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建筑百年_本土都市主义

荷兰建筑百年——本土都市主义
A CENTURY OF ARCHITECTURE IN THE NETHERLANDS: LOCAL COSMOPOLITANISM
汉斯·范·戴克／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Ｄｉｊｋ
作者简介：汉斯·范·戴克，现任教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曾
　于１９８１年～１９９１年担任《Ａｒｃｈｉｓ》杂志主编。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５－１８
描述２０世纪荷兰本土建筑特征的尝试都无法摆脱无历史根据的民族主义神秘化的困境。

尤其在２００５年，当宣扬“国家身份”　的沙文主义呼声随着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人口迁移一起高涨的时候，许多关于本质“荷兰性”的半真理在不断地浮现出来。

几十年来，那些关于荷兰对国家主义有与生俱来的过敏反应的言论是错综复杂的沙文主义情结集中的体现形式。

这些年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许多作家，包括荷兰的作家，都试图把理智的、反偶像崇拜的荷兰现代主义建筑和加文教义的传统联系起来。

加文教传入荷兰后激发了荷兰８０年战争，使荷兰推翻西班牙哈布斯堡（Ｈａｂｓｂｕｒｇ）的统治取得独立。

另一种观点也非常流行，就是认为荷兰城市规划的传统源于人口的高密度以及荷兰与河流、海水持续不断的斗争。

然而，几百年来，荷兰和荷兰文化总与世界息息相关。

在荷兰的“黄金时期”，１６４８年威斯特法伦合约（Ｐｅａ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以后，这个国家开始以“七荷兰联合共和国”联邦的形式崭露锋芒。

　它成为主要的贸易王国并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

在此基础上，科技、艺术也同时繁荣了。

许多城市向外扩张，以河道著称的阿姆斯特丹是诸多城市之中的瑰宝。

在１９世纪，荷兰被拿破仑的军队入侵后，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被不列颠王国超越。

但是即使如此，荷兰国家和文化的独立性都依然浸酝着一种国际都市化的态度，无论是在交易方式上或是在对待思想和移民的态度上。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荷兰从来都没有受到带着罗曼蒂克色彩的神秘国家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曾经是欧洲其他国家争取独立和统一的力量源泉。

在２０世纪，荷兰从多方面影响了世界建筑史的发展进程。

没有人可以否认“风格派”　、荷兰功能主义、所谓的荷兰结构主义运动以及近来雷姆·库哈斯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远远超越了荷兰国土的大小。

但是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艺术和建筑的观念总是由那些在维也纳、巴黎、柏林、伦敦和纽约等文化大都市里耳濡目染见闻广博的组团或个人最先发展起来。

当这些外界的影响被当地吸收演变时，它们也通过世界范围的网络被传播扩散了。

社会介入
在２０世纪，高度的社会介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荷兰建筑特征的形成。

像上个世纪已经离我们远去一样，这种社会介入也渐渐消失了。

然而在过去的１００年里，荷兰建筑师们虽然有时也带着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多数还是趋向于实用主义。

