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的社会责任

工程是技术与非技术要素的集成，你如何理解工程师的社会责任。

工程师是技术变迁和人类进步的主要力量，他们不受利益（政治集团和商业集团）偏见影响，对确保技术变革最终造福人类负有广泛责任。在工程师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时，社会应该给他们话语权，应该有反映他们意见的畅通无阻的渠道。责任又可分为“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积极责任也叫做预期的社会责任，它要求个体采取积极行动，促成有利于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后果的产生或防止坏的结果的产生。消极责任或者说过去责任、法律责任，则只是在个体的行为对社会产生有害后果时，要求予以补救。

航空工程的先驱者、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冯卡门教授曾说：“科学家研究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未有的世界。”工程师为谁创造、创造怎样的世界以及如何创造，这些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发明、创造和应用能力日益增强的工程师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对工程师的要求也与时俱进。由过去要求“把工程做好”到今天要求“做好的工程”。因此，工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凸现出来。

工程师作为社会的成员，除了做个好公民以外有没有特殊的社会责任？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进步的、有益于全人类的。科学是探索真理的活动，而科学知识作为真理的代名词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社会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因此，科学家的责任就是做好本职工作。科学研究的成果越多，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至于有人利用这些成果危害社会、危害他人，那与科学家无关。另一些人则相信，科学知识可能给社会带来潜在的危险，因此，科学家在道义上有责任去避免科学知识被用以危害社会。我个人倾向于同意后一种观点。

1、工程师社会责任的演变

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演变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赋予工程师的责任是不同的。19世纪以前，工程主要指的是军事工程。第一所授予工程学位的学校是成立于1794年的法国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它归属于法国国防部领导。在美国，西点军校(成立于1802年)是第一个授予工程学位的学校。这两所学校的管理体制都反映了传统工程的军事特征。在这种军事背景下，工程师的责任意识就是服从。随着民用工程的出现，工程师的活动陆续进入机械、化学和电气工程等领域，其义务主要是对雇主负责。19世纪早期，成立了首批专业工程学会，如1818年在美国成立的土木工程师学会。到了20世纪早期，这些组织开始采纳正式的伦理准则。如1912年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AIEE(即后来的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 的前身)以及1914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所提出的伦理准则，都规定工程师的主要责任是做雇佣他们的公司的“忠实代理人或受托人”，为公司的利益服务。

然而，技术的应用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日益凸显，对雇主的服从和忠诚已经不足以充分体现工程师的责任了。因为，对于自认为负有更广泛责任的工程师来说，服从不应当成为盲从的同义词。对雇主的忠诚应有其技术上的边界。

19世纪末2O世纪初在科技史上被认为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开端。特别在二战后，科学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要求工程师奉行“凡是在技术上能够做的，就要把它发明出来”。工程师被“要求为技术成就而接受全部荣耀”。

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社会危机的来临，技术决定论的缺陷逐步显现出来。工程师们所拥有的技术优势使他们同上司打交道时表现出日益增强的独立意识。与此相联系，工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也凸现出来。他们开始对自身的责任问题进行思考。在这种背景下，技术统治论的责任观便应运而生。它与传统的服从和对公司忠诚等明文规定相对立，主张技术效率是工程实践的内在价值，是工程师追求的最高目标。工程师的理想是通过技术领先来实现社会进步。在一战期间和二战前夕，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的技术统治和专家治国的观念达到了顶峰。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制造毒气室和威力强大的杀人武器以及美国使用原子弹

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粉碎了善良的人们对技术统治论的幻想。此后，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损害，其负面影响日益昭显。

在2l世纪的今天，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过度干预产生的后果也越来越危险。工程师作为专业知识的拥有者，直接主持着人类大大小小的工程活动，其影响范围之大、意义之深远是空前的。因此，社会对工程师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责任意识，这是一种以未来的行为为导向的预防性或前瞻性的责任，它要求工程师不仅要对自己当前的行为负责，还要对未来负责；不仅要对可预见的后果负责，还要对不可预测的后果负责。

2、工程师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随着工程师对社会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也相应会越来越重。正如亨利•加士利•普鲁特所指出的，“工程师，而不是其他人，将指引人类前进。”而工程师要履行社会责任，就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原浙江大学校长、工程科学家路甬祥也认为：“工程不仅与一门技术学科有关，而且往往涉及多门学科的综合知识，还要涉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地域的、资源的、水文和气象的、心理和生理的因素。”一般来说，工程的复杂性主要体现为它的多学科性。为了能够在多学科的环境中负责任地工作。工程师所要知道的东西会随工程技术的发展与目俱增。例如，一个生物医药工程师可能需要熟悉解剖学、生理学、生物组织学和药物学的一些知识，必须了解数学和计算科学。并且拥有生物学、行为科学和健康方面的知识，就像掌握工程学的基本原理一样。生物医学工程的运作涉及从分子到器官系统层面的各个领域，将创新的材料、过程、移植物、设备和信息学用于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直到健康的全面进步。基于此，传统意义上专攻一术的工程师已经难以应对现代工程的需要，必须开展多学科教育，使他们具有所从事工程领域工作的多学科知识背景，使他们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在决策中更好地考虑其相关因素。

开展多学科教育，就要改变传统的工程学科教育模式。传统学科教育模式是按照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分类进行课程设计的，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存在着“技术上狭窄”和“狭窄于技术”的现象。科学社会学认为，世界是一个包括自然、人、社会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的关系的有机整体。因此，学校应把人文和社科课程视为工程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结合相关的科学与技术课程，从学科内部的相关性和科学的整体性出发，以综合的或跨学科方式组织相关学科课程，使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从内容上而非形式上、实际上而非表面上达到有机融合。

其二，要培养工程思维的能力。多学科知识背景只是为工程师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知识框架，但在具体的工程实践中，对于工程涉及的多学科知识如何根据工程活动的需要联系起来，对于工程给社会相关方带来的损益及其表现的显性和隐性形式的辨析如何考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思维方式问题。工程师要对社会负责，前提是其工程行为是负责任的社会行为，其中包括充分的道德判断。道德判断是一种基于事实判断的价值判断。对于现代工程这类复杂的行为系统，就需要工程师在设计工程时运用工程思维。这样，就可以避免工程要素的遗漏，把工程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把握，实现科学和人文教育的结合。

其三，要加强道德情感教育。现代工程要成为“好的工程”，即生态化工程，要求工程师还要有对雇主、对客户、对社会、对自然的道德情感。工程活动说到底是一种经济活动，其评价尺度主要是由产量、产值、效益等经济技术指标构成的，它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工程活动经常是在众多复杂的利益关系中进行的，包括工程投资者与公众、工程建设与环境、工程受益者与受害者、不同的投标人之间以及工程管理内部的各种关系。作为有情感、有良知的工程师，自然会负责任地处理工程活动所涉及的这些关系。工程师在处理上述关系时，其训练有索的道德情感总是会做出有利于工程最优、人际和谐、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选择。

其四，加强职业道德和法制的教育。由于现代工程对当前和未来的深刻影响，工程活动诸方面关系的处理仅依靠工程师的社会道德情感是不够的，还需要依靠行业总体规范的约束和法律的规制。工程师作为技术的发明者和传播者，有时的确会面对在相互冲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应用价值之间做出选择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