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擀先生

林擀先生《东胡史》读后感

学生在来咱们学校之前对民族史还不慎了解，学生愚钝，在学习了半学期的民族史后感觉对其只是知道了一点皮毛。我对北方民族较其他民族来说比较感兴趣，所以阅读了林擀先生的《东胡史》。

林擀先生的《东胡史》是关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专著，也是我国民族史学界系统研究东胡史的第一本专著。全书共分十四章：早期东胡、乌桓的社会制度、乌桓族的兴衰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东部鲜卑、拓拔鲜卑、西部鲜卑、柔然、吐谷浑、契丹、黑契丹——耶律大石西迁及西辽政权的建立、库莫奚、早期蒙古、元明清三代的蒙古、蒙古族的文化和宗教。书末附有历史地图三幅：西汉时期乌桓人驻牧地示意图、耶律大石西迁路线示意图、蒙古及四邻各部分布示意图；图片二十幅。本书的体例特点就像“前沿”所说；“为了兼顾学术性、通俗性和知识性，并考虑专业人员和一般读者的不同要求，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以正面介绍知识为主，不做繁琐考证；对国内外学术界纷争的问题虽亦注意辨明，但避免纠缠。”

东胡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从商、周至春秋，一直活跃在中原民族的东北。东胡无文字，但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为后来活跃于大漠南北的少数民族所袭用。东胡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有狩猎和农业、工商业。这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辽河上游，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开发了我国北部的疆土，发展了北方的畜牧业经济和草原文化。他的后裔乌桓、鲜卑、契丹等族,在我国的历史上又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拓跋鲜卑建立的“代”政权和“北魏”

王朝统治了半个中国。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与五代和北宋并立,占据了我国整个北方地区,并把幽州升为南京,由此揭开了北京首都地位的序幕。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东胡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民族。

本书明确的提出了东胡族系：除西汉时期的乌桓和鲜卑以外，魏晋以后由鲜卑分化出段、慕容、拓跋、宇文、秃发、乞伏等部，北魏时又有柔然，唐末五代十国是继起还有契丹、库莫奚、室韦，及辽金时兴起的蒙古。本书的时间范围是：上起早期东胡，下起清代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蒙古。内容包括东胡系各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文化习俗、部族兴衰、政治演变、与邻族特别是汉族的关系等，实际上是一部“东胡通史”。

关于早期东胡，作者除了引用文献资料外，还大量引用考古资料。据辽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青铜短箭基和锦西乌金塘东周墓出土的东胡遗物可以看到:1.十二台营子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的形制与通常见到的中原铜剑完全不同，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2.十二台营子出土的双馗纠结形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被认为是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3.乌金塘出土的铜盔和盾形饰具还没有在匈奴遗物中发现。作者根据以上三点，把东胡骑士的形象描绘或复原如下:“头戴铜盔，腰悬铜铁弓矢，一手持盾，一手执戈或执欢侧曲刃青铜短剑，身上还配戴环首铜刀、双地纠结形或其它形状的饰具，骑马善射，纠纠有英气”。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东胡在战国时期，其物质文化已发展到青铜时代，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有狩猎业和农业，东胡早期社

会已有男女分工。

作者认为:“东胡之名，并非自称”，“所谓‘东胡，者，盖指活动在匈奴(胡)之东的部族，而东胡自身的族名究竟如何称呼，文献无考”。这里的部族显然是指《辽史》里所说的“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即氏族、部落的简称，而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民族共同体——部族。实际上作者认为东胡是一个部落联盟。笔者认为早期东胡是否发展到部落联盟阶段还缺乏史料证明，很可能是各部落尚处在松散状态的部落群阶段。

乌桓和鲜卑族史是本书的重点，共设五章，篇幅超过全书一半。众所周知，关于乌桓和鲜卑史研究当首推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已故马长寿先生的力作《乌桓与鲜卑》，该书对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乌桓和鲜卑两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各部分化、迁徙和演变、与邻族的关系等方面都作过系统的研究，颇多创见。不过时过近三十年，又有一些乌桓和鲜卑族的考古资料新发现，马先生的有些提法需要重新斟酌。林斡先生对《乌桓与鲜卑》一书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补充一些新资料和新观点，应该说是对乌桓、鲜卑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贡献