他们努力地担负着住房工程和城市规划的公共职责。

这种态度萌发于荷兰社会的发展阶段，在１９世纪已经很突出了。

　它可以简要地归纳为
政府和社会的相互渗透、相对滞后的工业化进程、在政治模式和社会生活中起主导地位的相互认同性和稳定性。

在１９世纪中叶，一个进步的自由政府展开了带来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事业。

拿破仑时代引入的君主制的权威受到削弱，成为一个边缘的、形式上的角色。

重商主义被自由贸易所取代。

新修建的两条河道把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与海相连。

只有这两条河道修建完成，工业化才能真正开始。

成千上万的人群被有利的就业机会吸引，加上因为美国大量谷类出口所造成的荷兰农业危机，都纷纷从乡村迁移到城市。

１８７４年的防御工事法案决定允许拆毁无用的护城墙，在街道规划基础上开发的投机的住房项目不仅没有受到干预，有些还是由政府部门设计的。

许多法律试图逆转纯粹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并提高公共责任感的水平。

其中之一就是１９０１年的“住房法案”。

它要求每个超过１万人口的市区都必须进行城市扩展的规划。

它同时设立了住房标准的控制机制，并提供可能的贷款给当地政务委员会或非营利性的机构修建住房。

与此同时，公开招标的制度需要一种新型的建筑师来适应。

他们必须成为业主可以信赖的知己，而不直接介入实际的建造过程。

这新一代的建筑师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里推动他们的文化自信心。

他们常常会根据特定的工程项目选择与其匹配的风格。

在１９世纪的下半叶，这种选择变得和社会文化团体的身份息息相关。

哥特式风格常常应用于罗马天主教教堂，荷兰文艺复兴风格被认为是有文化雄心的大型公共建筑的最好的样板。

克伊珀斯（Ｐ．Ｊ．Ｈ．　Ｃｕｙｐｅｒｓ，１８２７年～１９２１年）　的设计活动说明了上述实践。

他修建过许多新哥特式教堂，在两座国家级别的大型公共建筑中则采用荷兰文艺复兴风格。

　这两座建筑分别是阿姆斯特丹的中央火车站和国家博物馆。

克伊珀斯提倡一种“社团艺术”，把各种艺术和手工技艺统一在建筑的框架底下。

在他的事务所里，他试图培养年轻有才华的艺术家，贝尔拉格就是其中之一。

贝尔拉格
贝尔拉格（Ｈ．Ｐ．　Ｂｅｒｌａｇｅ，１８５６年～１９３４年）　是公认的荷兰现代建筑之父。

他于１８７０年代在苏黎世理工学院受教育，了解桑帕尔（Ｓｅｍｐｅｒ）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学说，并在克伊珀斯的工作室熟悉了维奥莱·勒·杜克（Ｖｉｏｌｌｅｔ－ｌｅ－Ｄｕｃ）的建造理性主义。

贝尔拉格向往一种公共的、非个人主义的建筑，使用一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材料，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现状。

对他来说，用平整的墙面来组织空间远远比勾画立面草图要重要得多。

他最终的目标是一种具有风格的建筑艺术，体现在所有组成部分的浑然一体，在此，他借用了经典的“多元的统一”的概念。

他在阿姆斯特丹设计的交易大楼体现了
摘要：近年来，荷兰制造的建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尤其是后ＯＭＡ事务所的作品，被认为是一个荷兰的浪潮——甚至被称作超级荷兰实用主义。

但是所谓“荷兰的”，究竟与地理位置之外的哪些因素相关？这个位于欧洲西北且仅有１　６００万人口的临海小国有什么奇异的魔力吗？或者说，正如风格派和结构主义时期，一种特定的时间地点的组合与更大范围内的国际潮流的碰撞，促成了对建筑的一种新的态度，以及一批拥护者？本文即是对现今的发展之前荷兰建筑界发生的事情的简要回顾。

Abs tract : In rec ent ye ars, archi tect ura l p rodu cti on from th e Ne the rl and s en joy s a w or ld wid e int eres t.Especially the work made by post-OMA young offices is welcomed as a wave of Dutch Ðor even Super-Dutch -pragmatismÕ. But what is especially Dutch about it,exce pt its geogr aphica l place of or igin? Is the re a s t r a n g e m a g i c a b o u t a s m a l l s e a s i d e c o u n t r y i n Northwest Europe with only 16 million inhabitants? Or is it, just as in the days of De Stijl and Structuralism, a p a rt i c u la r in t e r fe re n ce o f t i m e- a n d p l ac e b ou n d con diti ons w ith some large r, i ntern atio nal f lows of i n te n s i ty t h a t h a v e re s ul t e d in a ne w a tt i t u d e i n architecture, and an audience that appreciates it? A s ho rt o v er vi ew s u mm ar iz e s wh at prec ed ed to da y's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关键词：荷兰，建筑，２０世纪
K ey wo rd s:　T h e N e t he r l a nd s , Arc h it e c t ure , 20t h C e nt u r y
１　贝尔拉格（Ｈ．Ｐ．Ｂｅｒｌａｇｅ），阿姆斯特丹车站，１８８４年～１９０３年，南
向室内透视（１８９８年）。

空间纯粹性与维奥莱·勒·杜克（Ｖｉｏｌｌｅｔ－ｌｅ－Ｄｕｃ）建造理性主义的结合。

１
这些想法。

这一都市建筑融合了城市建筑的纪念性和图景性的双重品质。

贝尔拉格在荷兰的城市规划领域也有着决定性作用。

得益于“住房法案”，他接受委托设计南阿姆斯特丹的发展性规划。

首先，他缜密地沿袭了西特（Ｃ．Ｓｉｔｔｅ）　和斯图本（Ｊ．　Ｓｔ焍ｂｅｎ）的主要想法。

在１９１５年的最后版本中，他加入了更多的关于实际需求的考虑，例如解决住房和交通问题等。

与“花园城市”的概念相对立，贝尔拉格探求一种纪念性的城市形象，一个完整的街区就是城市的基本设计组成部分。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出现了由形形色色的建筑观念和建筑运动组成的全景图。

