"牧人"的政治功能上，白居易也在方法论层次作了阐述。

他认为，帝王"以文教牧人"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立理（治）本"二是"导化源"。

"立理本"使诗直接地为封建政治服务，"
导化源"，则是使诗歌为封建伦理教化服务，"当然它最终也服务了封建政治。

为政治服务，要求诗歌要"稽政"，通过"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策林》六十八）的途径来"补察时政"；为教化服务，则要求文学要"惩劝善恶"，"泄导人情"。

诗歌"稽政"可以使"王道"日臻完备美好，诗歌"惩劝善恶"，可以使"王教"风行、民风淳厚。

用白居易的话说："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他对此十分自信。

白居易的诗论之所以被目为"先进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论者忘记了白居易诗论的封建政治主义的本质，而只看到它所具有的民主因素。

这与六十年代的极左文艺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文艺理论前景有关。

二是只看到封建政治主义文学积极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消极的一面。

白居易在其诗论的指导下，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批判现实意义的讽谕诗，揭露了社会丑恶，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表现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良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是能难可贵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人们忘记了其诗论
的封建政治徽章，也忘记了其诗论的消极面。

如果把文学完全政治化，在帝王开明时还能有一些批判性文学，但在高压政治的黑暗时代，充斥朝廷的只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无聊文学。

这似乎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

三、文学创作方法
为了实践其封建政治主义的文学主张，白居易提出了一整套政治
诗歌的文学创作方法，即新乐府的写作程式。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具体地制定了新乐府的创作程式。

这主要有：（一）开头方法，要"首句标其目"；（二）结尾方法，要"卒章显其志"；（三）题材要求，要"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四）语言要求，要"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五）体制篇章要求，要"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样，在操作层次对文学提出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要求。

这些方法，开头与结尾的方法是沿袭汉儒的《诗经》理论，即所谓"《诗三百》之义也。

"其他几点，则是白居易的创造。

这是一套规定细致具体的诗歌创作论，按照这个创作模式产生的文学将是怎样公式化、类型化，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但这套方法体现出一个基本原则：只重政治内容的传达，因而这套方法又是实践其政治主义文学观的文学保证，表现出白居易诗论从理论到创作的系统性和严密性。

参考文献：《中国文学史》（游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