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中的性别意识

〔文章编号〕1002－2031（2010）11－0016－05

城市规划中的性别意识

秦红岭

〔摘要〕探讨了将性别意识纳入城市规划过程的意义，从性别视角审视了我国城市规划与空间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诸

如公共场所的安全设计忽略了女性的特殊需求与环境体验，城市建设缺乏细节方面的性别敏感，城市规划政策不注重社会性别分析等。建议建构城市规划政策的性别分析框架，将性别意识纳入城市规划决策的主流；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层面上注重吸收女性对城市规划的想法和建议，保证女性获得平等的城市规划参与权。

〔关键词〕城市规划；性别意识；性别平等〔中图分类号〕TU984．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秦红岭（1966—），女，汉族，山西万荣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和应用伦理学。〔基金项目〕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建筑伦理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PHR200907128）。〔收稿日期〕2010－04－08〔修回日期〕2010－06－21

性别意识是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独特视角，至今仍是一个缺乏深入讨论的重要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有限。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性别意识纳入城市规划的意义、性别视角下我国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以及城市规划政策中强化性别意识的建议三个方面，阐释城市规划与性别意识的关系，以期拓展城市规划的研究视野。

一性别意识纳入城市规划的意义

性别决定男女差别及各自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角色，性别意识即是对男女两性之间差别的自觉体认与反省。具体到城市规划视域中的性别意识，指从男女两性差异（包括生理、心理、情感、价值观等各个层面）的视角观察和审视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并将性别分析、性别关怀纳入城市规划

的全过程，

从性别平等的视角建构空间，消除城市规划中的性别盲点，促进城市发展进程中两性的平衡发展。

由于性别意识是基于男女不平等的普遍现实而提出的，并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因而“性别意识”与“女性意识”这两个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甚至经常被替换使用。也就是说，由于男性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女性作为性别结构中的相对弱势的一方，对性别意识的强调具有一种强烈的价值倾向性，即关怀弱者，避免两性差距扩大，促进男女平等。同时，以性别意识为视角可以有效观察女性相对男性而言的社会位置、不同处境与独特经验，

剖析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空间环境等各个层面的平等程度。

自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应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以来，性别意识作为独立而重

总第184期

城市问题2010年第11期

要的分析要素已纳入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之中，并成为衡量各国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种对城市空间和土地进行设计与安排的工程技术，还是一项政府职能和公共政策活动，是由政府为合理配置和利用城市土地与空间资源，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对城市开发与建设中涉及的社会利益所进行的权威性分配。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同样应当把社会性别意识融入到自身的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的动态运行过程之中，以关照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女性需求，实现规划在性别层面的公平正义。具体而言，将性别意识纳入城市规划过程之中有如下意义。

首先，性别意识作为城市规划活动的一种独特的价值关切立场，有助于城市规划确立自身正当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合理性维度，赋予城市规划一种具有性别色彩的人文关怀品质，使城市规划在更深层次上关注两性生存状况的改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使城市不仅让男性同时也让女性生活得更美好。亚里士多德曾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是以某种善为目标”［1］。城市规划当然也不例外，应当追求善的价值目标，应当使城市更美好，应当通过改善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帮助人们过上好的生活。奥地利城市规划师卡米诺·西特曾经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质疑现代城市规划：“一座城市，其建造方式必须要让市民立刻就感觉安全与幸福。为了实现后一个目标，城市建设就决不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审美问题”［2］。借用西特的观点，可以这样说，如果一座城市其建造方式不能让两性尤其是女性感觉安全、方便与幸福，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审美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好的城市规划应具有性别关怀意识，应是对每个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以及对不同个体的权利、价值及利益的充分确认和有力保障。简言之，应是促进社会公平与两性美好生活的一种伦理努力。

其次，从一定程度上改变城市规划决策与实践中的“无性化”或“中性化”态度，认识到女性与男性在城市体验上的差异性，走向一种性别敏感的城市规划，真正实现城市规划的“以人为本”。人是城市生活的主体，在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着重视人的发展、满足人的个性需要等人本理念，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的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然而，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利益群体，城市规划与空间设计中关注的应是一个个具体的、不同的人。性别意识的介入，促使城市规划关注人最基本的差异，即男人和女人的差异，使城市规划不仅受到“男性标准”或“男性眼光”的影响与支配，也有了“女性标准”或“女性眼光”的介入与审视，促使城市规划能够仔细研究基于性别差异的人的不同需要，尤其是尊重、体谅与关怀女性的需求。反之，若认为城市规划应当“性别中立”，考虑性别差异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其结果实质上是对男性权益的强化和对女性特质的忽略，有损性别正义。著名城市学者简·雅各布斯认为，不断失败的城市规划教条要想成功就需要有性别的视角。与极端现代主义的规划设计者那种居高临下的对城市的俯视角度不同，她以普通家庭主妇般的细腻与关怀眼光，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关注城市街头真实的日常生活，呼吁全面复兴和建构城市的深层肌理及其活力。詹姆士·斯科特高度评价了雅各布斯的城市规划思想，并指出“妇女的眼光”对于雅各布斯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男人使用同样的方法能够得到她的结论［3］。“如果对城市与环境的研究不包含‘性别’这一概念，就不能理解城市现象”［4］，“假如男性城市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具有，不说具有，至少理解，然后更有意识地运用女性化思维特点来反思我们在城市中的所作所为，城市会比今天已有的局面要强得多”［5］。

再次，女性意识的介入有利于唤起人们对城市形态人性化、日常生活化的关注，让城市规划回归到日常生活这个根本性的源头，在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进行“性别人性化”因素的探索。作为强调女性独特立场和经验的理论视角，女性意识尤其是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理性的宏大叙事，直接把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关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女性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性别角色理论、人文主义的女性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强调和对行为方式的关注是对传统的结构性规划的有益补充，也有助于对空间的更为合理有效地组织”［6］。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规划理论界对以功能主义为主导的战后城市更新运动做出的反思与批判，城市规划的价值基础和方法论都受到了较大的挑战与质疑。现代主义城市设计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责难，就在于它在强调理性主义和功能结构的同时，忽略了对人性化、多样化、包容性和不同性别行为方式的关注，而走入了高度理性化、功能单一化的歧路。正如美国女性城市研究学者南·艾琳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