它们都或多或少有选择性地吸取了贝尔拉格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成果。

“百家争鸣”，１９２０年代
“住房法案”为劳动阶层接受住房补贴提供了可能性。

尤其在阿姆斯特丹，在社会民主制度下，市政住房机构和房产公司抓住机会建造了大量的住宅。

不少住宅项目，还有贝尔拉格规划的南阿姆斯特丹区中的桥梁和公共建筑，都是一种表现主义的砖砌建筑，这种风格于１９１６年被格拉塔玛（Ｊ．　Ｇｒａｔａｍａ　）定义为“阿姆斯特丹学派”。

这些建筑师们抛弃了贝尔拉格的理性主义，但是把他对手工技艺的强调转化、发展为形式上的极度丰富和细部的精美。

鹿特丹，一个日益繁荣的贸易中心，以很快的速度挖出了港湾。

１９００年前后这个城市每年增加约１万人口。

工人的住房以花园住宅的形式坐落在城市边缘。

这些住房最初都是私人开发的。

不久，鹿特丹市也设立了市政住房机构。

市政住房机构的总建筑师是奥德（Ｊ．Ｊ．Ｐ．　Ｏｕｄ，１８９０年～１９６３年），他也是贝尔拉格的学生和仰慕者。

奥德首先试验了周边街区类型，建造最低标准的住房。

在１９２０年代中，越来越多的住房由私人开发。

一些私人开发商抱有先进的观念，比如可变化的平面和高层公寓等。

在１９１４年～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作为中立国的荷兰暂时隔绝了当时的文化世界。

以象征主义和法国的立体主义的先例为基础，并在宗教神智学的影响下，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开始探索新的艺术原则。

范·杜伊斯堡（Ｔ．　ｖａｎ　Ｄｏｅｓｂｕｒｇ　，１８８３年～１９３１年）　借用贝尔拉格提出的风格的概念，从１９１７年起把它们收集在他主编的《风格》　期刊中。

和《风格》期刊有关联的大多数艺术家和建筑师们试图推动一种新的倾向于普适性的美学意识。

传统、教条以及个人的名望都是应该被清除的障碍。

各种艺术类别的统一、创造一个平衡的环境可以在未来左右生活的各个层面等理念，都是贝尔拉格首先提出的，但后来被乌托邦式地理想化了。

范·杜伊斯堡和范·埃斯特伦（Ｃ．　ｖａｎ　Ｅｅｓｔｅｒｅｎ，１８９７年～１９８８年）　的相逢被证明具有深远的意义。

他们共同做了一系列的轴侧图研究。

其中　“特定住宅”（Ｍａｉｓ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ｉ弐ｅ）　和“艺术家住宅”（Ｍａｉｓｏｎ　ｄ’Ａｒｔｉｓｔｅ）两个作品于１９２４年在巴黎展出。

范·埃斯特伦后来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主要城市规划者和ＣＩＡＭ（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主席。

从范特·霍夫（Ｒ．　ｖａｎ’ｔ Ｈｏｆｆ，１８８７年～１９７９年）的别墅和维尔斯（Ｊ．　Ｗｉｌｓ，１８９１年～１９７２年）的住宅中可以看出赖特对荷兰风格派的影响。

既是木匠又是建筑师的里特维尔德（Ｇ．Ｔｈ．　Ｒｉｅｔｖｅｌｄ，１８８８年～１９６４年）设计的红蓝椅是风格派美学的第一个三维立体宣言。

风格派也被称为新造型主义。

为施罗德夫人（Ｍｒｓ．Ｓｃｈｒ歞ｅｒ－Ｓｃｈｒ奷ｅｒ）设计的坐落于乌德勒支的别墅标志着里特维尔德事业的巅峰。

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更倾向于维护功能主义的信条。

荷兰功能主义，一般被称为“新房屋”（ＮｉｅｕｗｅＢｏｕｗｅｎ）或“新客观主义”（Ｎｉｅｕｗｅ　Ｚａｋｅｌｉｊｋｈｅｉｄ）。

它是１９２０年代的一个辩论发起点，把一些不同背景的建筑师汇聚在一起。

总的来说，他们推崇贝尔拉格对住房的规格化和标准化上的想法，并把这种想法推到极端，成为一种能提供大量的廉价住房的理性的设计实践。

不同于风格派的是，“新房屋”逐渐发展为一个组织严密的运动。

鹿特丹的“进步组织”（Ｏｐｂｏｕｗ）和阿姆斯特丹相应的“集团８”　都参与了ＣＩＡＭ会议的准备阶段，并于１９３２年联合起来，使他们共同创办的《８与进步》（Ｄｅ　８ｅｎ　Ｏｐｂｏｕｗ　）期刊变成了宣传荷兰功能主义的最重要的宣传阵营。

因为政府机构把住房建造越来越多地转让给了更愿意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私人开发商们，这导致“新房屋运动”的思想难以得到实施。

