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警示试卷和标准答案(分开打)

垃圾围城警示试卷和答案(分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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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申论预测试卷一
满分：100分时限：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答卷时间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页的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

作答在其它位置一律无效。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垃圾围城是中国大陆的普遍现象。

有媒体报道称，中国1/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围城困局。

另有数据指出，现在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

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

中国城市固体生活垃圾总量居世界前列，每年产生垃圾1.5亿吨，存量已达70亿吨。

增长率居世界首位，高达10%。

与GDP的增长成正相关关系，而且更加稳定。

据统计，目前中国97％的城市垃圾无法处理，只能堆放或填埋，中国城市因垃圾造成的损失每年在250亿到300亿元，而若回收利用，本可以创造出2500亿元以上的产值。

虽然目前垃圾填埋是我国处理垃圾的常用方式，但是垃圾填埋并不是最科学的方式。

除过多占用土地外，一旦处理不当，容易引起垃圾自燃导致爆炸；或者污水泄露，以致污染地下水。

例如，广东有4000个生活垃圾填埋场，其中1500个混杂大量的有害危险废物，污染了地下水，给人类造成永久的威胁。

材料二：
垃圾是人类活动的废弃品，城市发展的附属物。

人人均与垃圾息息相关，减少垃圾、科学合理地处理垃圾，当然人人有责。

面对垃圾围城以及垃圾的危害和威胁，无人能辞其咎。

换言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为垃圾的产生和处理承担相应的义务。

然而遗憾的是，在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等主张，并未有效地融入多数人的生活习惯当中，演化为促进环境改善、有效处理垃圾的公民行动。

垃圾分类至今未被广泛接受和实施，就是这一事实的铁证。

在任何人的家庭生活中，将厨余垃圾、有毒垃圾、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分门别类，是举手之劳即可完成的简单任务。

但冷酷的现实是，率先在全国试行垃圾分类的北京、广州等8个城市，历时近10年，非但举步维艰，收效甚微，还成为了包括垃圾焚烧在内的新垃圾处理方式和处理技术无法顺利实施的根本障碍。

事实上，培养公众垃圾分类的习惯，促成垃圾分类行为，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并非难以企及的目标。

资料显示，垃圾分类在中国也有成功范例，广西横县自1993年起，由政府投入，环卫部门从“平民教育”着手，展开垃圾分类宣传和行动。

至2008年，垃圾分类
已覆盖了县城70%的区域，正确率达95% 以上。

将原来填埋60-80吨垃圾，降至不到20吨，单此项即可将垃圾填埋场的寿命延长3倍。

据了解，今年北京将在600个居住小区、30%的党政机关实施垃圾分类达标试点。

根据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消息，按照北京市垃圾分类推进计划，明年50%城镇常住人口将实现垃圾分类达标，即在北京市4000余小区中，实行垃圾分类小区将达到3000余个。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有几个村，家家户户门口都摆放了三个垃圾分类桶，包括：灰土垃圾桶、可再生垃圾桶、厨余垃圾桶。

该镇从2007年开始号召村民从点滴开始，做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工作。

从此，王平镇的灰土垃圾、白色污染、水资源污染不见了，换来了一片青山绿水。

2009年，王平镇作为垃圾分类处理示范村在北京市郊区农村地区进行经验介绍。

2007年，广州市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在某些地段将分类垃圾箱更换为大开口的混装垃圾桶，引起公众质疑。

环卫部门解释，此举是为了避免垃圾箱周围遍布垃圾的尴尬现象。

而且，原来分类垃圾箱徒有其表，后续工序并无分类处理流程。

环卫工人从来都是将分类垃圾混装送往垃圾场填埋。

据了解，北京市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垃圾分类的概念，也曾在几个社区试点进行，但是最终结果不是居民没有很好配合做好垃圾分类，就是垃圾车在收取垃圾时又将分好的垃圾混合，结果垃圾分类政策无法真正实施，没有给环境保护带来益处。

