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的五种文学属性

文学文本的五种文学属性

在当今的文学研究领域，人们已开始频频地看到“对话”（dialogue）一词，这种对话的意识已使得人们可以从一种独断论的艺术观中解脱出来。所谓对话，就是不同观点的人可以在共同的话语空间中交流各自的意见，并不一定要求对方折服，而是求得一种沟通和相互理解。从对话的立场出发，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不同艺术观之问的交流以外，另外就是将此方式扩及到文学文本的方面，从而使得文学文本的特性

也得以多方面的展开，以下则试作论述。

一、文学文本的对话性是它的一种属性

文学文本（the text of literature）在这里是指作家、诗人写出的文字产品。关于文学文本的属性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作出厘定，如可以从它是作家虚构的生活即虚构性上来作出判定，也可以从它是由语言来组构的即语言性来作出说明，另外还可以从它的阅读效果上的审美性、情感性来加以阐述。文学文本的属性是多方面的。问题在于，在己有的多方面属性的前提下再提出一种对话性又有何意义呢？它的意义就在于，己有的诸种属性的说明其实都暗含了一种对比前提，所谓虚构性，是将文学创作与历史撰述那种推崇记实的写作区别开来，如亚理斯多德当年所说的，史著与诗作间的差异，“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当我们说文学创作虚构了什么的时候，也就有一个如果不是文学则它应如何来写实，其写实的面貌如何等方面的问题。至干文学的语言性，则体现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与音乐、美术等诸种艺术间的所用材料的区别，同时也指涉到了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共同的文学文本同个别性的个体存在的读者间的关系等，也就较为直接地体现出一种对话的性质。因此，说对话性是文学文本的一种属性，这不仅是在对文学文本的属性上又提出了一种见解，而且这一见解同其它一些见解是相关联的，

也有助于深化那些见解的认识。

文学文本的对话性，就在于每一个和每一类的文学文本都是在对话中才确定自己的存在位置和具体内蕴的。由于具体的方面要在后文的五种对话中剖析，所以这里只是概略地指出对话的缘由。在中国诗歌中，五言体和七言体的诗占有主要的成分，钟峙曾标举五言体居文词之要，该见解赢得诸多人的附议，如肖子显说五言体诗“独秀众品”，[2]王士祯则认为．“佳句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3］这单独来看只是一个推崇五言诗的问题，实际上它是在五言诗与七言诗对比的语境中呈现的。关于这一点．现代学者王力就说：“多数六言诗句都可以缩减为五言，而意义上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气更畅，意更足罢了。”反之，“每一个五言句式都可以敷衍成为七言。”［4］挪么从王力先生的这一说明中就可以见出至少到了唐

代以后，由于格律诗的兴起，五言体与七言体诗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那就是五言诗应在含蓄隽永上着力，七言诗应在酣畅明快上体现特色，其中每一种诗体都向对方提出了“应该如向”的要求。同时也

在对方对自已的要求中律范自己的特性。

应该说，文学文本的对话性是存在的．但它又是潜在的，主要地是一种潜对话（hidden－dialogue）。尤其在文学文本内部的对话关系上更是如此，这就更需要我们做一番探幽的工作，以下对五种对话性作出分

述。

二、文学文本与作者的对话属性

文学文本是由作者写作的，从操作层次上看，文学文本就是作者意向的表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作者的言悦，与作者具有同一性，在中国俗语中有“文若其人”的说法．法国学者布封也曾说过一句名言“风格即人”，这都是说明了文本同作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文本同作者就是性质等同的话，那么这种对话也就不存在了。问题在于，文本虽是由作者写的，但这种“写”并不完全是作者的“想”，对于作者来说，他的更真实的自我是他的“所思”而非“所写”。可以说，文学文本的这一意义上的对话性就在于所思与

所写之问存在的微妙罅隙。

法国诗人兰波曾写过一个古怪的句子：“话在说我”，当写下这句话时，兰波实际上处在“我在说话”的位置，并且他也确实用笔来记录了他所说的话．应该说他是说话的主体，他可以决定写或不写以及要写什么，如何去写等等。但问题的另一面又在于，兰波总得用某种语言某种文体来表达他的言说，当他言说时就不能不受到所用表达媒介的限制，他的言说是在限制下的言说，是在语言对他写作的规定下的言说．当他以言说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时，其所思己被言说规则所摸铸了，因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又确实是“话在说我”。在这个关系下，诗人所写的文本那就既是又不是诗人的产品，二者间有着对话的关系。中国南朝文论家刘勰也说过；“方其援翰，气倍辞前；既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5］这就是说，在构思时自己觉得想得不错的．到形诸笔端后自己却又并不满意，由此可以见出语言表达

方式对人思维的影响。

罗兰·巴特在对写作活动的思考中指出，写作是一种可作两种解释的现实：一方面：写作无可辩驳地从作家和他所处社会的对抗中产生；另一方面，从这种社会的定局出发，它通过悲剧性的移情作用，把作家遣回他的创作的手段的本源之中。历史不能为作家提供自由使用的语言，而只能向他提出一种对自由创作的语言的迫切需求。”。［6］巴特的思想常常是充满矛盾的，而且他也有过多次思想上的转变。同时他的表达也常显得隐晦艰深，但从这一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大意，那就是，写作行为是表达作家的所思的，

其中寄寓了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批评，他以写作来完成对世界的反应，这样，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但同时他的写作是在诸种写作物的参照中，也包括他过去写的各种相近或完全不同的文体的参照中来迸行的，所以写作物就不单是表达他自己，也是在加入并且也多少改变写作秩序的行为，写作者并不能完全以文本来表达他的所思，而是通过写作使他所思的冲动得以释放。贾岛曾煞费苦心地写下“独行潭底影，数栖树边身”，这样的诗句，写过之后细细品味，其感受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里诗人的感受不只是对诗句的回味，也是对自己写作中甘苦的回忆！这里文本同作者问不是一种对话关系难道能有如

此刻骨铭心的感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