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人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中国新闻人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青年记者

乔新生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

近些年来，亚洲的一些新闻学者在分析研究中西方新闻现象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中西方新闻界不仅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存在很大的区别，而且在新闻价值观上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

西方的新闻事业诞生于工业化革命时期，是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兴起的一个特殊行业。西方的新闻界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封建统治的桎梏，融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在人声鼎沸的咖啡馆，新闻记者奋笔疾书，将人们关心讨论的话题诉诸笔端，从而形成了工业化时代新闻的基本样式。虽然这种工业化时代的新闻制作模式，很早就传入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战乱频仍，新闻的生存和发展缺乏健康的环境。

如果说中国早期的新闻刊物，还多少反映了工业化制作的影子，那么，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很快进入一种特定的情境——意识形态的纷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新闻媒体，而政治挂帅的新闻作品，让新闻彻底沦为不同政治派别的传声筒。虽然早期的新闻作品也有风花雪月，也有小桥流水，但是，新闻作品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使命。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的新闻业选择了与西方新闻业不同的发展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很快陷入内战的混乱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统一。财产的公有制，使得民营新闻媒体没有了立足之地。

如果说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造，实现了国家资源配置的高度统一，那么，新闻媒体的国有化，则使得国家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的新闻媒体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姿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产生了特殊的思维定势。即使经过改革开放洗礼之后，这样的新闻姿态、新闻语言乃至思维定势也未有大的改变。譬如，发生火灾之后，新闻媒体不是在第一时间报道发生火灾的场面，而是扛着摄像机焦急地等待着领导出面。在新闻报道中，新闻记者会不厌其烦地反复罗列出场的领导名单，只是在结尾部分，才会轻描淡写地反映火灾造成的损失场面。

当前新闻人的“两个凡是”价值观

可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一批又一批中国人走出国门，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新闻媒体还可以批评政府，新闻报道还可以出现灾难性的消息。于是，部分新闻从业者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新闻探索。他们从港澳台的新闻媒体上寻找中国大陆的新闻线索，然后从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的正面报道中发掘细节，辅之以现场采访资料，制作独具中国特色的政论性新闻作品。这些新闻媒体由于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角度，让人们看到新闻背后的故事，因而一纸风行大江南北。

这说明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并非缺乏职业敏感，在长期的社会环境浸淫之下，他们的新闻神经多少有些麻木。当人们重新选择观察问题的角度之后，才猛然发现，原来新闻可以报道得如此丰富多彩。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都市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人们发现，原来新闻可以不再是宏大叙事，发生在身边的鸡毛蒜皮类小事也可以成为新闻。随着竞争的日趋白热化，一些都市报开始了别样的写作，他们把新闻作品当作戏剧作品，不断地追求新闻作品的趣味性。

然而，这样的新闻表达方式，很快就走上了穷途末路。由于缺乏公信力，一些都市类报纸的娱乐化报道越来越乏人问津。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新闻从业者开始了“差异化”的营销，他们希望通过提供独特的评论、新颖的观点吸引读者。于是，一些都市类报纸开辟专门的评论版面，把经营新闻转变为经营观点。不过，这样的改变十分艰难。在意识形态统一化的社会，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报道不同的新闻，但是，很难选择不同的角度，表达不同的观点，于是一些新闻媒体主动邀请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开辟专栏，借助他们之口来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念。

但很不幸的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理性和建设性思维，他们把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诉诸报端，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闻景观——那些率先开辟评论专栏的报刊，把新闻评论当作一种批判的武器，不断地借助于新闻事件开展意识形态大批判。在新闻媒体的策划之下，“孙志刚事件”、“张金柱交通肇事案”、“邓玉娇案件”一个个浮出水面。不仅如此，面对司法机关尚未判决的案件，新闻媒体一哄而上，借助于新闻评论对司法机关大加批判。在林林总总的新闻评论中，“文革”式语言比比皆是。一些新闻评论者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一些新闻媒体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一时间中国的新闻评论异常喧嚣，十分混乱。

在大批判的过程中，相当多的新闻媒体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价值观念——凡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发生矛盾，那么，批评的矛头一定要对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凡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发生争端，那么，新闻媒体一定要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这种新时期的“两个凡是”，虽然披上了自由主义的外衣，但丝毫无法掩饰极左的专制主义内核。这种大批判精神，表面上看似乎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有些相似，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缺乏规则意识的大批判，实际上是一种极左思潮的表现。更糟糕的是，由于一些新闻从业者自以为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自诩为正义的化身，对他人的批判从来都不留情面。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使得中国的新闻媒体充满了暴力和戾气，一些新闻媒体简直成了少数新闻从业者的自留地，他们利用自己的新闻版面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人，但是，却拒绝被批评者表达自己的意见。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新闻媒体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主流新闻媒体的歌功颂德，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兴新闻媒体的阴阳怪气；一方面是主流新闻媒体的正面报道，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兴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一方面是主流新闻媒体的歌舞升平，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兴新闻媒体的阶级斗争。

中国的新闻媒体没有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可是，中国的新闻领域却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中国的新闻媒体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可是，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却从对抗和反叛中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新闻被异化及其原因

新兴媒体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新闻意识形态领域的鸿沟。部分新闻从业者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各个领域，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案件的走向。在一些刑事案件采访报道中，新闻从业者有了明显的倾向。他们不是如实地记录，而是直接介入；他们不是报道法律关系各方的观点，而是希望直接参与改变案件的性质。在湖北襄樊“高莹莹”案件中，新闻记者直接“深入”受害人父母的家中，为受害人的父母出谋划策。阅读新闻记者充满悲情的新闻作品，人们不知不觉地进入新闻记者设置的特定环境之中，跟随受害人的父母的一步一步进入他们预设的路径。在这样的新闻熏陶之下，受害人的父母铤而走险，不惜弄虚作假，诬告他人。可是，等到司法机关缜密侦查，将受害人父亲绳之以法，新闻记者却抽身而去，新闻报道戛然而止。

中国的新闻记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希望借助于新闻的力量，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但是，由于新闻记者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忘记了新闻客观真实的基本原则，从而导致新闻记者用力越多，新闻异化的现象就越严重。

正因为如此，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国的新闻界应当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念。

在笔者看来，中国新闻生态环境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也有新闻体制上的原因。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带。经过“文革”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斗争哲学存在的缺陷，但是，在他们的脑海深处，已经不自觉地沾染上了斗争习气。在新闻价值观调整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传统主流价值观念的荒谬之处，但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负面新闻报道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大批判。新闻的生命就在于客观中立，新闻的价值就在于真实全面。如果在新闻作品中倾注过多的主观价值观念，而忽视了新闻的独立性，把新闻事件当作表达意见的材料，那么，就背离了新闻的基本准则，很容易把负面新闻变成意识形态大批判。

新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观点。但是，新闻与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新闻记者可以选择自己的报道角度，也可以选择自己报道的题材，但是，新闻记者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真实准确地记录发生的事件。如果背离了新闻的职业道德准则，那么，新闻的品质就会下降。新闻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就会模糊。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新闻从业者似乎在有意地混淆新闻评论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他们在制作新闻评论的时候，往往选取个别细节，无限放大。这种使用文学艺术的创作手法制作新闻作品的行为，不是在丰富新闻作品的表达样式，而是在不断降低新闻作品的内在品质。

其次，从我国新闻管理体制来看，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非但不能促进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政府禁止民间投资者进入新闻采编领域，但由于新闻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