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

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

魏晋南北朝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绘画艺术，呈现出丰富多采的面貌。在此阶段，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有明确记载的著名画家，如东吴曹不兴就是有记载的第一位有影响的画家，继他之后，如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在画史上均有突出的地位和重大的影响，画家之间往往还有一定的师承关系。这时期民间美术活动兴盛，创作技巧不断提高，出现了象嘉峪关墓室砖画、司马金龙墓漆屏风画、邓县彩色画像砖、孝子棺石刻画等有着成熟技巧的作品，美术的发展是依靠了民间活动和专业创作相互促进而形成的。

有别于汉代，美术作品作为艺术创作而独立了，它一方面发挥教育作用，一方面又成了使人可以得到美感享受的艺术品而成长起来。

在题材多样化的过程中已经显露出表现当代生活的兴趣，在这种倾向里尤其是肖像画得到重视，产生了“悟对通神”、“览之若面”的要求，实际上这是士大夫阶层要求自我表现的一种体现。

此时的绘画形式以长卷式为主，形成了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如《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传世作品中，而且在孝子棺石刻画，竹林七贤图，甚至邓县彩色画像砖中也采用了这类形式，构图技巧有了提高，绘画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在表现人物面貌、精神气质上有着“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的区别；而在表现技法上则更为突出，有顾恺之、陆探微“笔迹周密”的密体，也有张僧繇“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的疏体之分，有用线如春蚕吐丝的传统表现方法，也有其体稠叠、衣服紧窄的“曹衣出水”；在形象创作上，陆探微创造的“秀骨清象”概括了同时代社会名流的类型，无疑是十分成功的。与西方交往的扩大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和国外的交流，更丰富了传统的表现技法，孕育着唐代绘画新面貌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是山水画和花鸟画的萌发时期。从著录中可以了解到有单纯描绘的花鸟作品，但至今尚无实物资料证实已形成独立的花鸟画，看来花鸟画当时只处于孕育阶段，发展得要比山水画为晚。有关山水画的著录、著述则较多，山水画的发展和当时玄学思想的盛行，玄学之士标榜隐逸有关，也和江南秀丽的山水给人以自然美的享受相关。然而目前还见不到早期独立的山水画作品，若干有参考价值的绘画，山水多作背景和环境的衬托而出现，较为古拙。唐张彦远记其所见说：“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杨(契丹)，展(子虔)精意宫观，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菀（音郁，茂盛也）柳。”以现存画迹来看是符合实际的，引文的后段也适于理解为南北朝后期向隋代过渡时的状况。山水画真正的发展时期当在隋唐之时。

此山水画的产生密切相关，此阶段出现了较为完备的绘画理论著作，如顾恺之《画云台山记》记录了作画的完整构思，是一篇可贵的资料。刘宋时期的宗炳是山水画家，他的《画山水序》一文表明了他对山水画的理解，代表着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和他同时的王微写了《叙画》，也记录了他的看法。这些文字是探讨山水画起源的重要依据。绘画理论著作的出现是绘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同时它也与当时重玄谈、重品评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顾恺之和谢赫的理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而重气韵，重表现人物的风貌、气质，重人物的传神写照是这种理论的精髓，它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又对整个封建社会的绘画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批著名画家

古代第一批确有历史记载而在当时又以绘画才能著称的画家出现在魏晋。

三国两晋名家曹不兴(吴)是最早享有盛誉的一位画家，他的画被列为吴国“八绝”之一。传说他画屏风时落墨为蝇，致使孙权误以为真，举手弹之，说明他具备着相当的表现能力。他的作品主要是人物画与龙，也是记载中知名最早的佛像画家。佛教最初是在三国时由僧人支谦和康僧会先后传入江南的。相传康僧会来吴地传法时，携带印度佛画范本，即由曹不兴据以绘制。

西晋卫协的创作多是人物故实以及道释题材的作品。他的创作被谢赫列为六品中的第一品（第一品五人之一），谢赫评价称：“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妙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顾恺之认为他的画“伟而有情势”、“巧密于情思”，推崇他善于表达对象的内在气质。卫协对

六朝重气韵画风的形成极有影响。

顾恺之、陆探微与张僧繇顾恺之(约346一407年)，字长康，小字虎头，生于晋陵无锡，出身于贵族，与上层社会名流桓温、桓玄等过从密切，晚年曾仕散骑常侍。有才、画、痴三绝之称。师从卫协，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他是东晋最伟大的画家（谢安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也是早期的绘画理论家。

