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居易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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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白居易诗论
摘要:
白居易诗论是由文学观、方法论、政策论等学说构成了一个体系严密、功能完备的以封建政治主义为核心的理论系统。

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曲解,它的本来面目一直未被人认识,消极因素不被重视。

为此本文主要在于揭示白居易诗论的理念框架,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它。

关键词:政治现实生活功能创作方法
一,总体论述
关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其主要内容是:一、强调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二、强调文学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三、阐述了诗歌的特性及其社会功能;四、强调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因而他的诗论是"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是"先进的诗论"。

这基本成为对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权威性结论。

首先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擦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

他响亮的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和为事而作”的口号。

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

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
诗论的核心。

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

《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行于歌诗矣。

”并认为像《诗经》中《北风》之刺微虐,《硕鼠》之刺重敛,汉童谣“广袖高髻”之刺奢荡等。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

《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想象的、系统的提出了诗的四要素。

“情”和“义”是内容。

“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最为重要。

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的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但是,这是以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框架去图解古人的理论,拔高了古人,混淆了古今的理论界限。

其结果,理论体系倒是建立了,而对白居易诗论的本质却是曲解了。

白居易诗论的确具有严密自足的理论体系,但并非上述《中国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那是面目全非的另外一种理念框架。

对于白居易的诗论及其新乐府诗,在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曾展开过颇具规模的讨论,但是多集中于白居易诗论的理论是非,而对其诗论的本来面貌及其完整的体系性却较少
涉及。

二,从文学功能看
在文学政治本体论的前提下,白居易论述了文学的功能及其实现文学功能的途径。

既然文学的本质不是主体的精神活动,而是客体的政治行为,那么文学的功能自然离不开政治。

对于文学的功能,白居易在《策林》六十八中说:"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

这几句话中,从以文德应天的宇宙天人论讲到文学取士的科举政策,但最重要也最能体现他皇家文学观的是"以文教牧人",这代表了他的文学功能观。

他认为,帝王治理国家,需要运用"文教"这个"牧人"的工具。

"以文教牧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重视文学的信息反馈作用,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

对于第一方面,他在《策林》六十九中以设问的方式云:"圣人之致理(治)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也。

"通过诗歌可以了解民风民怨,然后"酌人言,察人情",也就是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说的诗歌的"稽政"作用。

第二方面,帝王利用文学来"立理本,导化源",实现文学的惩恶劝善功能。

因此文学的作用在于"以文教牧人",在于具体地服务于封建政治教化活动。

也只有在实用层面上使文学能够"牧人",才能真正使文学成为"皇家之文章"。

在如何使文学具体地实现"牧人"的政治功能上,白居易也在方法论层次作了阐述。

他认为,帝王"以文教牧人"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立理(治)本"二是"导化源"。

"立理本"使诗直接地为封建政治服务,"
导化源",则是使诗歌为封建伦理教化服务,"当然它最终也服务了封建政治。

为政治服务,要求诗歌要"稽政",通过"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策林》六十八)的途径来"补察时政";为教化服务,则要求文学要"惩劝善恶","泄导人情"。

诗歌"稽政"可以使"王道"日臻完备美好,诗歌"惩劝善恶",可以使"王教"风行、民风淳厚。

用白居易的话说:"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他对此十分自信。

白居易的诗论之所以被目为"先进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论者忘记了白居易诗论的封建政治主义的本质,而只看到它所具有的民主因素。

这与六十年代的极左文艺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文艺理论前景有关。

二是只看到封建政治主义文学积极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消极的一面。

白居易在其诗论的指导下,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批判现实意义的讽谕诗,揭露了社会丑恶,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表现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良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是能难可贵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人们忘记了其诗论
的封建政治徽章,也忘记了其诗论的消极面。

如果把文学完全政治化,在帝王开明时还能有一些批判性文学,但在高压政治的黑暗时代,充斥朝廷的只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无聊文学。

这似乎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

三、文学创作方法
为了实践其封建政治主义的文学主张,白居易提出了一整套政治
诗歌的文学创作方法,即新乐府的写作程式。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具体地制定了新乐府的创作程式。

这主要有:(一)开头方法,要"首句标其目";(二)结尾方法,要"卒章显其志";(三)题材要求,要"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四)语言要求,要"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五)体制篇章要求,要"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样,在操作层次对文学提出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要求。

这些方法,开头与结尾的方法是沿袭汉儒的《诗经》理论,即所谓"《诗三百》之义也。

"其他几点,则是白居易的创造。

这是一套规定细致具体的诗歌创作论,按照这个创作模式产生的文学将是怎样公式化、类型化,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但这套方法体现出一个基本原则:只重政治内容的传达,因而这套方法又是实践其政治主义文学观的文学保证,表现出白居易诗论从理论到创作的系统性和严密性。

参考文献:《中国文学史》(游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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