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文本方式看钱理群文学史观的变化

从历史的文本方式看钱理群文学史观的变化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1948：天地玄黄》是钱理群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两大成果。这两本著作都是关于文学史的叙述，但所呈现出的历史的文本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是编写者逻辑体系和理念的历史，而后者是编写者叙述经验的历史。历史的文本方式的不同，反映出钱理群文学史观的变化。

标签：钱理群;历史的文本方式;文学史观

关于历史的文本方式有两种：一是逻辑体系或理念的历史，二是叙述经验的历史。编写者按照自己的逻辑体系或理念编写历史，这种文本方式体现在钱理群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著作中。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有自己对新文学史的独特认识。钱理群在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过“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他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共同的整体性特征，即“改造民族灵魂”，所以该书开宗明义，便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创作方法、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上的基本特点”。

由此可见，钱理群在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时企求在“改造民族灵魂”的总纲之下，把新文学史上种种现象统率起来，以达纲举目张的目的。但从历史的完整性与多样性方面来看，我们应该看到以“改造民族灵魂”来概括三十年新文学的主题，是不周延的。20世纪无论在民族危机中或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时，主导的文学观都是要求文学成为振兴民族的武器，而不是只发挥启蒙的作用。

把历史写成逻辑体系或理念的历史，这种文本方式强调观念、理性观照，主张历史的规律性和形式上的圆满性，复杂的现象总会归纳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这种历史文本方式反映出了编写者的文学史观。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框架还留有历史进化论和历史決定论的影子，相信新的比旧的好，未来胜于过去，相信历史是“沿着某种既定的观念、目标一路凯歌行进，即使有一时之曲折，也是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文学史观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带有必然性，肯定历史宏观叙事的合法性，但这种文学史观使我们在关注规律、本质，关注历史的大叙事的同时，历史的具体性、偶然性及不连续性也可能被忽视甚至漠视了，其结果是对历史复杂图景的“净化”和“简约”。

二、叙述经验的历史：《1948：天地玄黄》

199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这套丛书中，最典型的一本是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相比，编写者叙述历史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历史成为了编写者叙述经验的历史，

这体现了钱理群对于文学史叙述学的全新探索。

在这本书中，钱理群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结构模式，选择“1948年”这一最能体现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转折的典型性的一年。“楔子”选了1948年冯至、叶圣陶、朱自清、丁玲、萧军、赵树理等人物过年那些日子里的事为开头，然后按月用叶圣陶的日记为“前奏曲”，分别评述那几个月文坛上的事情，编织出“天地玄黄”的时代特征。虽也用文学作品，但更注重使用传记、年谱、日记、回忆录等。这有点像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写作，使读者感同身受般地置身于一种过去的现场中。这种方式能具体地、多侧面地展现文学发生的真实过程。在这种历史写作中，编写者更注重现代文学创作者心灵历史的体现。

把文学写成叙述经验的历史，这种观点强调恢复历史的初始情景，讲究实证，这种历史文本叙述生动，材料翔实，特别注重历史的典型现象，细枝末节。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就是这种文本方式的展现。在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上，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比较重要地位，追求报告文学那样的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与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场感，但又同时拒绝任何虚构，要求每一细节都有具体的历史根据。

但这种文学史也有自己的不足。一是对作品文本的忽视，叙述经验的历史，更加关注文学之外的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相对地减少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解读。二是还有年代的选择问题，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专门对1948年这典型的一年进行书写，但把1948年作为20世纪40年代典型的一年是出自于编写者对于历史的预设，它的重要性是被史学家自己确认的。如果承认偶然性、非文学性因素也可以构成对文学的影响，那么其他年代和事件为什么没有得到突出的反映就构成了问题，这种历史文本方式本身就有无法克服的悖论性。但这种文学史范式有其独立的价值，它为多种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是不可怀疑的。

三、钱理群文学史观的变化

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到《1948：天地玄黄》文本叙述方式发生了转变，表现在对历史的具体性和细节性的关注，追求一种回到历史的现场感，还表现在钱理群对文学历史的偶发性、特异性和原生味的执迷。文本叙述方式发生转变的背后，是编写者文学史观念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对历史理性、本质规律、美好未来诸种范畴的虔信已成了破碎的美梦。在文学史观念上，编写者摒弃了历史决定论，对历史规律性和必要性产生怀疑，钱理群强调历史细节正是要恢复那些能够显示文学发展的偶然性、个别性、特殊性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史描述中的地位，提醒人们，不要忽视轨迹图像未能包括的文学现象，及其孕育的生命流动的另一方向、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对所谓“偶然性、个别性、特殊性”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必然与文学史叙述对归纳、概括的内在要求发生冲突，钱理群的方法是对文学史中的“典型现象”进行提炼，使文学史叙述既从具体丰富的文学史细节中来，又能表现出一种史家所具有的概括的意向。因此，文学史叙述被钱理群理解为是一连串“典型现象”“历史细节”的连缀，而不是对材料的简单堆砌。

在《我这十年研究》一书中，钱理群指出：“当我们选定文学史研究的目标是在发现与结识历史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描述人的生命涌动轨迹时，我们赋予了‘典型文学现象’与‘历史细节’在文学史描述中的本体论的意义与价值。”他把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任务规定为“深入到作家、作品、读者的内部深层机体里，去审视、开掘、发现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读者群体与个体，以及作品所显现的各种类型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及其美学形态”。文学史通过文学现象和历史细节揭示特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体验和困惑，通过文学性抵达了历史中人的存在的维度。

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乐观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的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学史观，反映了钱理群对历史以及文学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钱理群的文学史观中，仍有一种追求历史本真性的执着。这意味着钱理群在文学史观上打破了决定论之后，最后作为支撑的是对本真历史存在的信仰。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2]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