顾恺之的绘画注重表现人物精神面貌，尤其重视眼神的描绘。据记载，他作画数年不点眼睛，人问其故，他回答“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认为绘画中人物形体的美丑对绘画的意义不是最紧要的，而传神的关键是描绘眼睛。在绘制表现嵇康的诗句时，他体会到“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在准备绘制生有目疾的殷仲堪肖像时，他对如何表现对象的眼睛提出了高妙的处理方法（欲图殷仲堪，有目病，固辞。曰：明府正为眼耳。若明点眸子，飞白拂之，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同时他也擅于以绘画艺术的语言来着意刻画对象的心理特征与精神风貌，他画过大量同时代人物的肖像，都能悉心体验，以微小的细节衬托出人物的个性风貌。他画裴楷像时，在面颊上加了三笔，顿觉神采殊胜（尝图裴楷，颊上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又曾有意将谢鲲画在山岩的环境中（之子当于丘壑中），用以衬托人物性格，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想见他重视传神的肖像画的成就。在他的创作活动中，最为知名的则是在瓦官寺绘制的维摩诘壁画，他所表现的过人才智轰动一时，传为画史佳话（瓦官寺初置，顾氏打刹注百万，请备一壁。闭户往来一月余，画维摩诘一躯。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元黄之在《瓦宫寺维摩洁画像碑》中指出这幅维摩诘像的形象特征是“目若将视，眉如忽颦，口无言而似言，鬓不动而疑动。”张彦远曾借用《庄子》的“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来加以概括。这正是探究玄理，又在追求恬淡寂寞的胜流名士的真实写照，是魏晋一代名流的概括，这种内心恬淡的心理刻画和秀骨清象的类型描写是时代的特征，也是时代的产物。难怪杜甫赞誉：“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原画虽不存，但在一些壁画、雕刻中尚可看到这类影响的一些作品，如龙门宾阳中洞浮雕之维摩像。待到唐代壁画中再绘维摩诘时，则表现为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侃侃而谈的唐代文人风貌了。

关于顾恺之的绘画风格和技巧特点，前人评价和论述不少（顾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后人把其线描风格称为“高古游丝描”，可结合传世作品来理解。有三件流传下来的绘画詖认为是顾恺之原作的摹本，即《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传·仁智图》。应当说明的是，从早期文献中还无法确认这些原作和顾恺之的关系，但作品的底本则可能出自六朝画家的手笔。

《女史箴图》(唐摹本)是依据西晋张华的文学作品《女史箴》而画，共九段。文章内容是教育宫中妇女如何为人的一些封建道德规范，但图卷中出现的则是一系列动人的形象，画家通过对当时贵族妇女的生活描写，展露出她们的神采。注重用线造型来创造绘画形象是其主要的特征，线条是以连绵不断、悠缓自然的形式体现出节奏感的，用线的力度不大，正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一样。顾恺之已将自战国以来形成的“高古游丝描”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列女传·仁智图》(宋摹本)沿用自汉以来的传统题材，但在情节的表现上则注意到以人物的动态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洛神赋图》(宋摹本)是据诗人曹植的文学创作而画成的。曹植以优美动人、气脉一贯的笔法创造了人神相恋的梦幻境界，用以抒发作者失恋的感伤。古代一些画家曾以此为题进行创作，流传下来的《洛神赋图》有几种摹本，其中以故宫藏的一件较为古朴。绘画是以故事的发展为线索，分段将人物故事的情节置于自然山川的环境中层开画卷的。画面人物之间的情思主要不是依靠面部表情来显露，而是依靠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巧妙处理展现出来的。画中的洛神含情脉脉，若往若还，表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惆怅情意，使人体验到顾恺之概括为“悟对通神”艺术主张的绘画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文献中并无顾恺之画《洛神赋图》的记载，此图作者很可能是晋明帝司马诏。《历代名画记》载明帝“善书画，有识鉴，最善画佛像”；谢赫评价称：“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他曾画《毛诗图》、《游猎图》、《洛中贵戚图》以及《洛神赋图》等，他的画风应和顾恺之相去不远。上述传世品与北魏司马金龙墓(484年)出土的木板漆屏风画极为相似。屏风保留共五扇，两面绘制，上下分四层，以墨线描画在朱漆底上，黄色榜题，墨书黑字。内容为列女、孝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