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学精神与理学

2003年第2期(总第145期)

学　习　与　探　索

S tudy&Exploration

N o.2,2003

G eneral.N o.145

宋代的文学精神与理学

王　小　舒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宋代文学精神与理学最基本的一致和相类就是文道合一和尚理轻情。道代表了宋代士人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和自我人格的确认;而推崇理性则是宋人在把握世界方式上对唐人的最大超越,它们显示

了社会向近代发展、自然科学日益发达形势下文化的成熟和嬗变,无疑属于一种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一系

列负面的影响和问题。由于此两点原因,宋代的文学精神便呈现出与前代明显不同的风貌与特色。

关键词:宋代文学;理学;理性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3)02-0105-04

一、文学精神的理性化

从思维形式来说,宋代文学与理学最大的相通当在于理性化的倾向。这一点在“文”跟“道”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自北宋初期起“文以明道”说就被某些文学家提出来了,以后又成为文学革新运动的纲领。诚然,关于“文以明道”说,至今尚有许多争议,它是否能算文学革新的真正纲领,抑或是一种标语口号,文学界有没有确实加以贯彻,以及宋代文学自始至终是否都是文以载道等等。但是不管争议有多大,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宋代文学的开创者们都企图用一种抽象的精神原则来统帅文学,确立文学的地位,而这,正是理性化的态度。

标举文以明道并非始自宋代,中唐时韩愈首倡此说,宋人的文道统一,包括文统、道统意识都是从韩愈那里继承来的,这确然是事实。然而对于道的理解和把握,韩愈却比宋人要狭窄得多,他指的就是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一套道德观念,作家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某种境界,然后发为文章,这就是文道合一,其实也就是以道德观念来滋润文学。正由于此,韩愈在文学创作上又强调一个“气”字:“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以气行文说到底还是以情感来统摄创作,感性的态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宋人的“道”的观念当然也包括儒家道德意识,可以说跟韩愈一脉相承,然而却要比韩愈宽泛、理性得多。从价值层次上说,宋人的道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与人的终极追求、自我评判、精神依托相关。欧阳修说过:“陋巷之士得以自高于王侯者,以道自贵也。”(《与焦千之书》),王安石也说过:“士虽　穷贫贱,而道不少屈于当世,其自信之笃、自待之重也如此。”(《上龚舍人书》)这里,人的地位得到了强调和提高,人并不是盲目地崇拜什么,以至投入其中,失去了自我,而是借助道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人、道互不抑损,相得益彰。类似的意思苏轼在贬官黄州时也说过:“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与李公择书》)道成为人战胜困厄跟打击的凭借,而不仅仅是某种道德规范,或者宣传口号。如果说韩愈在文、道关系上一方面将道道德化、感性化,另一方面又将其当作为文的润滑油、催化剂,如后人批评的那样的话,那么,宋人便是在理性审视人道、文道关系的同时自觉地提高了人自身的价值。实际上文以明道就是以道贵文,而这也不过是人因以自贵的一种方式而已。

从涉及的领域来说,宋人的道还超出了儒家的道德范畴,扩展为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社会发展的

收稿日期:2002-08-19

作者简介:王小舒(1953-),男,上海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美学中心兼职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自然趋势,包容面极大,且具有思辨性和哲理性。王安石指出:“道者,万物莫不由之也。”(《洪范传》)“道

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为而万物以生

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物以成也。”(《

老子》)王跟当时许多思想家一样,认为万物皆有其道,既然如此,文学也必然拥有自己的道。之前,石介也宣称:“为文之道,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

出有源,亦归于海。”(《

与张秀才书》)这种看法,唐代是没有的,道被客观化了,对象化了,从而也就理念化了。它离开人的感性体验越来越远,而跟人的理性思辨、知性观照越来越近,这一转变值得关注。与此相联系,宋人言道,好与“理”并称,而非像韩愈那样与气相连。最早提倡改革文风,声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的柳开说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

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之古文也。”(《应责》)他用“理”和“意”来诠释文学之道。其后王安石在

批判浮靡文风的时候也曾指出:“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

也。”(《

上邵学士书》)王氏所言之理,实际上就等同于“道”。类似的说法有不少,如张耒称:“理胜者文不期工而功,理拙者巧为粉泽而隙间百出。”(《答李推官书》)黄庭坚称:“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

出群拔翠。”(《与王观复书》)范温称:“文章论当理与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花同入于妙,苟不当理,

则一切皆为常语。”(《潜溪诗眼》)陈亮说,“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

书作论法后》)等等。不错,张耒的确说过“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胜文如驾”(《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似乎将“理”和

“气”并提,但实际上此段话中“理”仍占据了上风,“气”下降为辅助因素。此外,苏辙也曾说过重文气一

类的话,如“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

上枢密韩太尉书》),但此种看法在宋代并不占主要地位,苏辙本人对唐代的文风也颇不以为然,曾批评李白说:“李白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

知义理之所在也。”(《

诗病五事》)他还是转而推崇义理,可见当时潮流如此。有人说宋人崇尚的理性跟今天所说的理性不同,属于道德理性,这不够全面,实际上宋人的理性既有道德理性因素,也有认知理性因素,可以说这种理性态度是独立意识觉醒的表现,从而也是精神自觉的表现。

宋代虽是儒学高涨的时期,但同时又是最早对儒家经典提出质疑的时期,这一点尤耐人寻味。朱熹

指出:“旧儒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

(《朱子语录》,卷八十)欧阳修著有《易童子问》、《诗本义》、《春秋论》等文,对前人视为神圣的儒家经典频频发难,声称

“世无疑焉,吾独疑之”,要一一“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

易童子问》);他指斥《系辞》、《文言》、《说卦》等书“皆非圣人之作”,而“河图”、“洛书”之说更是“怪妄之尤甚者”

(《廖氏文集序》),表现出了一个思想家坚持真理的勇气。其后王安石倡导“新学”,更将批判的态度公示天下:“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

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以无思而得也。”(《

书洪范传后》)他的原则是:“惟理是求,有合于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惠洪:

《冷斋夜话》,卷六)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大胆的言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理学界也同样在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精

神,程颐说过,“学者要自得”,“各自立得一个门庭”(《二程遗书》,卷二十二),陆九渊说过:“为学患无疑,疑

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张载甚至说过:“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

如梦过一生。”(《张子语录》〈中〉

)这是明显的反对蒙昧主义的态度。当然这种怀疑态度还是很有限度的,儒家的基本理念并未受到触动,但毕竟是一种怀疑。从宋代开始,独立的理性精神逐渐生长起来,迷信权威、盲从古人的习惯受到了质疑和鄙视,这是思想界走向近代的征兆,其对文学精神的影响是很深的。 二、文学精神与理学

如果不带偏见、尊重事实的话,就应该承认,宋代的文学精神与理学之间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单纯,有些地方甚至有矛盾、冲突,但它不能掩盖二者存在着关系的事实,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深刻的同一性,揭示这一点,对于把握宋代的文学精神应该具有相当意义。

理学的发生与宋代文学精神的酝酿、形成其实正在同时,清代全祖望有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宋元儒学案序录》)的说法。它们两者所面对的也是同样的社会问题,在主张政治变革、崇道黜佛、革新文学等方面二者所取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且形成了相互声援的关系。仁宗时期的胡瑗、孙复、石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