然而，在私人和机构部门的项目中，也有一些成功的建筑实例。

阿姆斯特丹的建筑师杜伊克（Ｊ．　Ｄｕｉｋｅｒ，１８９０年～１９３５年）成为了荷兰功能主义的绝对权威，因为他把建筑经济和建筑理念的创新结合起来。

他在阿姆斯特丹设计的“露天学院”是一种全新的类型；他在希尔弗瑟姆（Ｈｉｌｖｅｒｓｕｍ）　的祖尼斯特劳（Ｚｏｎｎｅｓｔｒａａｌ）肺结核疗养院的设计是建筑单体相互联系的构图。

两幢综合楼都表现了透明的建筑，从而强调了新建筑在卫生和疗养方面的优势。

在鹿特丹，范·内勒贸易公司的开明的负责人范·德·里奥（Ｃ．Ｈ．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ｅｅｕｗ）委托布林克曼（Ｊ．Ａ．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１９０２年～１９４９年）和范·德·弗卢赫特（Ｌ．Ｃ．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ｌｕｇｔ，１８９４年～１９３６年）设计用于加工
咖啡、茶叶、烟草的工厂的厂房。

最近翻修的范·内勒工厂引入了蘑菇状的混凝土柱子，钢和玻璃的幕墙。

这个建筑证明了功能主义确实能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就像柯布西耶于１９３２年在参观这个工厂时声称的那样。

同他德国和瑞士的伙伴一起，斯塔姆（Ｍ．　Ｓｔａｍ，１８９９年～１９８６年）成为了《ＡＢＣ》杂志的编辑之一。

在这本杂志中他为只建立在理性和经济性的基础上的建筑进行辩护。

和在哈勒姆建造数所房产的洛赫姆（Ｊ．Ｂ．　ｖａｎＬｏｇｈｅｍ，１８８１年～１９４０年）　一样，他抱着社会主义的信仰，并在前苏联工作了数年。

逆流，１９３０年代
“阿姆斯特丹学派”、“风格派”和“新房屋运动”的发展息息相关。

但只要仔细阅读它们的宣言和论著，它们其实是互不相容的。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它们还是相互滋养，相互传承。

一些建筑师从３种学派中有选择地吸收和结合，同时探索他们自己的道路。

杜多克（Ｗ．Ｍ．Ｄｕｄｏｋ，１８８４年～１９７４年）　就是这些人中最著名的一个。

他也是贝尔拉格的追随者之一。

在１９３０年代，修正主义的立场在“新房屋运动”　内部“８与进步”　的组合中浮现出来。

“３２团体”以柯布西耶和古典建筑为楷模，追求对建筑艺术性的恢复。

同时，其他建筑师把眼光投向过去。

他们寻求荷兰文艺复兴，古典建筑，意大利巴洛克风格，冷静的乡土建筑，２０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古典主义和贝尔拉格所崇尚Ｍｏｌｉ弐ｅ，１８８３年～１９７２年）提出了传统主义的美学定义和理论。

在他看来，美和真理是等价的：为了达到美的理想状态，必须尊重物质和精神的和谐、在建筑中协调物质和形式的平衡。

他于１９２７年皈依天主教，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纳的思想。

因为格兰普里·莫里瑞自１９２４年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担任教席，并在那里散布他的思想，他和他的学生以及追随者们被称为“代尔夫特学派”。

在１９３６年，荷兰建筑师不同学术阵营之间的分歧因为围绕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楼设计竞赛的争议而公开化。

那次竞赛被一个意大利风格的传统主义设计所赢得。

二次世界大战
１９４０年５月，荷兰被德国纳粹的军队占领。

港口、工业和基础设施都被毁坏。

为了使荷兰及早投降，德军轰炸了米德尔堡（Ｍｉｄｄｅｌｂｕｒｇ）　和鹿特丹等一些城市。

在战争的情况下，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只能研究一些未来重建的任务。

范·蒂恩（Ｗ．　ｖａｎ　Ｔｉｊｅｎ，１８９４年～１９７４年）带领一批建筑师试图深入研究现有的住房类型，把规则和标准条理化，为战后的重建作准备。

２　范·德梅（Ｊ．Ｍ．ｖａｎ　ｄｅｒ　Ｍｅｙ），阿姆斯特丹船务局办公楼，１９１２年～
１９１６年。

这个建筑被认为是荷兰砖砌表现主义建筑的“阿姆斯特丹学校”。

３　布林克曼（Ｊ．Ａ．Ｂｒｉｎｋｍａｎ），范·德·弗卢赫特（Ｌ．Ｃ．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ｌｕｇｔ），范·内勒工厂，鹿特丹，１９２５年～１９３１年。

