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与画品关系的三种类型研究

人品与画品关系的三种类型研究

内容摘要：历来对于人品与画品的关系的认知，多集中于对人品与画品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上，而对于人品与画品的影响模式和古人对于人品与画品影响的具体实例分析甚少，为此对人品与画品的关系在历史上的存在进行不同类型的分类和出现原因的分析是本文关注的对象。

人品与画品的关系是建立在对于人以及绘画艺术中的高低品评体系中的，关键在于这种关系对绘画艺术水平的高低优劣产生如何的辨别理论体系亦或是指导创作的理论体系，已知的对人品与画品的关系的见解，类别多样，观点不一，这是由于提出观点人的身份，以及时代特点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集合产物，稍有一点不同，则会导致对此关系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讲，对于人品与画品关系的认知可以分为三大类。首先，即人品影响画品中的精神境界，人格修养愈高，人品境界愈高，则在绘画中反应出的对造化、人生的探求境界也会更高，那么这是一种由人的精神反映到画的精神中的，一对一的互相提高。其次，也有观点认为艺品（包含书品、画品、诗品等）与人品不能挂钩，这种观点认为，以人品影响画品的品评方式是局限的，这种品评体系中难免要受到道德伦理、普世价值观念的拷问以及世俗追求的审视，用道德批评的方式，来看待艺术史中的艺术优劣，实在显得意气用事。甚至会在一定意义上贬低一门艺术的存在价值和文化高度。这之中不乏对于中国文化中追求完美人格以及最高境界的文化底蕴的体现，这种观点反对将画品等艺术的优劣附庸于人品之下，而追求人品与画品的二元定位，两者有影响，却不存在决定性关系。

对精神境界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人品与画品的二元定位的观点，两者差异在于人品的主要涵盖范围的差异，是一种认识上的不同，是时代性要求的人品对画品影响的内容上的变化。然而，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品决定画品之高低，亦可称之为人品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画品即人品”，把将艺术创作同人的素质修养完全等同，以道德尺度来论定画家之高低，以社会伦理、家族宗法之舆论评价书画作品，不强求以真正的艺术审美来看待书画家。

在唐以前，整体说来人品与画品的关系多保持在人品影响画品中精神境界的体系中，认为人格修养高会在画中体现出来，观画即观人。而直接以人品与画品相比，着重强调人品的地位的观点大多则在苏轼提出士夫画这一定位的重要事件后。苏轼对此看法为：“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之比喻，提出“书有二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1另外，如明项穆提出：“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则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书正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2一系列人品与书品的其非常重要性价值的观点。这种观点往往会涉及到以人之品牵强附会到书画之品上，并且贬低书画艺术本身的价值存在，有评价如此：“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世称宋人书，必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京书姿媚，何尝不可传？后人恶其为人，斥去之，而进端明于东坡、山谷、元章之列。然则士君子虽有绝艺，而立身一败，为世所羞，可不为殷鉴哉！”3明明承认“士君子”即蔡京有“绝艺”，然而人品不立，则为世所不容。

然而在这种人品决定画品的呼声中，并不乏为此鸣不平的观点出现，这种观点对于艺术品评是有着独立地位的存在价值，与人品不存在附庸关系。认为艺术是有自己的秩序的，用

1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14

2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31

3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40

人品的绝对化高度来评价艺术优劣是不可取的，尤其在清对明朝书画观点的反驳中多如此。

“张果亭（张瑞图）。王觉斯（王铎）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清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

“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鐸）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末入神，自足下朽。”

——清粱巘《评书帖》

“顾其流传书法，风骨高騫，与倪鸿宝（元璐）、黄石斋（道周）伯仲。”

——清杨守敬跋张瑞图《前赤壁赋》

可见，两种观点的对立关键点在于画品是否为附庸人品的存在，明解缙跋蔡襄《谢赐御书诗》帖曰:“……公此纸独为人所爱惜,夫岂惟其书之善哉。彼若蔡元长(蔡京)父子书非不工,偶有传者,人必不能以此易彼。且论之者非有慨然而叹,则必丑诋之矣,又安能如此书之合口一辞,敬羡而无间也。呜呼!书之美恶不诚系于人也哉。”4可见这种附庸关系，在以艺术家本体的存在看来，也是有不少人反对的。然而，这三种观点着实是在观点持有者的自身所在上来看的，不同的价值体系、社会身份地位、时代状况会产生相反的观点，这之中的原因却是十分复杂。

人品与画品的关系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人品与画品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发生了受政治、社会等其他因素影响的极端性变化，然而其对中国美术史风格及美术优劣品评标准的发展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由于人品与画品的关系在历史中有着不同的观点，这几种观点也都有各自的立场和依据，却促使了美术史中的一些细节产生与变化。

在绘画精神反映人格精神的画品与人品的关系中，人格修养、学识多寡、以及社会交际等都成为一系列能促成更优画品产生的因素，尽管这种促进不是绝对化的，然而在一定意义上，人品与画品的关系在这一层次上是促使了一个画家需要重视精神上修炼以及人文素养上的提升的，高洁雅士之风盛行，这为中国的书画体系涵盖博大的精神理念以及人文韵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画来表现人的精神的审美意向也更为确定，人的德行与表现的物象更好的融合起来，及至人格赞扬的高峰，如对君子品格比于一系列的物象于画中表现，最显眼的例子莫如以梅、兰、竹、菊为题材的花鸟画，又或者以特殊的绘画语言表现心中情感进而体现出画家之人格魅力者，如云林、八大之类。尽管人品与画品的关系仍然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体系下的一层衍生关系，然而该关系却未尝不是中国美术史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意味的一条重要促成因素。

随着苏轼提出士夫画到董其昌正式提出文人画一词，文人与画工在理论和绘画实践上的对立在不断的加剧，精神上的强调画家的人格修养和绘画技巧上的娴熟与运用自如本是绘画创作中两个重要的元素，文人与画工是在两者之中取舍量若几何，然而随着文人的崇高地位的确定性以及儒道释多家思想的共同演绎，为精神修养于绘画创作中的重要性又提升到了更高的位置，以至于到明清时期，人品高决定画品高的论调成为了主流和大势，甚至在艺术风格上也受到了此种风气的影响。如清冯班《钝吟书要》中评价赵孟頫为：“赵文敏（孟頫）为人少骨力,故字无雄浑之气。”这种评价把人品与艺术风格结合起来，看来似有合理之处，然而却自相矛盾，如对王铎之书法的品评，其为人骨力尚乏，但他的书法却被评如“秋鹰盘

4水赉佑.蔡襄书法史料集[Ｍ]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