“城里的垃圾处理之所以推广不好，主要原因在于管理。

”耿新民说，“城里的居民扔垃圾，每年都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卫生费。

而王平镇党委和政府为了鼓励农(居)户做好源头分类工作，不但不向各户收卫生费，而且将每一种按类分好的垃圾，都按一定的价格收购，包括废品收购站绝对不收的厨余垃圾和废旧电池、灯管、灯泡等。

这样每户每年都能有200 250元的纯收入，基本上可以解决一家人全年购买酱油、醋、盐和卫生纸的日常开销。

”
焦守田认为，由于垃圾就地转化成资源，不再需要长途运输和集中处理，还可以省掉传统模式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固定设施投入和运营成本。

他表示，在生活垃圾处理的实际工作当中，应当要注重公众的广泛参与，同时要鼓励企业单位承揽垃圾的收集、利用环节。

材料三：
“一个、两个、三个……”家住巴黎龙马巷的索菲女士很有成就感地数着放进回收箱的瓶子，再过一会儿她还要把另外几包垃圾放入不同颜色的回收箱。

“这样把自己家的垃圾分类处理，对市政府回收有利，这是几乎每个法国人每周都要做的事”，她对记者说。

负责垃圾处理的法国“生态包装”公司负责人吉隆认为，政府和企业不可能对每个人的垃圾都进行分类处理，垃圾回收的前提是每个公民必须自己对垃圾进行分类。

因此处理垃圾必须是全民参与，举国参与的事情。

法国人对垃圾进行分类是从小养成的观念，在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不对垃圾进行分类的住户甚至会被罚款。

在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垃圾分类回收还是一种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

废纸、塑料、金属、堆肥垃圾（落叶、杂草、残剩食物、瓜果皮核等）都有大用。

吉隆说，在法国，避免产生1吨垃圾和治理1吨垃圾所需费用之比是1：10，回收1吨废纸可以变成800公斤再生纸，相当于少砍伐17棵大树。

垃圾分类并回收利用，有利于减少垃圾围城威胁，还能创造效益，因此民众对分类投放垃圾是支持的。

正是在民众为垃圾分类的协助下，法国每年70％的废弃包装类垃圾都得到循环处理。

它们经再处理后被制成纸板、金属、玻璃瓶和塑料等初级材料，17％被转化成了石油、热力等能源。

难怪一位法国的哲人说，垃圾是“摆错了位置的财富”。

个人垃圾分类行为的背后，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庞大的环境和经济行为。

作为发达工业国家的德国很早就面对垃圾“围城”问题。

在该问题上，德国也走过从填埋到焚烧再到回收再利用的过程。

据上世纪70年代德国联邦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德国当时有5万多个垃圾填埋场。

鉴于当时的技术能力低下，垃圾场底部没有防渗透隔离层，垃圾堆不断产生化学和生物有毒物质，不是渗入地下水，就是飘散到空气中，成为破坏环境的“定时炸弹”。

武汉环科院的喻晓副院长告诉记者说，现在，在日本和台湾由于前期进行了垃圾分捡，许多垃圾焚烧厂也面临无垃圾可以烧的局面。

因为垃圾经分拣后，经由不同行业的回收单位回收，变废为宝了。

材料四：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许多有关垃圾围城的报道，都提及了垃圾处理中的争议，不时出现“反烧派”和“主烧派”的字眼。

而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则是，位于山西大同南郊，日处理1000吨垃圾的富乔垃圾焚烧厂，在不少报道中出没，并称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这家运营近一年的垃圾焚烧厂，一级致癌毒物二噁英排放量为每立方米0.034纳克，不仅低于1纳克的国家标准，还低于0.1纳克的欧盟标准。

专家宣称，二噁英排放只要低于欧盟标准，“就比世界上任何城市的空气干净”。

在过去两年中，以广州番禺居民反对在居住区附近修建垃圾焚烧厂为代表，全国发生了30多起反垃圾焚烧维权抗议活动。

其中，垃圾焚烧管理不善导致剧毒物质二噁英排放危害公众健康是事件的主要诱因。

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附近永兴村居民癌症高发与垃圾焚烧之间的明显相关性就是例证，却至今未得到公开透明的处理。