早期荷兰现代主义的成功作品：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形成的工人工作环境。

４　伯格霍夫（Ｊ．Ｆ．Ｂｅｒｇｈｏｅｆ），魏格特（Ｊ．Ｊ．Ｍ．Ｖｅｇｔｅｒ），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的竞赛获奖方案，１９３６年。

这个意大利风格的传统主义设计标志了传统主义与理想的现代主义斗争中的一次暂时的成功。

２３４
１９４５年战争的代价已经一目了然。

国家战后的政府集中全力去准备完成战后的重建任务。

在一些港口、工业和基础设施恢复运行后，兴建住房成为了１９５０年代初期首要的考虑目标。

１９０１年提出的“住房法案”，只在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短期内起过一定作用，现在成为了新福利制度的脊梁。

因为把住房修建让给唯利是图的私人公司会导致高额的租金，所以政府为修建工程提供资金和补助，同时需要有严格控制工资的法规才能使租金和工资都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这有利于工业和商品出口的恢复。

所以住房变成了在国民经济中很重要的一个调控措施。

建筑工业实际上被国有化了。

在建筑圈里，人们在集中讨论如何把“代尔夫特学派”和“新房屋运动”的理念联系起来。

格兰普里·莫里瑞发起了在多伦（Ｄｏｏｒｎ）举行的研讨会，范·蒂恩和里特维尔德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这个关于“突破”的提议同时主导了政治上的讨论，在战后进入了新劳工党（ＰｖｄＡ）领导的时代。

新劳工党联合了战前的社会主义者、自由思想的开明人士和宗教界的激进分子。

首先，这带来了文化上的进步趋势（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巐ａｎ），但是真正的和解却没有出现。

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派别分裂”的系统又重新恢复了，建筑界开始了关于把委托书交给哪个学派的激烈争论。

但是传统主义在格兰普里·莫里瑞于１９５３年离开代尔夫特大学之后失去了它的动力，现代主义者范·登·布鲁克（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ｒｏｅｋ）和范·埃斯特伦开始在这所大学崭露头角。

许多传统主义者改变他们的方案去适应工业化的建造系统。

奥德　的第一个战后工程显示了对功能主义的模糊态度，但是后来他重拾原有的纯粹风格。

范·蒂恩贯彻了多伦会议的精神，寻觅一种砖和混凝土结合的建筑，用在鹿特丹的工业厂房上。

在和马斯康特（Ｈ．Ａ．Ｍａａｓｋａｎｔ，１９０７年～１９７７年）合作设计的鹿特丹商业中心里，他为荷兰引进了“巨型结构”的模式：一幢建筑包容了铁路设施和其他各种功能用途。

马斯康特在他的独立实践中综合了功能主义和纪念性建筑的风格。

许多
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功能主义建筑师保留了“新房屋运动”的纯粹性。

才华出众的里特维尔德接到了一些私人委托的别墅项目和建于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的工程。

追随这条道路的年轻一代中，奎斯特（Ｗ．Ｇ．　Ｑｕｉｓｔ，１９３０年～）是用新建造原理艺术地表达极少主义几何形体的建筑师，比如说双曲面壳体。

ＣＩＡＭ　和第１０小组，１９５０年代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房屋运动”的核心也就是孪生组织“８与进步集团”　作为ＣＩＡＭ的荷兰分支延续了下来，虽然他们的期刊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们发表了对鹿特丹的两个居住区本德莱赫特（Ｐｅｎｄｒｅｃｈｔ）和亚历山大波尔德（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ｏｌｄｅｒ）的研究。

有别于“邻里街区“的想法，他们细分了组团区域，作为可重复的式样把不同的居住方式和住房模式叠加在一起，因此得以融合各种类型的人群，防止社区精神在主要城市中的泯灭。

巴克玛（Ｊ．Ｂ．　Ｂａｋｅｍａ，１９１４年～１９８１年）和范·艾克（Ａ．Ｅ．　ｖａｎ　Ｅｙｃｋ，１９１８年～１９９９年）在此承担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巴克玛希望扩展功能主义的概念，引入诸如“有表现力的功能主义”和“形式的功能”等术语。

他认为建筑是人类行为的三维表现；认为有创造性的想像力比纯粹的理性计算要更有价值。

范·艾克结识了集中在苏黎世以西格弗里德（Ｓｉｇｆｒｉｅｄ）和卡罗拉·吉迪恩（Ｃａｒｏｌａ　Ｇｉｅｄｉｏｎ）为核心的先锋艺术家圈子。

他认为相对论的原理是现代艺术和科学最伟大的成就。

他斥责战后第一届ＣＩＡＭ会议上的简化论思想，认为这种思想威胁到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精神遗产的流传。

