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讽喻诗研究

白居易的讽喻诗研究

摘要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的讽喻诗涉及了众多的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反映了白居易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还有极高的思想价值。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后世诗人关心政治和民生有一定的影响。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

关键词讽喻诗；艺术特色；讽喻观

1、白居易讽喻诗的思想内容

1.1诗人对农民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关切

《观刈麦》中道：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诗人描写了农民田间劳作的辛苦，他们头顶烈日收割庄稼，本来酷热难挨，但为利于麦收，反而希望太阳不要落下去。其中一位妇女家田输税尽，拾此充肌肠，为缴纳租税，田产卖光，衣食无着，只得在别人田里拾麦穗来充饥。诗人尖锐地指出赋税是造成农民生活困苦的主要原因。在重赋、杜陵叟等诗中，诗人深刻揭露到，由于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使得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重赋），农民生活在饥寒交迫的处境中。诗人借一位老农杜陵叟之悲愤地控诉道：剥我身上帛，夺我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把掠夺剥削农民的各级官吏比作了害人的豺狼猛兽。与百姓的贫困

相对比，诗人自己的生活就优裕多了，正直的诗人不免常常自责。在新制布裘中道：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希望天下人都不受贫寒，皆得饱暖，表现了诗人关心人民，同情人民的人道主义胸怀和人本思想理念。

1.2 诗人还用较多的笔墨反映了妇女的不幸与悲惨命运

母别子中诗人写了这样一件事：妻子因丈夫显贵而喜新厌旧抛弃了她，把自己与两个刚会走路的孩子活活拆散，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新人迎来旧人弃，使我母子生别离。诗中女子声泪俱下的悲诉，不能不引起人们对那位道德沦丧的将军的谴责与义愤。对被葬送了青春和幸福的宫女，诗人更是将满腔同情诉诸笔端。他写道：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民间女子一旦选入宫中，就如同进了牢笼，有的一生中甚至从未见过君王，也不能同家人会面，过着与世隔绝、孤独凄凉的生活。在陵园妾、上阳白发人等诗作中，对宫女的幽闭怨旷，隔离亲族的生活处境都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述。上阳宫女由年仅十六岁的妙龄少女，变成白发苍苍的六十老人，在深宫内院被幽禁四十多年。她深锁宫中，度日如年，既嫌秋夜长，又怨春日迟，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在百无聊赖之中，消磨着时光与生命。

2、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点

2.1语言质朴、直切、平易浅近，主旨鲜明

据说白居易每创作一首诗，即念给家里的老媪听，直到其听懂，方才不再改动。无论这则故事是真是假，白居易的讽喻诗容易理解是事实。这首先在于他在创作时，不用难字，僻字；少用典故，更不用僻典。

2.2善于在强烈的对比中揭示事情的本质

在《议婚》诗中，作者把贫家女和富家女进行了多方的对比：家境的贫与富，衣着打扮的坏与好，道德品质的孝与不贤。然而，不贤的富家女的婚事根本不用家里担忧，早早就有人上门求聘；孝顺姑舅的贫家女二十好几了，却还是无人问津。这难道不是上天的不公，社会的不公吗！

2.3感慨议论

在白居易的《夜宿紫阁山北村》中，“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作者在山中游玩，和一村老一见如故，但尚未来得及把酒言欢，“暴卒来入门。紫衣狭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飨？？”这伙人为什么可以这样蛮横不讲理呢？作者马上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原来，这伙人是借着皇帝的恩宠，打着皇帝的旗号，在招摇撞骗！

2.4刻画形象：形象刻画生动，善于惊醒心理刻画

在白居易的一百多首讽喻诗中，有许多栩栩如生的形象。赫赫至君王，丑恶嘴脸至贪官污吏无耻小人，坚贞高洁至贤臣信士，

贫苦凄凉至灾民死囚，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如果单从这一方面来讲，白居易的讽喻诗要优于杜甫的“三吏”和“三别”。《轻肥》中的贪官污吏和《夜宿紫阁山北村》中的蛮横士卒，前文已经提过。再如《紫藤》中的紫藤，显然是指佞谀小人。这类人往往给人以美好的视觉印象：“藤花紫蒙茸，藤叶青扶疏。”紫色的花毛茸茸的，绿色的叶疏疏的，正如佞谀小人永远的脸堆微笑，和颜悦色。“下如蛇屈盘，上若绳萦纡。”正如佞谀小人总是屁颠屁颠地在权贵身前身后卑躬屈膝。“柔蔓不自胜，袅袅挂空虚。”正如佞谀小人为迷惑权贵，讨权贵欢心，总要伪装出美好的形象。刻画得多么神似，多么入骨！

3.白居易的诗歌讽喻观

唐朝的第三位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与元九书》中，全面阐发了他的诗歌创作宗旨及其对诗歌创作的自身主张。白居易的诗论以其“政治讽喻”为创作的指导思想，郭绍虞称其“比较全面地解决了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强烈的战斗色彩。白居易认为文学不能只是消极地反映社会生活，文学要具有讽喻的社会功用，甚至认为文学可以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他主张“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尽管他一直拿着封建帝国的俸禄，“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但他仍然以讽喻为己任，其讽喻决非

如杜甫到河南偶遇后所成之《新安吏》、《石壕吏》，而是有目的地在讽喻。

作为一个诗人，实实在在地表达了当时的诗人认识水平和历史局限。诗人的讽喻到了白居易时似达到了无以逾越的水平。这种讽喻甚至造成自己的杀身之祸也是诗人的偏执之处。因为诗人的讽喻是建立在“讽喻”的本意上的。尽管诗人在诗歌“讽”的理论认识上水平相当高，但在“讽喻”的内容上却不成系统，凡见有讽则讽，对整个制度、体制———受自身水平和历史局限———仍不能拿出“真知灼见”，这是造成统治者厌恶的根本原因。

总之，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以君王为读者的，他是在写一种教诲君王的诗歌。写作讽谕诗来教诲君王，改善社会，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是落空了，但讽喻诗创作和讽谕诗学思想并不因此而失去其价值。