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带来的启示和争议》

往普天下去（2006年7-9月）
马礼逊带来的启示和争议
林俊
我们无法推测倘若马礼逊没有在中国百般坚持他的宣教心志，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会会是怎样？我深信上帝必然会再差遣其它人完成这艰巨的使命。

忠于使命
在看过马礼逊生平资料及对其宣教工作之评估，我看到这位宣教士是尽了责任，回应他当时在神面前所得的召命。

他来到中国，然后锲而不舍地寻找机会，又充分利用当时仅有的机会和他拥有的客观与主观的条件，竭力完成使命。

他在审时度势中知道当前在中国宣教最需要做的是甚么，就不顾一切，义无反顾地去完成它。

这是坚毅及忠心的精神的具体表现。

今天后人(无论是基督徒与否)如何评价他的工作，都会为他奋力坚持学好中文，做好文化宣教及办好教育这些贡献表示钦佩。

作宣教事工，就意味着要拼死而干，这种坚毅精神是历来宣教工作的基础。

尊重文化
马礼逊来华前已透过在英国的华侨学习中文，来到中国，更冒杀身之险，高薪聘人给他教授中文，也紧随中国文化，例如：用筷子、束辫子、吃中菜、穿长袍等。

苦学两年，就能很纯熟地用中文来过日常生活，再以十多年功夫，就能完成《华英字典》(一八二四年)及《新旧约圣经》(一八二二年)。

虽然他以宣教为目标，但他无疑是很爱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没有这种爱，岂能离乡别井数十年活在别国文化中？没有这种爱，在百般禁制的处境下，岂能历尽艰辛地等候任务的完成？他以文字宣教做得十分彻底，除了出版《劝世良言》，甚至开办中文报馆，在一八一五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中国第一份民间办的报刊。

作跨文化宣教，若不能精通当地语言，便无法产生长远的宣教效果。

其实除了精通，还要投入当地的生活文化，能在各阶层中认识不同的文化，使人觉得宣教士比本土人更爱当地文化，那种全情投入的精神，会给当地人感受到其具体的爱和尊重。

宣教伦理
马礼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加入当时走私鸦片入中国的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员的工作，他是要利用这身分得以留在广州学中文及宣教。

所以在马礼逊的墓碑，第一句是说他是第一位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而末了一句则说他是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二十五年之雇员。

他得到立足中国的机会，也得到丰厚的薪金来支付他庞大的译经及印刷的费用。

他对公司贩卖鸦片的行动一直很沉默，这与比他稍后来华(一八三五年)的宣教士如麦都思(W.H. Medhurst)的立场很不同，麦氏明显地反对鸦片贸易。

马礼逊难以捉摸之立场及其参与鸦片贸易之身分，确使他的宣教工作蒙上污点，虽然西方史学家有宽宏之量，但内地学者却指责宣教士不反对鸦片走私或贸易。

也许我们可用同情的角度来看马礼逊，理解到若不如此，宣教士们便无法在中国按其使命活动，而他也没有前辈的经验可循。

他若持反对立场，就会受到英国政府、所属教会及差会(他们也对鸦片贸易缄默)、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及中国地方贪官的抵制，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

情感需要，以及宣教神学观念带来之使命感催迫着他，可能使他放弃了关注这方面的伦理。

但发展至一八四二年中英的鸦片战争，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鸦片入口合法化的条款，往后烟民激增的遗害，马氏岂能在道德关口上徘徊？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须吸取前人的教训，在宣教伦理的课题上多番考究，免重蹈覆辙。

宣教不单是向人传讲得救之道，也是向某社会和文化或国家传讲得救之道。

所以，在尊重某地文化国情之余，也应以圣经的福音要道批判其现况处境，使其符合道德真理，宣教士更不应参与在不道德的处境中，否则可能招致无穷遗害。

结语
马礼逊确仍是伟大的宣教士，他伟大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尤其他承受儿子一出世即夭折，甚至死无葬身之所的哀痛。

幸在几经交涉下，才得以在澳门埋葬，及后又要忍痛长期放下妻儿在澳门(因满清政府不准外国人携眷入华)。

后来妻子忽染病离世，葬于澳门，而他本人在五十二岁时安息，也葬于澳门。

马礼逊无疑是尽心竭力地服侍了他那一代的华人，他未见其利，先见其弊，一家有三人葬身于异乡，一生大半时间在中国，却没有带领许多人信主。

宣教之实时果效或许是差劣，但他确尽心的回应了主的召命，也响应了宣教上文化的需要，只是忽略了响应鸦片毒害中国社会之处境需要，这是其美中不足之处。

(作者为西湾河生命堂主任牧师、信义宗神学院差传科客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