必须承认，在技术达标、管理完善、监管到位的前提下，焚烧发电不失为垃圾处理的一种手段。

但是如何满足这三大前提才是问题的关键。

同时，要对垃圾处理方式做出更为冷静明智的判断，还应对世界上现有垃圾处理技术概况有全面的了解，有充分的比较。

事实上，世界上已有多种取代垃圾焚烧的技术，包括机械分拣生物处理、厌氧消解法、高压蒸汽热处理法、等离子汽化法以及这些技术的组合。

资料显示，24种垃圾处理技术的排名中，焚烧位列19。

其效率比排名第一的生物处理技术低228%，比排名第二的等离子汽化―高压处理技术低211%。

在欧美、日本等使用焚化炉最早最多的国家，目前正纷纷关闭垃圾焚烧发电厂。

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还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

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垃圾处理通常分为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处理。

前者的目的是确保垃圾不危害公众安全卫生。

后者则是将垃圾视为再生资源予以科学合理利用。

政府身为公众利益的代理人，应当毫无疑义地将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视为在这一问题上的行政作为核心和重点，同时也是责任的根本和关键。

也就是说，政府只有在做到了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前提下，才能涉及诸如垃圾焚烧这一类的资源化处理手段。

只要具备常识，就会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也是公众反对垃圾焚烧发电的关键。

材料五：
“目前，城市垃圾的处理方式常见的有两种：填埋法和焚烧法。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经济师焦守田介绍说，填埋法的成本较焚烧法而言稍低，但需要耗费大量土地，平均每万人每年要耗费6亩土地；而且填埋法也不是对环境无害的，“很有可能使附近地下水受到污染，危害健康”。

焚烧法虽然占地少，但成本高，而且会产生二次污染。

事实上，垃圾处理的问题年年都在提，但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还没有。

随着城市垃圾量的日益增多，以及垃圾填埋场的日益“萎缩”，垃圾“消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在传统垃圾处理方法弊大于利的现实面前，充分合理地利用垃圾、变“废”为宝，正成为世界各国在发展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

对垃圾焚烧厂最有资格质疑的，是周边群众。

富乔附近３公里范围内有３个村子，村民约１万人。

记者前往距离最近的马辛庄，随机对十几位村民进行了采访。

一位杨姓村民的态度很有代表性：“这个厂看起来污染不大，但他们会不会在厂房里捣鬼，我们拿不准。

”
技术再好，也可能有人违规操作。

目前全国运营的８０多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不止一次被曝出超标排放的消息。

能否对企业进行有效约束，是公众对垃圾焚烧厂的疑虑之一。

大同市环保局长赵晓宁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对企业随时抽样、抽查，对有些指标是２４小时在线监控。

”但他承认，建立一套全程监控体系尚有难度。

对二噁英，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技术能实现全天候在线监控。

富乔公司董事长张建功希望以加强内部管理来取信于民。

他讲了一个细节：按设计，厂房内处于负压状态，臭味无法逸出。

可是三个月前，一位参观者说：“还是有点味道。

”为此，全厂员工紧急排查了三天，最后发现，在卸料车间外墙一台空调边上，有个针尖大小的裂缝，影响了厂房的密闭性。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已建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有些地方花巨资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运行管理水平却很低，导致环保排放不合格。

二是有些企业“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垃圾焚烧的招牌，实际搞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小火电”。

“出现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对垃圾焚烧厂无法有效监管。

”徐海云说，“只有政府和企业都严格履行职责，增强公信力，这个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
针对国内建设垃圾焚烧厂的争议，徐海云打开美、日、德等国政府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给记者看，说明焚烧在各国近年垃圾处理中所占比例一直有增无减，焚烧仍是世界垃圾处理的主流。

综合利用，是“反烧派”推荐的首选处理方式，即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

这种办法的难点在于中国垃圾分类很不到位，必须全民发动，在丢垃圾时就严格分类堆放。

记者发现，对这种方案很多人都叫好，但同时认为实际操作很难。

大同市市长耿彦波说：“提高全民素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面对垃圾围城的困境，就我所见而言，垃圾焚烧厂是处理垃圾最好的方式。

