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爆发前后英国海军战略与远东政策的演变

二战爆发前后英国海军战略与远东政策的演

变

周旭东

提要一次大战后，英国一直希望派一支大舰队去远东遏制日本，但到二次大战爆发前后，英国把全部力量集中于欧洲，无力派大舰队前往远东，这深深地影响了英国的远东政策。本文试图从海军战略与外交这一角度对英国的远东政策作一考察，以便全面地理解英国从远东撤出这一历史现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的全球战略中，远东曾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一度列英国海军战略优先次序的第一位。但是，英国的远东政策始终受欧洲局势的影响，如果说在30年代初期，英国面对挑战，尚有信心派一支大舰队去远东维持整个帝国利益的话，那么，到30年代中期，英国对此已显得信心不足，远东在海军战略中的优先次序开始下降。特别是在1939年之后，随着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英国逐渐收缩力量，把海军的力量集中于欧洲，这无疑影响了英国的远东政策。本文试对1939至1941年间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与远东政策的演变作初步的探讨。

一

慕尼黑会议后，德国并没有象张伯伦期待的那样把自己的力量限于大德意志范围内，也没有象张伯伦期望的那样把侵略方向对准乌克兰。1939年11月，从各地来的情报表明，德国的进攻矛头不是指向东方，而是指向西方。1939年3 月的布拉格事件终于给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打上了句号。面对德国在战略上和军事实力上占据有利地位后所显示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其整个战略决策。英国明确与法国的同盟关系，重建中东欧的反德同盟体系，并与苏联进行结盟谈判，其欧洲政策逐渐由妥协为主调的绥靖政策转向以威慑为主

调的强硬政策。外交战略的转变又带动了军事战略和军备政策的转变。布拉格危机后，英国着手组建大规模的远征军，把履行欧洲义务作为陆军的主要战略任务；空军又试图重新取得对德的轰炸机优势；英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转入战时轨道，这一切意味着英国已切实地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对待欧洲的危机，英国大战略的这一转变极大地影响了它的远东政策。这种影响典型的反映在海军战略的转变上，英国逐渐地把海军的战略任务集中于欧洲。

20年代，派一支大舰队到远东制服日本是海军的主要战略任务，30年代初，这一战略开始受到怀疑，海军部的一些人认为，英国海军无力同时对付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但由于当时欧洲的威胁尚外于潜在状态，远东的威胁则较为直接，此种战略并未受到根本的动摇；30年代中期，英国仍认为它有能力派一支大舰队到远东去对付日本。然而，慕尼黑会议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由于欧洲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欧战已迫在眉睫，英国需要考虑收缩它的防线，把力量集中于欧洲。

1938年11月，新任海军大臣斯坦尔普提出：“1937年5 月向自治领作出的承诺（向远东派一支大舰队——作者注）应予修正”〔1〕。1939年2月，外交部要求派舰队到远东作为外交的后盾，海军部予以回绝。法国也向英国施加压力，它表示“如果（英国）舰队驶往远东，法国将撒手不管中欧和东欧的抵抗”〔2〕。1939年3月，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备忘录中要求“英国派往远东的舰队的规模应视我们的资源和欧洲的形势而定”。帝国防务委员会予以接受，并于六月作出决定：“鉴于许多易变因素，在当前不可能估计在反对日本的敌对行动爆发后，可能被派往远东的舰队的规模，也不能明确它可能被派出的时间”〔3〕。这实际上等于批准了新的海军战略的优先次序。即：德国第一；地中海第二；远东第三。远东在英国海军战略中的优先次序从30年代初期的第一，30年代中期的第二，降到现在的第三。海军的战略计划也作了相应的修正，根据作战参谋德雷克的观点，派舰队去远东违反了海军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的传统。他主张，