受到他所亲身经历的马里Ｄｏｇｏｎ文化的启发，他试图提出一种更真实地反映人和社会普遍性需求的住房模式。

巴克玛和范·艾克加入了其他年轻建筑师的行列，共同探索ＣＩＡＭ新的道路。

他们被称作“第１０小组”，因为１９５６年他们负责第１０次ＣＩＡＭ大会的组织工作。

这个小组讨论“联系的模式”、“个性”和“组团”等问题。

虽然小组成员总是意见有分歧，巴克玛和范·艾克从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３年一直是期刊《论坛》编辑组的核心成员。

他们把它从一个沉闷的交流平台转化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宣传阵地。

困惑于当代社会原有的形态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期刊的编辑们呼吁“另一种理念”，通过一种建筑和城市设计的融合去塑造“社会的反形式”。

赫茨伯格（Ｈ．　Ｈｅｒｔｚ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３２年～）是《论坛》的年轻编辑。

他综合了范·艾克的形式构成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一套谐调的建筑原理，清晰地表达在他所设计的位于阿珀尔多伦（Ａｐｅｌｄｏｏｒｎ）的大型办公建筑“管理中心”（Ｃｅｎｔｒａａｌ　Ｂｅｈｅｅｒ）上。

这一建筑允许使用者们自发地进行空间的分割和使用。

一些范·艾克　和赫茨伯格的学生们把他们的构成思想演化成为简洁的、几何形式的组织关系，因此这种倾向从此被称为“结构主义”。

富足和民主化，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
１９６０年代初，荷兰经济在德国经济奇迹和发现天然气资源的刺激下开始显示出富裕国家的一些特点：收入的增加、消费程度的提高、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险的完善。

这激发了个人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为对深层民主的渴望，这种渴望在社会机构中蔓延，甚至出现了一种被称为“Ｐｒｏｖｏ”的玩世不恭的新无政府主义。

与此同时，住房几乎完全被官方和经济力量所决定。

得到政府资助的住房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却远远低于范·蒂恩在战时研究后所提出的期望和建议。

５
６５　范·登·布鲁克（Ｊ．Ｈ．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ｒｏｅｋ），巴克玛（Ｊ．Ｂ．Ｂａｋｅｍａ），肯尼米尔兰德城市研究，１９５９年。

建筑与城市设计的融合，表现了“邻里街区”的想法和“组团”的概念。

６　范·艾克（Ａ．Ｅ．ｖａｎ　Ｅｙｃｋ），阿姆斯特丹孤儿院，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１年。

模型体现出一种“外形化”的设计方法，表达了一种更符合“相对论”而非“简化论”的对于现代主义的追求。

７　赫茨伯格（Ｈ．Ｈｅｒｔｚｂｅｒｇｅｒ），管理中心大楼，阿珀尔多伦，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２年。

允许使用者进行空间分割和使用的大型而统一的项目。

８　第二个空间规划报告，１９６６年。

说明了荷兰政府“捆绑地扩散”（右）的政策，以防止大都市的拥挤（左）和不受控制的城市蔓延（中）。

８
７
在１９６５年扩展这些条款的时候，范·蒂恩说这这个目标已经整整晚了２０年，受影响的１００万套单元住房已是既成现实。

标准平面和工业建造技术带来了大规模的高层住宅区，比如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拜莫湖（Ｂｉｊｌｍｅｒｍｅｅｒ），但因为单调和没有人性而遭到谴责。

１９７０年代是反对力量强烈回击的时代。

大规模的住宅受到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医生们的抨击。

建筑师们提倡一种人性化的尺度和更多设计上的变化。

为了使单调的生活环境变得更有活力，范·克林格恩（Ｆ．　ｖａｎＫｌｉｎｇｅｒｅｎ，１９１９年～１９９９年）实现了多种使用功能为一体的社区中心，如位于德温顿（Ｄｒｏｎｔｅｎ）的米尔帕（Ｍｅｅｒｐａａｌ）。

在１９６６年的第二个空间规划报告中，政府宣布了“捆绑地扩散”的政策，以防止大都市的拥挤和城市蔓延。

新的住房必须修建在明确限定的郊区，或是分布在集合城市周围的卫星城里。

这些项目主要由低层、独户住宅组成，通常是以组团的形式分布在步行街区的周围。

在旧城中，办公楼、车库、高速公路和地铁线路代替了原有的居住社区。

受到威胁的居民进行了愈发强硬的抵抗。

有组织的社区抗议变成了决定性的政治因素，它推翻了劳工党对大城市地方政府的控制。

在鹿特丹，一个新的左翼地方政府提出了一套更有参与性、更为谨慎的城市更新措施。

在阿姆斯特丹，这种斗争更为复杂，但最终的结果颇为相似。

在《论坛》建筑师们执教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生反叛运动”　针对建筑师职业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挑战。