”
他以富乔运行近一年来的成绩为例说，这个厂把垃圾减量至２０％，又把灰渣用来制砖利用；垃圾燃烧的热量又可以用来发电。

“解决了困扰大同多年的问题，还能变废为宝，可以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创造。

”
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程泽业认为：“各种处置方式都有利有弊，我们只能选择利大于弊的方案。

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与填埋、综合利用相比，建垃圾焚烧厂是更加有利的方案，见效更快，利用更充分。

”但他同时提醒，现在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制定标准，引导这个行业规范发展。

材料六：
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建风波近3个月后，群众反垃圾焚烧抗议活动似乎有“遍地开花”之势。

以环境污染和健康担忧为由，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多起此类群体性事件。

事件最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部门越来越不能说服群众，甚至任何解释或澄清都难逃群众的质疑。

更糟糕的是，原本作为第三方的专家，因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也备受质疑，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

地方政府与周边群众之间的隔膜愈发加深的局面，尤为值得深思。

“说服群众，取得信任，本身就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山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岳经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从垃圾减量到处理方式与选址，从民
意征集到公开听证，从工程建设到运营监管，无不在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

与此同时，“遍地开花”的反垃圾焚烧抗议活动，使得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环评要取得公众同意，几乎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环境评价需要公众参与，周边群众反对，环评几乎不可能通过。

在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遇强烈反对后，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但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将受到影响。

”
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不可否认，垃圾焚烧会产生一定有害气体，但与垃圾污染本身相比，危害要小得多，现在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垃圾焚烧的污染物排放能够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吕志毅也一直强调广州垃圾焚烧技术上的“先进”，希望借此说服市民。

对此，网名“巴索风云”的番禺居民认为，政府是在回避核心问题。

“我们不是反对一切焚烧，而是反对不作任何处理的焚烧。

政府不能一边不做分类，不把有毒垃圾分离出来，全部一起烧，一边还宣扬焚烧无毒，这叫市民怎么能够相信。

”
现在，政府自始至终并没有能说服群众。

垃圾焚烧是否造成污染，成了地方政府与群众分歧的又一焦点，而且在全国形成了“骨牌效应”。

这一点在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难通过中得到了验证。

为了说服市民，广州市于去年10月和今年2月先后组织了两次专家咨询会，以此打消周边居民对于焚烧污染的疑虑。

让公众最为不满、以致质疑专家可信度和政府公信力的，并不是专家们支持垃圾焚烧的观点和意见，而是这些支持意见背后的“利益关联”。

在民众的查根究底之下，一位专家被曝申报了一项名为“一种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

这一消息被披露后，这位专家被公众指责为“锅炉专家”、“利益相关者”。

2009年以来，全国已经发生了六起垃圾焚烧引起的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岳经纶认为，“如今，垃圾处理不是简单的环境问题和城市管理问题，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

对政府而言，现在最需要去处理的不是垃圾围城的危机本身，而是政府的信任危机。

”
选址之所以一再遭到反对，尽管存在“谁也不愿意垃圾场建在自家门口”的“私心”，但政府事先的长远规划就是“软肋”。

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说，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应该从整个城市规划的角度，作一个科学的规划，并建立起政府环境补偿机制，给予周边可能受到环境侵害的市民足够的补偿，甚至是整体搬迁，“选址非但没有尽早告知市民，甚至还藏着掖着，当然引起市民怀疑政府在与民争利。

”
一味强调科学和技术的先进，也凸显垃圾处理政策措施缺乏“人性考量”。

为了说服市民相信技术上能够真正做到对垃圾焚烧污染的可控，台北市政管理部门甚至将办公楼搬到了垃圾厂，并在垃圾厂大楼上开办餐厅。

为了让市民放心，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垃圾焚烧厂都完全对市民开放，随时接受市民的“突击检查”。

徐建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坦承了这方面工作的不够，并打算学习“他山之玉”，在“晓之以理”之余，更多地动之以情。