假如英国三线作战，那么，在欧洲水域保持比德国多一艘的优势而集中力量先击垮意大利海军；假如意大利中立，英国应主要进攻德国。至于远东只有在条件许可并且有把握迅速获胜的前提下，海军才能派大舰队前往。这一观点为海军部所接受。参谋长委员会和海军部还指出，即使欧洲的形势允许英国派一支舰队去远东，海军至多能往远东派遣7艘主力舰，（英国当时只有13 艘主力舰可供调遣，另2艘在整修，国内需6艘）其战略任务只能限于：“（一）维持新加坡海军基地的安全；（二）保持贸易线的畅通；（三）防止日本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可能的攻击”〔4〕。这样，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从原先的进攻转向防御。

英国海军战略次序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冲击了英国的远东战略。

这一影响首先表现在英美关系上。英国在欧洲局势吃紧以及海军战略的转变，使英国在远东更迫切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在慕尼黑会议前，张伯伦政府对欧洲的缓和寄予厚望，而一旦欧洲缓和，日本就不可能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采取过分的行动，与美国的合作相对而言并不那么紧迫，英国在争取与美国合作中所做的努力是有限的。1938年1 月海军参谋会谈后，英美在远东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合作。慕尼黑会议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险恶，英国迫切希望在远东事务上得到美国外交与军事上的支持，使美国成为其在远东利益的有力保护者。因此，英国频频向美国提出海军参谋会谈的要求，1939年3月德国进军布拉格后，英国马上指示其驻美大使林赛去弄清美国是否愿意重新交换海军方面的观点，并要他强调：“由于英国可能卷入战争，不可能再派舰队去远东”〔5〕。1939年5月，英国派汉普顿赴华盛顿与美国进行秘密参谋会谈。英国政府给他的指令是：如果美国提出海军合作的问题，他应指出“英国希望美国的主要海军力量集中于太平洋”〔6〕。在这一时期，虽然美国的战略重心也开始转向大西洋，但认为英法可以抵挡德国的进攻，因此仍表示，当盟国负责大西洋、地中海时，美国负责太平洋。美方代表李海将军还以私人谈话的形式表示：“美国舰队应移往新加坡，力量足以击败途中遇到的任何日本舰队”〔7〕。此外，美国还应英国的要

求，对海军作了重新部署，把正在大西洋演习的美国舰队调回到太平洋基地以牵制日本。由于英美海军战略大致的相合，英国争取美国在远东合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美国的合作只能暂时遏制日本的南下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

其次，海军战略的转变也影响了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英国逐渐趋向于走“中间路线”，即在有限援华的同时不刺激日本。“七·七事变”后，英国一直拒绝对华援助，一则担心中国很快崩溃；二则唯恐激怒日本损害英日之间的关系。中日战争进入相持状态后，英国对中国战场的作用予以重新估计，认为中日之间的对峙将有利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而且，英国此时正在考虑改变海军的战略次序，更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因此，英国开始和美国一起援助中国。1938年12月，美国给予中国一笔2500万美元贷款后，英国随后同意给予中国50万英镑（约250万美元）的援助，1939年3月，日本占领海南后，英国又马上提供500万英镑（约合2300万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稳定中国的货币〔8〕。当然这些援助是极其有限的，由于英国远东军事地位的虚弱以及欧洲局势的牵制，使它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当1939年6 月天津危机爆发后，英国虽然意识到在天津的屈服将使英国不仅失去华北，还将失去整个中国，然而，英国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手段，内阁在讨论外交部、贸易委员会和参谋长委员会提出的就天津事件的备忘录时，首先考虑的是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参谋长委员会坚决反对任何制裁措施，认为这将导致日本的报复。在欧洲局势危急的情况下介入远东是“极不愉快的”；而且，即使准备派舰队去远东，由于本土水域和地中海的安全需要，英国只能派两艘主力舰去远东，这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假如海军从地中海脱身，那么，英国将能够向远东派七艘主力舰。只是，这样一支舰队也“仅能防止英国遭受重大的灾难，不可能直接限制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并且，还要考虑派舰队去远东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9〕。因此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在没有美国积极合作的情况下，从军事观点看，并注意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