一个被称为“精英”的小宣传册攻击了那些以艺术家自居的建筑师们缺乏社会参与。

许多学生声援那些在居住区邻里更新运动中的活跃组织，并把他们的精力集中在解决住宅问题上。

在学校的设计课中，学生们研究２０世纪的社会化住宅；在理论课中，新马克思主义者塔夫里的理论扎下了根基，剥开了先锋派理想主义的表象。

后来，在意大利和法国理论家的影响下，理论知识被归纳为两类：建筑类型学和城市变迁学。

新现代主义，１９８０年代
在１９８０年代早期，经历了上述变迁的新一代的建筑师崛起了。

他们所受到的现代主义的陶冶是如此深刻，以致于无法容纳繁琐的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建筑的主流传统经过在代尔夫特大学受教育的建筑师们最直接地沿袭了下来。

最初由德尔（Ｈ．Ｊ．　Ｄ歭ｌ，１９５６年～）、霍本（Ｆ．Ｍ．Ｊ．　Ｈｏｕｂｅｎ，１９５５年～）、维尔（Ｃ．　ｄｅＷｅｉｊｅｒ，１９５６年～）、斯滕霍伊斯（Ｒ．　Ｓｔｅｅｎｈｕｉｓ，１９５６年～）和范·埃格雷特（Ｅ．　ｖａｎ　Ｅｇｅｒａａｔ，１９５６年～）组成的梅卡诺（Ｍｅｃａｎｏｏ）集团，从设计鹿特丹的青
年住房综合楼起步。

他们从当时在政治上已经确立地位的城市更新运动中获得了许多委托项目。

全新一代的建筑师们在开始时，严格追随着新现代主义的道路；随着个人作品的成熟，他们逐渐追求个人风格的发展，　在预算极其有限的荷兰建筑和住房项目上，开始了类型上的分化和艺术上的渐进完美。

在梅卡诺集团后，人们必须提及ＤＫＶ、德内尔（Ｄｅ　Ｎｉｊｌ）、德温克（Ｄｕｉｎｋｅｒ）和范·德·托雷（Ｖａｎ　ｄｅｒ　Ｔｏｒｒｅ）、克劳斯（　Ｃｌａｕｓ）和卡恩（　Ｋａａｎ）、格斯特（Ｇｅｕｒｓｔ）和舒尔策（　Ｓｃｈｕｌｚｅ）、范·赫克（Ｖａｎ　Ｈｅｒｋ）和德·克莱恩（　Ｄｅ　Ｋｌｅｉｊｎ），以及其他更多的建筑师。

本特姆（Ｊ．　Ｂｅｎｔｈｅｍ，１９５２年～）和克劳（Ｗ．Ｍ．　Ｃｒｏｕｗｅｌ，１９５３年～）选择了发展理性技术的传统。

“无教条的现代主义”和“学校教师的现代主义”成为描述年轻一代建筑师们的封号。

重建废旧的码头和位于历史城市中心边缘的工业区的工程也开始了。

鹿特丹的南头沿河区域是最优秀的代表，这个工程由城市设计局的主管巴克（Ｒ．　Ｂａｋｋｅｒ）发起，以特温·库哈斯（Ｔ．　Ｋｏｏｌｈａａｓ，１９４０～年）　的总规划平面为基础。

阿姆斯特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需要重修旧港口之间的３个半岛，由克嫩（Ｊ．Ｍ．Ｊ．　Ｃｏｅｎｅｎ，１９４９年～）、泽特斯（Ｓ．　Ｓｏｅｔｅｒｓ，１９４７年～）　进行总体规划，由盖斯（Ａ．　Ｇｅｕｚｅ，１９６０年～）　进行景观设计。

所有的这些工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街区和紧凑布置的公共空间是严格分离的。

对这个倾向最激烈和最有争议的评论来自韦伯（Ｃ．Ｊ．Ｍ．　Ｗｅｅｂｅｒ，１９３７年～）。

在他的１９８０年所呼吁的“客观城规主义”中，他抨击了建筑设计上过分细枝末节的１９７０年代的小尺度住宅。

动态和试验，１９９０年代
在１９８０年代后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是雷姆·库哈斯（Ｒ．Ｌ．　Ｋｏｏｌｈａａｓ，１９４４年～）。