这一点，也是不少地区获得的成功验证。

环保联盟台北分会总干事林正修说告诉本刊记者，从台湾过去十年垃圾处理的经验来看，解决垃圾问题有三个关键点：财政力量、技术力量、社会共识，“目前，财政和技术都是比较容易达到的，社会共识是最难做到却又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
材料七：
垃圾围城，垃圾围镇，堆积如山的垃圾，正与水资源稀缺、能源紧张等一样，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绊脚石。

在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如何更好地应对垃
圾处理问题，成为不少展馆倾力讲述的热门话题。

世博园里，加拿大蒙特利尔带来了垃圾场“变身”案例，相当于300个足球场大小的北美最大垃圾填埋场，将在2020年被改造为当地的最大公园；日本水都大阪将其在清洁水质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娓娓道来，观众可以透过滤膜净水技术、防止污染技术等展示内容，“管窥”这个城市的清洁之道；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通过“城市沟渠再造”让这座水污染城市摇身一变成西爱琴海最大美丽海湾；连埃及开罗这个历史老城，都不忘秀一秀其在上世纪80年代将古城东部边缘一个80英亩垃圾场改造成公园的绿色传奇……
正如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专家汪维所言，“城市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

汪维认为，未来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将产生大量的垃圾，若“变废为宝”，有望给垃圾处理以及城市建设找到双重出路。

中国城市在垃圾处理问题上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中国住宅案例馆“沪上•生态家”整个4层小楼的建筑工程材料都是用城市垃圾建成的，约15万块上海旧城改造时拆除的旧石库门砖头被再利用做外立面和楼梯踏步，旧厂房拆迁回收的型钢等重新焊接加工成钢楼梯等；成都案例馆内，处理污水案例“活水公园”悄然移至世博园区，将园区内的部分废水管道流入收集池，进行现场污水处理展示。

垃圾处理不仅是上海世博会需要探寻的重大主题，也是世博园每天面对的现实问题。

有数据显示，开园以来，世博园区每天产生的垃圾超百吨，最多的时候世博园一天需处理两三百吨垃圾。

在浦东世博园区的B片区，每天下午2时至夜里10时，来自上海浦发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十余名员工都驾着新能源车满园子“搜罗”餐饮垃圾。

一位姓石的员工告知，自己和同伴每天需将60桶120公升的垃圾桶从B片区运送到C片区的“垃圾中转站”。

而在欧洲片区，员工小顾则表示，自己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运送生活垃圾，其间次数她自己也数不清。

尽管如此，11岁的小观众韩宇对记者说，世博园区最大的不足就是垃圾太多。

垃圾处理首先需要从垃圾分类开始做起，但记者在园区内采访发现，虽然园区内垃圾桶清楚标识可回收、不可回收以及有害垃圾分类投放，但多数游客在“丢垃圾功课”上不及格。

一位刘女士凭直觉将吃剩的黄瓜皮丢入可回收投放口，而在某外国馆做礼宾服务的小吴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可回收、什么是不可回收的垃圾。

记者看到，不少游客在丢掷垃圾时并未仔细查看垃圾桶，而是往里“随手一丢”。

材料八：
随着环境问题逐渐被重视，节能、环保成为各国的发展主题，已经开始为垃圾处理提供产业发展的机会。

再生资源成为资源循环的新起点，同时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垃圾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成为节能减排、创造产业产值达新途径。

2007年1-11月，我国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行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61,149,109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8.75%；累计实现产品销售收入59,540,739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3.58%；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614,130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1.17%。

2008年1-8月，我国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行业实现累计工业总产值64,530,292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7.42%；实现累计产品销售收入62,446,110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4.54%；实现累计利润总额2,100,576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1.14%。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

”这是200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专家拉斯基提出的著名论断。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人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日益增多的城市垃圾该如何处理？
2009年12月19日下午4时50分，国家主席胡锦涛考察澳门时，专程前往澳门氹仔岛澳门家居弃置物处理中心，即澳门专门从事垃圾焚烧发电的厂房进行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