1.作者认为，马先生过于相信王沈的《魏书》，对范晔的《后汉书》重视不足。

2.关于乌桓人的经济生活，马长寿认为以农业为主，其邑落组织也和农村公社相近。而作者认为乌桓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其邑落组织应该是一个游牧的畜牧公社。

3.关于乌桓人驻牧的乌桓山和赤山问题，马长寿认为乌桓山与赤山并非一山，而且乌桓人最先居于辽东西北的赤山，及后始迁于老哈河流域。而作者主张:乌桓山虽然与赤山并非一山，但赤山不是乌桓人发源地。早期东胡被匈奴击破、举部逃散时，他们渡过西拉木伦河后，乌桓人转向西北，即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之乌桓山(估且不论因山得名或因族名山)，鲜卑人转向东北，即今科尔沁左旗西北之鲜卑山;而赤山只不过是乌桓人对乌桓山的回忆和想象。

4.关于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出现先后问题。马长寿认为东部鲜卑出现在前，拓跋鲜卑出现在后。而作者认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已为1980年在鄂伦春族自冶旗阿里河镇嘎仙洞内发现的石室刻石祝文所证明。拓跋鲜卑较东部鲜卑出现为早。当东部鲜卑在汉初被匈奴击破来到大兴安岭南段鲜卑山时，拓跋鲜卑在大鲜卑山己经历了几个世代。两者是否接触，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尚找不到答案。

5.马长寿认为拓跋鲜卑是“鲜卑父匈奴母”的后裔，而作者认为“拓跋”是驻牧于大鲜卑山的鲜卑人自远古以来的自称。

6.马长寿认为北匈奴余众自号鲜卑者是加入南迁的拓跋鲜卑，而作者认为是加入东部鲜卑。

作者引用了大量考古资料来研究乌桓和鲜卑族史，这是《乌桓与鲜卑》一书所无法比拟的。

1.作者大量引用辽宁西丰县西岔沟乌桓墓葬遗物来说明乌桓人的经济生活，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乌桓人的手工业当以铸铜和冶铁最

为重要。他们的物质文化基本上仍然处于青铜时代，或正由青铜文化时代进入铁器文化时代的过渡时期。

2.1971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一座东汉时期的壁画墓，墓主的最后官职是“使持节护乌桓校尉”。从一幅壁面“护乌桓校尉出行图”画着的十乘车辆中，除主车外，从车中有题为“功曹从事”和“别驾从事”的随员。题记中还有不少曹椽的名称，均为校尉的中下级属官。这些都补充了乌桓校尉官职系统文献记载的阙如。

3.除了嘎仙洞石室刻石祝文发现证明拓跋鲜卑发源地外，从试掘嘎仙洞收集到的石器、骨器、陶器、铜饰牌和铁刀等遗物看，狩猎工具占多数，并有大量动物骨骼，说明当时狩猎经济占主导地位。从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和札责诺尔古墓群发掘的鲜卑遗物上看，这里的陶器、石器和骨器，在质料、器形和制作方面都与嘎仙洞的遗物有内在联系和文化上的继承关系。射猎用的石镞、石矛已被大量的骨镞和铁镞所取代。完工和札责诺尔墓葬中发现有殉羊、殉马、殉牛和殉狗的习俗，说明这些动物饲养数量很大，已被作为家畜驯养，亦可以说明拓跋鲜卑在南迁“大泽”(呼伦湖)后，畜牧业已很发达，己不同于嘎仙洞时期以射猎业为主的经济了。又在内蒙古海拉尔南伊敏河鲜卑墓葬出土不少铜铁器，说明这时拓跋鲜卑的金属冶炼和铜铁手工业己较完工、札贵诺尔时斯发达。其时间上限在东汉晚期，正是第二推寅南迁至“大泽”时期。

关于柔然，从公元四世纪末即南北朝时期在大漠南北兴起。柔然统治核心郁久闾氏族，族源出自东胡。公元402年杜仑自称丘豆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