他的《疯狂的纽约》是一部赞美大都市中非乌托邦主义的现代性的著作：一种关于拥塞和功能的不稳定性的不安且兴奋的文化。

１９７５年，他建立了“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并于１９７８年参加海牙的荷兰国会大厦扩建工程的竞赛。

尽管没有中标，他的设计却最具影响力。

他最早实现的工程是阿姆斯特丹滨河的ＩＪ广场（ＩＪ－ｐｌｅｉｎ）住宅综合楼。

这一作品可以被认为是荷兰的新现代主义建筑的早期代表。

但是库哈斯没有沿着这条已经被经典教条铺设好的道路前进，他转移侧重点到别的方面：不定的功能用途和对都市动态能量的吸收。

不出所料，他随后就在代尔夫特大学１９９０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中把新现代主义比喻为女人时髦的装束，并质疑荷兰建筑到底有多现代。

库哈斯的职业生涯和经济全球化同步。

他在荷兰的主要建筑有位于鹿特丹的艺术博物馆（Ｋｕｎｓｔｈａｌ）和位于乌德勒支的教学楼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ｉｕｍ）。

他在１９９５年发表的《小、中、大、超大》的著作概括了他的职业生涯；传播了他定义下的概念，如“大”、“单一表面”建筑、“普通城市”；并向经典的建筑和城市观念提出挑战。

现在，一些受库哈斯所持态度影响的新生代的建筑事务所也尝试去分析社会的运作动力，以此来解放思想，获得出人意料的解决方案。

比如，ＭＶＲＤＶ把数据输入计算机来研究可能出现的极端后果。

他们设计的位于希尔弗瑟姆的ＶＰＲＯ广播站“别墅”就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类似想法的回音，同样的影响也反映在２０００年汉诺威世博会的荷兰馆上。

ＮＬ建筑事务所试图用增加密度的手段来解决城市拥塞和高密度的问题。

纽特林（Ｗ．Ｊ．Ｍ．Ｎｅｕｔｅｌｉｎｇｓ，１９５９年～）努力研究任务书内容和法规，寻找可以提供更多自由的缝隙空间和环路。

他的雕塑状的建筑看上去像城市中戏剧化的技术和表演。

联合网络工作室（ＵＮ　Ｓｔｕｄｉｏ）的范·贝克尔（Ｂ．　ｖａｎ　Ｂｅｒｋｅｌ，１９５７年～）探索不受控制的“移动力”，虽然建筑师最终还是要得到静态的结果。

他设计的位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谟（Ｅｒａｓｍｕｓ）桥成为了城市的新标志性建筑物。

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也体现在奥斯特胡斯（Ｋ．　Ｏｏｓｔｅｒｈｕｉｓ，１９５１年～）和ＮＯＸ设计组成员斯拜尔鲁克（Ｌ．Ｍ．Ｍ．Ｓｐｕｙｂｒｏｅｋ，１９５９年～）的作品中，他们试图从稳定的笛卡尔坐标系空间中解放出来。

这一代试验家们抛弃了温顺、形式化的新现代主义，避开了后现代主义的弯路及其复兴主义的类似于舞台背景的设计。

消费主义
然而在日常的建筑实践中，后现代主义又悄悄地渗透进来。

这种态度比２０年前詹克斯争议性的倡议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新千年里，荷兰已经彻底不同于１９７０年代的那个社会。

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再占有重要地位。

政府的干预已经被自由贸易的市场调控、当地政府和欧洲一体化的力量所取代。

从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２年，新自由联盟成功地执掌了政权。

在没有共同纲要的情况下，他们受到崇尚个人和消费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这一中产阶级从不断增长的经济中受益，被网络泡沫所诱惑。

然而今天，这个阶级的躁动不安在最近几次竞选的平民主义上升趋势中明显地反映出来。

住房市场开放了。

建筑师和艺术史学家们又开始认同“浪漫生活”和温馨的１９３０年代风格的半联体住宅的回归。

建筑师们更多地受制于市场需求，而无需怀着他们所谓的良好意愿去为未来操心。

平庸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日渐人心，抓住了控制荷兰的城市格局的命脉。

建筑师们只有抱着一种灵活和实验性的态度，在不确定的现实中去寻找新的自由空间。

□（陈璞　译 钟文凯　校）
９　梅卡诺（Ｍｅｃａｎｏｏ）集团，住宅、商店及办公楼，阿姆斯特
丹，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５年。

混合的新现代主义形成的混合方案。

１０　诺克斯（Ｎｏｘ），斯拜尔布鲁克（Ｌ．Ｌ．Ｍ．Ｓｐｕｙｂｒｏｅｋ），Ｄ塔，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４年。

从稳定的笛卡尔坐标系中解放出来，这个交互式的结构通过变化的颜色表现了居住者的情绪。

９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